见过列宁的皮亚蒂戈尔斯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教授、大提琴演奏家朱利叶斯·克伦格尔（Julius Klengel，1859—1933）的班上来了个十八岁的俄国学生，名叫皮亚蒂戈尔斯基。克伦格尔喜爱来自各国的学生，经常开派对，让大家畅饮多特蒙德啤酒。可皮亚蒂戈尔斯基初来乍到，心绪不宁，在导师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有点伤感，止不住想起自己在莫斯科的愉快时光。

他觉得，他就读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是“大提琴天堂”。课堂里，练琴室里，排练厅里，到处是大提琴，同学们都在用功练习，在那高低起伏、忽强忽弱的琴声里，一个个未来的大提琴家日渐成长。他自己尽管自幼跟父亲学小提琴和钢琴，可第一次听见大提琴声，就觉得这声音真美。他找了两根手杖，一长一短，长的当琴身，短的当琴弓，就此练起“大提琴”来了。七岁时，作为生日礼物，父亲赠给他第一把真的大提琴。父亲是小提琴家，也是他的第一个大提琴老师。父亲说：“大、小提琴属于一个大家庭。”

皮亚蒂戈尔斯基很早就进了莫斯科音乐学院这个“大提琴天堂”，拜格连教授为师，这位教授曾是达维多夫的学生，达维多夫曾被柴科夫斯基誉为“大提琴之王”。导师发现他进步很快，演奏时技巧运用自如、音色优美，还富于表情。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格拉祖诺夫听过他演奏，对他拉的《流浪者之歌》和《西班牙小夜曲》赞赏不止。

他的全名是格里高利·皮亚蒂戈尔斯基（Gregor Piatigorsky，1903—1976），生于乌克兰的一个犹太家庭，后随父母迁居莫斯科。他十三岁时发生十月革命，不久便加入“列宁弦乐四重奏”乐队，该乐队原名“贝多芬、鲍罗丁和柴科夫斯基四重奏”。大家坐在桌子周围开会讨论改名时，皮亚蒂戈尔斯基问道：“可不可以叫贝多芬四重奏？”有人在桌子下踢了他一脚。不久，小乐队被邀请去克里姆林宫演出，列宁接见他们，观看他们的表演，最后送他们到接待室，伸出手臂说：“谢谢同志们。”然后列宁对皮亚蒂戈尔斯基说：“你得留一下。”这位未来的大提琴家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道：

十五岁时，皮亚蒂戈尔斯基被莫斯科大剧院录取，成为大剧院乐队的首席大提琴手。进入莫斯科大剧院，是艺术家的最大荣誉和骄傲，年少的皮亚蒂戈尔斯基想不到这个剧院庄重、神秘的大门会为他而开，而他只在评审团面前演奏了一首名曲——德沃夏克的《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和几支小曲。他在大剧院乐队里的第一个晚上是为芭蕾《天鹅湖》奏乐。在音乐会上，他演奏过德彪西的大提琴奏鸣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叙事曲。

有一次，大剧院的乐队排练理查·施特劳斯的大提琴独奏和管弦乐曲《堂吉诃德》，皮亚蒂戈尔斯基已经坐在首席大提琴的座位上。指挥菲特尔伯格忽然冲着他说：“这首曲子的大提琴独奏部分难度很大，你那么年轻，我怀疑你能否胜任。在欧洲，这部作品总是由资深的客座独奏演员演奏，所以我邀请了吉斯金先生。”他说罢，吉斯金进入排练厅，全场没有掌声，一片寂静。皮亚蒂戈尔斯基倒很想听听他的演奏，礼貌地给他让座，自己坐到第二把椅子上。吉斯金刚要拉琴，忽然有人大声叫了起来：“我们自己的大提琴手演奏得很好，不比任何人差！我们不在乎欧洲的做法，这儿是莫斯科大剧院。”皮亚蒂戈尔斯基不安地眼看着吉斯金离席而去，排练重又开始。

有一次，理查·施特劳斯亲自指挥排练《堂吉诃德》，在皮亚蒂戈尔斯奏完D小调慢板变奏曲后，他兴奋地对乐队说：“现在我听到了我想象中的堂吉诃德的声音。”

莫斯科留给他的印象真不错：学习在“大提琴天堂”，工作在莫斯科大剧院，下工厂、部队演出也很有意思。即使当时国内动荡不安，老百姓饥寒交迫，可艺术家们有特殊配给，皮亚蒂戈尔斯基因年轻，得到的配给卡名为“巧克力宝贝”，不过他宁愿要生鱼和土豆皮，也不喜欢没完没了的甜食。

不过，他当时心里想得最多的似乎还是列宁发出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尤其向往在国外进修深造，提高自己的琴艺。他甚至大胆地去见了卢那察尔斯基——国民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既是政治活动家，又是教育家、文学家、美学家，赫赫有名。他请求批准他去法国或德国学习，可这位大人物一口否定，对他说：“莫斯科需要你。”后来，他又去找他一次，又被拒绝，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我会逃跑。”

卢那察尔斯基哪会相信他会“逃跑”，可他却真的逃走了。那是1921年夏天，他与大剧院五六名歌手和琴手到各地巡回演出，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没有固定目的地。他们去了基辅和一些小城市，最后来到乌克兰与波兰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付了一大笔钱，让边界警卫放走他们，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渡过河。河水较浅，皮亚蒂戈尔斯基把大提琴顶在头上趟了过去。一个同事说：“我们过了边界，安全了。”“不，”皮亚蒂戈尔斯基说，“我们过了河，可也断了身后的路，永远回不去了。”

在波兰边境，他们被捕入狱。边境警卫要他们出示证件，可他们已根据俄方放行者的要求把所有证件都销毁了。尽管他们拉琴、唱歌给警卫们听，还得到掌声，可警卫们还是怀疑他们是“间谍”，而不是“音乐家”。后来，在被押解送回去见其苏联“同志”的路上，他们借口要在一个火车站上给候车室里的农民表演，结果偷偷搭上一列火车，在火车抵达勒武维克车站时下了车。“这是真的欧洲啦！”皮亚蒂戈尔斯基叫了起来，心中悲喜交集。

从此之后，莫斯科大剧院的这伙年轻“叛逃者”便各自开始了异国生活。毕竟是职业音乐家，能在咖啡馆、餐馆拉琴、唱歌，他们也就能生存下去，尽管心头隐隐感到前途茫然。皮亚蒂戈尔斯基后来到了华沙，不愧为少年才俊，很快进了华沙爱乐乐团，当上首席大提琴助手，并经常表演独奏。不过，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到德国进修，不久便告别华沙的新朋友，到了柏林，出学费请音乐学院的贝克尔教授单独授课。教授称赞他的演奏水平已和教师一般高，后因语言障碍引起误会，两人不欢而散。皮亚蒂戈尔斯基心里很难受，甚至想回莫斯科，去重享“大提琴天堂”的愉悦。

不过，最后他还是来到莱比锡——巴赫和门德尔松留下许多美好乐章的城市，成了克伦格尔教授的学生。可一开始，连多特蒙德啤酒也没有使他高兴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莱比锡是不是“大提琴天堂”。不久，他在华沙遇见的第一个美国人赫尔德也到莱比锡来了，赫尔德夫妇听过他的音乐会，赞赏他的才气，他们自己无子嗣，视他为己出，持续给他资助。赫尔德这次来用许多理由劝皮亚蒂戈尔斯基跟他一起去纽约，相信他在美国将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可这小子不近人情，反而误会他，悻悻离去，使赫尔德甚觉尴尬。若干年后两人在美国重聚，皮亚蒂戈尔斯基才真诚致歉。

失去赫尔德的资助后，皮亚蒂戈尔斯基真正陷入了困境，连房租都付不起，房东赶他走，把他的大提琴扣下作抵押（这哪像“大提琴天堂”？）。克伦格尔教授为人善良，没有收他学费，在他结业后劝他去柏林，因为在莱比锡没有大提琴手的空缺。于是他去了柏林，再次尝到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苦楚，在公园长凳上过夜被警察撵走时，他的心情可想而知。后来他遇见在华沙认识的老朋友，大家意识到“柏林不是莫斯科，我们得从底层开始”，便成立了一个三重奏小组，在俄国人的饭店里演奏挣饭钱。

这家饭店的顾客中有两个人对他们的演奏特感兴趣。

一个是菲尔曼，科隆音乐学院学生，未来的杰出大提琴演奏家，他和皮亚蒂戈尔斯基当时都才十八九岁，本书有专章写他。

另一个顾客是富特文格勒（Furtwangler，1886—1954），德国指挥家、作曲家，自幼学习钢琴，十七岁创作《D大调交响曲》，曾任欧洲多所大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指挥，1922年至1954年间两度任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误作战犯，后被宣判无罪。他指挥乐队时强调突出低音弦乐器的音量和音质，以使弦乐组音响和谐浑厚。当他在柏林的这家餐厅里遇见这个三重奏时，自然就发觉皮亚蒂戈尔斯基的大提琴声不同凡响，一听就知是个罕见的音乐才子，他决定聘请这个年轻人，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皮亚蒂戈尔斯基的生活从此有了转机，有了美好前途，可在“大提琴天堂”里驰骋，让悠扬琴声传遍世界各国。他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访问美国，最后成了俄裔美国大提琴家。

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少音乐家离开俄国，最后在美国定居。他们中有海菲兹、拉赫玛尼诺夫、库塞维茨基、霍洛维茨、斯特拉文斯基等等。他们在国内的境况各不相同，移居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而对皮亚蒂戈尔斯基来说，更多的显然是出于艺术上的追求，出于对更广阔的大提琴乐园的向往，希望在这样的乐园里享受更多的乐趣，获得更大的艺术成就。尽管是“叛逃者”，可他的自传里保留着对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大剧院的美好回忆，保留着对列宁的好感和敬意，甚至记住列宁关于国际象棋的话，他自己及其妻子都成了好棋手，甚至在美国举办了“皮亚蒂戈尔斯基杯”象棋比赛。他的妻子是法国银行家罗特希尔德的女儿，他三十多岁时与之结为连理，他们的孙子后来也成了大提琴家。

皮亚蒂戈尔斯基在美国的音乐活动丰富多彩：与费城管弦乐团、纽约爱乐乐团联合演出，与托斯卡尼尼、拉赫玛尼诺夫、斯托科夫斯基、库塞维茨基、卡萨尔斯、巴伦博伊姆等名家合作，与霍洛维茨、海菲兹、米尔斯坦组成四重奏演奏室内乐名曲。

皮亚蒂戈尔斯基性格开朗，善于交际，除有许多演奏家朋友以外，还与不少作曲家相好。他常约请作曲家，或作曲家主动为他谱写新曲，因此扩大了大提琴的演奏曲目。这些作曲家中有普罗科菲耶夫、欣德米特、沃尔顿、杜克尔斯基和斯特拉文斯基等。1973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他举行的七十岁生日音乐会上，十个大提琴家一起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为他创作的《意大利组曲》。

俄罗斯杰出的弦乐演奏家都重视教学，热心培育年轻一代，小提琴家奥尔、奥伊斯特拉赫、海菲兹是如此，大提琴家布朗杜科夫、皮亚蒂戈尔斯基、罗斯特罗波维奇也是如此。皮亚蒂戈尔斯基在美国先后执教于科蒂斯音乐学院、波士顿大学、探戈林音乐节、南加州大学，培养出多名优秀大提琴家。杰弗里·索罗（Jeffrey Solow）从1968年到1973年是南加州大学“精英大提琴班”里的学生，记得皮亚蒂戈尔斯基常对学生们说，他们不是他的“门生”或“弟子”。他不喜欢“pupil”这个词，他只是他们年纪较大、经验较多的同事，“我们大家都是‘艺术的学生’”。

索罗记住导师的话，后来始终自视为“艺术的学生”。他小时候就见过皮亚蒂戈尔斯基，那是1961年，他十二岁，在加州帕萨迪纳参加科尔曼室内乐比赛，海菲兹和皮亚蒂戈尔斯基是评委，他有机会留下一幅与后者的合影。高大的皮亚蒂戈尔斯基站在台阶上，右手搭在他这个小男孩肩上，满面笑容俯视着他。索罗的脸上似乎则有点沮丧，因为“我们的三重奏组没有赢”，海菲兹直言道，少年赛事中没有一个足够好的小组。这幅照片如今出现在互联网上，可见其历史意义。

索罗回忆说，皮亚蒂戈尔斯基要求学生来上课都要穿西装打领带，表面上似乎要他们为今后开音乐会习惯于这种穿着，其实是要求大家学习更认真，学得更好。关于课堂上的情况，索罗说：“他常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桌上放着乐谱和铅笔。我们在教室里四散而坐（带着自备的午餐）。他从不带他自己的大提琴，而是在学生的琴上做示范。他要我们从各个角度仔细看他演奏，从他拉出的琴声中知晓我们自己的琴也可以发出很美的声音。有的学生进步很快，想多练几首规定曲目，但他往往要我们在同一首乐曲上多花一点时间，比如我在课堂上的第一年，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拉德沃夏克的《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皮亚蒂戈尔斯基1976年病逝于洛杉矶。他当年演奏时拍摄的影片，如今我们在互联网上还能看到：一个清秀的高个艺术家，含情而奏，端庄优雅，慢板乐章抒情如歌，快板乐章技巧辉煌，充分展现他最喜爱的博克里尼、布洛赫、沃尔顿等作曲家的不同风格，表达他在“大提琴天堂”里的舒心和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