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比好强大

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灵长动物、类人猿和人类祖先必须找到一些让人愉快的“胡萝卜”，比如容身之所、食物、性。与此同时，他们也要远离那些带来痛苦的“大棒”，比如食肉动物、饥饿以及其他种族的侵袭。胡萝卜和大棒都很重要，但是它们之间有一个决定性的区别。从生存的角度来说，大棒比胡萝卜更紧急，影响更大。如果你今天没找到胡萝卜，明天还有机会继续找，但是如果你今天没能躲过挥来的大棒（嘭！），以后就再也吃不到胡萝卜了。野外生存的头号法则就是：吃午餐，别成为午餐！几亿年来，这始终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大问题，你要时刻对大棒格外警醒，对其做出激烈的反应，强化自己的记忆，久而久之，你对大棒变得越来越敏感。

最终大脑进化出了一种固有的消极偏见。尽管这一偏见出现时的环境远比我们当下的环境严酷得多，但它至今仍持续在我们体内发生作用：当我们开车遇上交通堵塞时，当我们着手组织会议时，当我们解决手足间的争端时，或者当我们试图节食、观看电视新闻、周旋于繁忙的家务、付账单或者赶赴一场约会时……为了帮助你生存下去，大脑时刻准备着启动消极偏见。

时刻为你留意

首先，大脑总是时刻为你留意着潜在的危险或损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新闻节目总是常规性地以谋杀或者灾难的新闻开场。正如新闻界有云：流血的新闻有卖点（If it bleeds,it leads）。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那些警觉性高、生存欲望强且总是抱团而居的动物，更容易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而且这种倾向现在已经植入了我们的DNA当中。即使在你感觉快乐、放松，与别人有某种情感联系的时候，大脑也在巡视着各种潜在的危险、失望以及各种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在你的意识深处通常有一种隐隐约约但又值得注意的不安、不满和隔绝的感受，这种感受会激起你的警戒心。

当最小的那个事情出错或者可能出现麻烦时，大脑就会把焦点放在它身上，不再关心其他事情。如果你的老板对你的工作做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在一大堆赞美之词当中夹杂着一条批评，那你就很有可能只关心这条消极评论。相比消极刺激，人们对积极刺激接受得更快，也更容易。相比快乐，我们能更快地辨别出一个人在生气。实际上，当别人生气时，大脑在你尚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已经做出反应了。

痛苦的力量

坏体验（痛苦的、令人难过的）通常会压制好体验（让人感到愉悦、舒服、惬意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n）曾提出一个观点：相比于取得收获，大多数人更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以避免等量的伤害。他凭借这个观点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了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每一个我们遇到的消极互动，通常需要至少五个积极互动才能抵消。只有当积极体验以至少3:1的比例胜过消极体验时，人们才能真正开始蓬勃发展、茁壮成长。当然，这个比例越高越好。消极体验污染积极体验的能力，要强过积极体验净化消极体验的水平。举例来说，一次恶行对英雄的声誉造成的伤害，要大于做一件好事给恶棍的名声带来的改善。

坏体验对人类思维的附加影响基于它对大脑的额外作用，即大脑对令人不悦的事情的反应，要比对同样程度的快乐体验的反应更强烈。大脑中负责管理反应过度的中央回路包含三个部分：杏仁体、下丘脑、海马体。因此，虽然位于大脑后部的杏仁大小的杏仁体的确能对积极的事件和感觉做出反应，但就大多数人来说，真正激活大脑的还是那些消极的东西。

想象一下，一个人（比如你的父母、伴侣或者同事）在生你的气，你对此感到非常焦虑，此时对方的怒气激活了你大脑中的杏仁体，就像百万年前的人类看到一头正在觅食的狮子一样。在你做出战逃反应（fight-or-flight response）之前，杏仁体向你的下丘脑和位于脑干的交感神经系统控制中心发出了信号。下丘脑发出紧急信号，召集肾上腺素（adrenaline）、肾上腺皮质醇（cortisol）和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等应激激素（stress hormones）。接下来你心跳加快，思维也在飞速运转，你开始感到慌张或者难过。大脑中的海马体针对这一经历形成了一个初始的神经追踪（neural trace）（发生了什么事，谁说了什么，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指引你在皮质记忆网络中（cortical memory networks）对其加以巩固，以便日后你回来学习。通过神经系统中这一类似高速公路的构造的连接，被激活的杏仁体向海马体发出命令，要求其将这一给你带来压力的经历作为紧急要务处理，以备储藏，甚至会使新出现的神经细胞永远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