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村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第一节 乡村产业融合的理论基础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1］（Transaction Cost Theory）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Coase，Ronald H）于1937年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又称交易费用，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交易成本通常是由信息搜集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成本等构成。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观点是用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企业的性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书中认为，交易成本是通过市场价格机制组织产生的、最明显的成本，也就是完成交易的成本，并认为交易成本是市场上发生的每笔交易的谈判费用、签约费用及监督合同履行的费用。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使得市场交易费用较大；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运而生，通过市场完成的交易成本相对偏高，而形成企业组织，可以通过企业内部配置资源，实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
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则将交易成本理论系统化。威廉姆森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并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以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之间的各种交互活动看作经济交易，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他广泛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并开创性地把交易成本的理论应用到各种经济制度的比较和分析中，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体系。威廉姆森在1985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书，书中以交易为基本单位，以合同为研究对象，研究制度的效率和经济的效率。该书已成为经济学的经典名著，影响经久不衰。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经济交易是稀缺的，进行科学的交易选择安排，实现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本书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产业创新，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是通过产业间的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实现产业附加值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最终实现产业兴旺。
在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产业融合研究方面，梁伟军［2］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对现代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机制进行了研究。常耀中［3］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辩论了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产业政策。吴悦、周晓冬［4］等人以新疆库尔勒香梨合作社为例，对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果品产业合作社规模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Industrial Chain）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技术的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的概念。这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的均衡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这种“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的内模式，作为一种客观规律，它像一只“无形之手”调控产业链的形成。产业链的特征包含产业层次、产业关联程度、资源加工深度和满足需求程度等。
在西方研究文献中，与“产业链”相关的概念是“产业关联效应”“供应链”和“价值链”等概念。1958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产业关联效应理论，并利用产业关联效应理论论述了产业的链条关系及相关概念，后来逐渐表述为产业链。供应链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整合外部资源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形成一条贯穿供应商—制造商—经销商—分销商的链条，相邻企业之间表现出一种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价值链是由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他认为，“每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每个环节都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所有活动可以用价值链表示出来。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辅助活动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相互分工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价值创造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形成的原因在于创造，产业链是产业价值实现和增值的根本途径。
产业链分为接通产业链和延伸产业链，接通产业链是指将一定地域空间范围内间断的产业部门借助某种产业合作形式联结起来；延伸产业链则是将一条原有的产业链尽可能地向上游或下游拓展延深，产业链向上游延伸一般使得产业链联结到基础产业环节和技术研发环节，向下游延伸则进入到市场拓展环节和营销环节。产业链的实质就是产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关联关系，而这种产业关联关系的实质则是产业内的企业之间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本书研究的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就是通过延伸乡村产业链，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乡村产业价值链的增值和利润的增长。
在中国经济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产业链在促进企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上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于此，肖小虹［5］以产业链为主线，对产业链的内涵、产业链的形成、产业链的构建、产业链的优化与整合理论进行了综述，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乡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任何产品的价值只有通过销售和最终消费才能实现，否则所有环节的价值都不能实现。同时，产业链也体现了产业价值的分配，随着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产业价值的分配由在不同企业进行分配转变为在不同产业链节点上进行分配。产业链也是为了创造产业价值最大化，它的本质意义在于实现“1+1>2”的价值增值效应。这种增值缘于产业链的乘数效应，也就是说当产业链中的某一个节点的效益发生变化时，会导致产业链中的其他关联产业相应地发生倍增效应。谭明交［6］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中，对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中的价值增值效应进行了研究和实证。
理论和实证证明，产业链的本质是用来描述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企业群集合，它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存在结构、价值二维属性。产业链中企业之间大量存在产品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下游企业向上游企业反馈信息和提出需求信息。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与交易的细化与复杂化，使得不同分工单元之间的相互联结形式成为研究的重点。企业的组织结构随分工的细化而变得更加复杂，单一的企业日渐难以孤立应对复杂的分工与交易，不得不依靠企业间的相互关联，这种搜寻最佳企业联结关系的动力与实践就成为产业链形成的先决条件和内在动力。同样，健全产业链［7］、乡村产业链延伸［8］、产业链增值［9］、农村区域异质性与扶贫产业链式融合发展［10］研究，都成为促进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的热点。
三、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集群理论（Industry Cluster Theory）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在区位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作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韦伯的产业区位理论奠定了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思想基础，迈克尔·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克鲁格曼的集聚理论的产生，标志着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1990年，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产业集群的概念［11］，其含义是：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会，通过这种区域集聚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构建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物流成本，形成区域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区域竞争力。迈克尔·波特同时提出了产业集群对规模经济的作用、政府的政策与经济集聚的关系等重要命题。
理论研究领域一致认为产业集群通常具有如下7个特征：①集聚性。即区域邻近性和产业关联性。区域邻近性是指构成产业集群的经济主体在区域上是邻近的，具备区域邻近地理优势；产业关联性是指各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经济联系，邻近地理区域的大部分企业基本围绕同一产业、相关产业或上下游产业从事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等经营活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和产业上的关联使区域经济形成系统整体功能，具备明显的竞争力。②专业分工。产业集聚区内部企业之间具有某个或某几个显著的产业特征或产业联系作为联结点，产业内部企业之间基于专业分工形成产业组织关系。③竞争性。集聚区内的企业遵循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竞争促使企业的创新和发展，进而促进集群整体发展壮大。④低采购成本。集群内成员企业之间通过市场供需关系联接，实现地理临近本地化采购，形成整个集群的成本优势。产业链的当地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采购和供应成本，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沟通互动，从而为双方在技术创新中协作和学习创造了条件。⑤规模优势明显。产业内部的单个企业绝大部分属于中小企业，规模不大，但是整个集群却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⑥市场渗透力强。集群产品销售具有极强的市场渗透力，部分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集群和地区专业市场互动发展的局面。⑦集群企业具有明显的学习效应。一个企业的成功往往会带动一大批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企业产生并进行学习和创新，其学习效应呈裂变式扩张。
围绕产业集群理论，苏毅清、游玉婷等人［12］结合分工理论对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的内涵进行了定义，分析了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使农业获益的机制，建立了观察我国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状况的分析框架，以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和重庆六个代表性省和直辖市为例，对我国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特点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易醇、张爱民［13］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从城乡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城乡产业结构各项指标及变化趋势的角度，对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城乡产业融合协同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刘国斌、李博［14］从理论基础、现实依据、作用机制及实现路径等视角，研究了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问题。
总之，乡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可以改变乡村产业链单一的状况，降低乡村产业发展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获得乡村产业的外部规模经济并形成产业集群，实现规模经济，实现乡村产业利润最大化。
四、乡村产业化理论
乡村产业化（Agriculture Industrialization）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形成现代化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乡村产业化也称作农业生产、经营、服务一体化，起源于二战后农业振兴时期的美国，而后传入西欧、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关系将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有机地联系起来，其核心是一体化结构体系的建立和运作［15］。
从实质上看，乡村产业化是指对传统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的过程。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与传统封闭的农业生产经营相比，乡村产业化具有市场化、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集约化、社会化、企业化等特征。
靳相木、胡继连的《有中国特色的乡村产业化理论》一文［16］指出，“乡村产业化只是我国农业转型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乡村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整合乡村产业内各生产者之间的垄断竞争关系，以实现农业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兼得”。芦千文［17］为揭示乡村产业融合的运行机理和理论基础，在梳理交易费用、契约选择、合作互惠、集体行动等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完善的契约网，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建立稳定的合作互惠关系，提高产业经营效率；通过风险防范和内部约束，增强彼此信任和依赖感，达成集体理性行动，提升整体竞争力；及时将实践经验固化成规则制度，形塑制度演化路径，形成规范运营体系。提出的这一现代乡村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式、理论和案例，对解决农业产需失调、供需错配，农业稀缺要素导入不畅，经营主体功能定位不清等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窦祥铭［18］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对联合体有关理论的系统阐释和发展典型——蔬乐园瓜菜联合体的个案分析，提出了推进联合体健康发展的若干思考。
五、产业融合理论
产业融合［19］（Industrial Convergence）是指在时间上先后产生、结构上处于不同层次的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知识业在同一个产业、产业链、产业网中相互渗透、相互包含、融合发展的产业形态与经济增长方式，是用无形渗透有形、高端统御低端、先进提升落后、纵向带动横向，使低端产业成为高端产业的组成部分，实现产业升级的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经营模式。产业融合以第五产业知识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农业为基础，第二产业工业为中介，第三产业服务业为核心，第四产业信息业为配套，是在产业层面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推动产业升级的系统工程。产业融合以第三产业为核心，既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又能多维度提高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智慧经济与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经济体系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融合是城乡融合区域融合的本质，是城乡融合区域融合的核心、纽带与催化剂［20］。
产业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科技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一种产业模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技术创新研发出了更高效率的技术和工艺、更高级的产品，然后通过相关产业渗透扩散到其他产业之中，从而实现技术的溢出效应，并改变原有产业的生产技术方式和生产过程，从而改变了原有产业的生产函数和成本函数，为产业融合提供动力；同时，技术创新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特点，给原有产业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新的市场空间。追求范围经济和竞争的压力是产业融合的内在动力，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实现持续发展和扩展，着眼于不断探索如何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并努力获得长期的竞争优势。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努力在竞争中实现合作，在合作中通过联合创新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实现范围经济效益。放松管制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外部条件，不同产业之间存在着产业边界，形成产业边界的原因在于不同产业存在着进入壁垒。美国学者施蒂格勒认为，进入壁垒是新企业比旧企业多承担的成本，各国政府的经济性管制是形成不同产业进入壁垒的主要原因。
李晓琴［21］基于产业融合理论，以低碳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线，借助旅游业内部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不同融合方式，研究了具有良好低碳导向、低碳技术和市场竞争力的各类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态的“低碳旅游业态”及其创新路径。孙军、高彦彦［22］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产业融合范式将发生改变。互联网通过直接外部性和间接外部性两种方式作用于传统产业，具有促进传统产业增长的“外溢效应”和抑制其增长的“极化效应”，对产业融合的理论范式与路径选择进行了研究。周春波［23］基于省级产业数据，运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动力的影响效应，并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IV-Panel）、动态面板模型（SGMM）验证了该影响效应的可靠性，对提升文化与旅游业的消费需求驱动效能，强化文化与旅游产业链的跨界技术创新效应，发挥文化与旅游产业演进期的政府规制作用起到了理论指导作用。荣慧艳［24］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角度，探析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产业融合的结果是出现了新的产业、新的产业增长点或产业链延长。乡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将出现诸如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现代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形态，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延伸乡村产业价值链、实现乡村产业价值倍增等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