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徐绪卿教授是一位优秀的民办高校领导者，又是一位成就斐然的民办高教研究者。他以一位学者型领导的身份活跃于民办高教界20年，创造了多个之最：承担民办高教研究项目最多，发表民办高教研究著述最多，研究成果获得政府奖项最多，以及民办高教界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先后担任浙江树人大学副校长、校长近20年，为树人大学成立后最关键时期的发展建设付出了人生最重要的时光，也成就了自己人生最高光的时刻。浙江树人大学由小到大、由比较弱到比较强的发展，与他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卸任校长岗位后，他将自己发表的有关民办高教研究的论文整理出来，精选了部分代表性论文集结出版，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不论是对他个人的任职经历还是对他的民办高教研究，他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他的研究一部分是为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一部分是探讨民办高教的一般发展问题。
民办高等教育也是我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我可能是两个少数派，即高等教育研究者中研究民办高教的，民办高教研究者中研究高等教育的。尽管如此，我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和民办高教研究发展是有一定发言权的。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等教育和民办高等教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民办高等教育实现了复兴，一大批民办高校发展起来了，民办院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例奠定了民办高教不可替代的地位，让人们看到了民办高教的巨大影响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据统计，到2019年，民办高校数量已经达到757所（含独立学院257所，成人高校1所），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有219.69万人，在校生人数达708.83万人。民办高教发展解决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子弟有学上的问题，缓解了政府财政投资高等教育发挥的巨大压力。再从社会就业角度看，每一所民办高校都解决了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就业问题，民办高教成为了庞大的社会就业部门。不论从哪方面看，民办高教都是国家重要的事业，民办高校举办者和办学者们应当受到尊重。与民办高等教育复兴相伴随的是民办高教研究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办高教研究未曾停下脚步，尽管这个研究领域至今仍没有成为“显学”，但这并不能否认它的地位和作用。每年都有一批民办高教研究文章刊发，也有若干专著出版，它们是民办高教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
在看到积极面的同时，也不能否认，民办高教发展遇到了困难，民办高教研究未能破解民办高教发展的困局，或者说民办高教研究自身也存在不能忽视的短板。民办高教发展的困局可能是其发展过程中不能避免的，也可能是有的人一厢情愿造成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政府有关部门和研究者都应当高度重视，从实际出发寻求破局良策。
民办高教的困局在于营非选择的两难。基于营非的分类管理政策设计是一个理想化的政策动议，出发点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它可能有些不切实际，民办高校似乎无论选择营利还是非营利，都难有一个光明的发展前景。这导致部分民办高校举办者铤而走险，将学校空壳化间接上市，将学校置于股市的起伏跌宕之中。其他民办高校举办者犹豫不决，难舍难分，举棋不定。实际上，不只是举办者面对两难困境，地方政府也似乎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实施策略，所以，尽管许多省份都出台了实施细则，但也没有解除民办高校举办者疑虑。
民办高教的困局在于资本逐利的诱惑。社会资本可以捐作慈善，也可以投资营利。民办高校举办者投资办学的动机在于营利，尽管有的举办者在办学过程中精神境界得到升华，培养了浓厚的教育情怀，但不可否认，大多数举办者还是怀揣营利期望的。如果政策将举办者的营利动机完全推向市场，以市场手段调控民办高校办学，那无疑是勒紧了民办高教发展的脖颈。承认资本逐利的合理性，在发展民办高校慈善事业性质的同时，给予资本逐利合理的空间，这正是40多年来民办高教得以持续发展的命脉。有人可能说民办高校可以选择营利性办学，恕我直言，这可能是民办高校的绝望坡，不可能有前途。
民办高教的困局在于举办者的代际传承。民办高校正陆续进入举办者代际传承期，第一代举办者很多已经或即将进入古稀之年，精力有限，难以承受高强度的管理治校负荷。民办高校举办者的年轻一代子女正逐步上位，接替父辈执掌治校大权。常言道，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尽管年轻一代可以从父辈手中接过权杖，但很多却还难有父辈那般的威信和亲和力。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父辈可能并没有光鲜的履历和先进的办学理念，但他们有数十年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验财富，还有数十年里一起打拼的同事感情和人脉。经验、感情和人脉成就了他们父辈的事业，那么，年轻一代靠什么开创民办高校发展的新格局呢？
民办高教的困局在于治理的不成熟。很多人都认为民办高校有治理优势，它们机制灵活，束缚较少，决策更快，手段更有效，这些所谓的优势往往带来民办高校决策多变，办事随意，缺少规矩，没有遵循。因为举办者常常大权独揽，其他各级管理人员有职无权，连购买和报销几块钱的办公用品都需要找举办者审批签字。法律规定民办高校实行董事会（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为法律没有做出更详细的规定，即便有的有一些要求，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很多工作制度徒具形式，实际上往往是举办者一人说了算。没有成熟的治理，难有稳定持久的高水平办学。民办高校的治理还很不成熟，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民办高教发展的困局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不认为民办高教研究应该对民办高教发展困局负多大的责任，但研究存在的问题确实是有一定影响的。明确民办高教研究的短板，加强民办高教研究，更好地发挥理论支持实践的作用，是民办高教研究的发展方向。
民办高教研究的短板在于理论研究的薄弱。民办高教研究源于发展民办高教事业的需要，所以，民办高教研究及相关成果主要是关于发展民办高教的现实需要和政策的。民办高教理论研究，尤其是民办高教学理的深度阐释和规律揭示非常少见。理论研究薄弱不但使得相关研究工作停留于表面，主要讨论现实工作上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难以深入民办高教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中去，而且不可能形成民办高教发展学说，使民办高教发展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
民办高教研究的短板在于政策研究前瞻性不足。民办高教政策研究是重要的，不可缺少，一些新政策出台后，与之相关的研究往往会如雨后春笋涌现。审视这些研究会发现，大都是政策解释研究和政策实施研究，少见政策预研究和政策评价研究。这就使得政策研究的前瞻性是个问题。前瞻性不足使政策出台常常缺少充分的研究支持，弱化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当然，这不只是民办高教研究存在的问题，也是整个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的问题。
民办高教研究的短板在于服务民办高校办学的研究少见。民办高教研究关于宏观的问题很多，微观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关于民办高校办学的研究非常少见。高等教育研究中有一类研究，即院校研究，专门研究具体学校办学问题，为学校改革建设决策提供咨询建议。民办高校很少设置院校研究机构，举办者较少听取研究人员意见和建议的意识，而校长等行政领导往往又主要根据举办者的意志办学。所以，民办高校办学体系建设随意性大，办学中的不确定性高，科学性、严谨性难言令人满意。
民办高校需要学者型的领导，他们能把发展民办高教的需要与理论研究结果有机结合起来，使理论更好地服务实践。徐绪卿教授是民办高教界少有的学者型领导。这样的领导越多，民办高教发展就越有希望。所以，我乐意为他的学术文集推荐，也希望他不忘初心，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民办高教研究，取得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为民办高教的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别敦荣 教授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2020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