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小结

泰西阿斯的《波斯志》问世后，迅速成为希腊知识界中的一部尽人皆知的流行作品。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统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泰西阿斯《波斯志》的古代作家多达50余位。[371]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波斯志》被视为关于古代东方历史的权威著作之一，[372]得到过伊索克拉底、柏拉图等作家的高度重视。[373]《波斯志》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古典晚期；[374]泰西阿斯的声望也长期与色诺芬等古典作家难分伯仲。[375]到了罗马时期，狄奥多鲁斯、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与尼科拉奥斯等希腊语作家在追述亚述帝国的历史时，仍以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作为最基本的史料来源。[376]即便在罗马帝国晚期，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仍对基督教作家的东方观产生着深刻影响。[377]因此，尽管《波斯志》原始文本现已不幸佚失，对这部名著性质、特色与思想动机的分析仍对古希腊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泰西阿斯的《波斯志》是一部文学特征较为突出的著作。它的整体结构与细节内容与希罗多德、色诺芬的同题材史著存在着一定差异。[378]根据我们仅有的两段残缺不全的《波斯志》原文来看，泰西阿斯的行文具有简洁明快的特色。[379]在情节设计上，泰西阿斯广泛借鉴了古希腊史诗、悲剧中的修辞技巧。他对亚述帝国末代国君萨尔达纳帕鲁斯结局的描述带有古典命运悲剧的震撼效果；[380]他对斯巴达优秀将领克勒亚库斯被俘后遭遇扣人心弦的叙述同样被读过原文的普鲁塔克评价为一部文采斐然的悲剧。[381]修辞学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认为泰西阿斯与色诺芬的作品在可读性方面不相上下；[382]福提乌斯也对泰西阿斯文风的简洁明快与情节的趣味性予以高度评价；[383]德米特里乌斯同样赞美了泰西阿斯的写作技巧，认为他擅长运用重复的手法达到生动的表达效果。[384]可见，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原作必然不是一部粗制滥造、毫无价值的低劣作品；无论我们对它的思想性与史料价值给出怎样的评价，它的文学成就都是不容抹杀的。

泰西阿斯的《波斯志》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的共同继承者。在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早期的古希腊文化史语境下，文学、修辞学与史学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作为希腊史学初创阶段的代表作品，希罗多德的《历史》同样保留着大量文学元素，从而同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385]而使用爱奥尼亚方言的泰西阿斯在用词方面也受到了希罗多德著作与阿提卡方言文学的影响。[386]值得注意的是，泰西阿斯在一些方面同样汲取了希罗多德所塑造的史学传统中的优秀元素。尽管具备浓厚的文学色彩，但《波斯志》一书并非完全缺乏史料批判意识。泰西阿斯在作品中声称自己曾经接触到并使用过来自波斯皇宫的档案资料，[387]这说明他是重视作品史料来源的可性与原始文献的价值的。[388]他还在《波斯志》里运用旁证材料与理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前辈希罗多德的作品进行过独立的史料批判。[389]与撰写波斯志的狄奥尼修斯、赫拉尼库斯、查戎等前辈相比，泰西阿斯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他在波斯宫廷中长达17年的亲身阅历。[390]作为波斯宫廷御医，泰西阿斯得到了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与太后帕吕萨提斯的器重，[391]有机会为准备自己的波斯历史叙述体系收集各种书面与口头史料，[392]甚至有可能直接接触到波斯帝国的皇家档案材料。[393]他对库纳克萨战役的原始报道比色诺芬的记载更加详细；[394]他对巴比伦节庆日期的报道得到了当地作家贝罗苏斯（Berossus）的印证；[395]而他对于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许多同时代波斯史事件也确实拥有足够的发言权。[396]现当代亚述学者对波斯文献与考古证据的研究一方面澄清了泰西阿斯叙述体系中的许多谬误，[397]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他所提供的若干细节信息确实是有据可依的。[398]要之，作为一部带有一定文学性质的希腊语波斯史料，泰西阿斯的记载对于文献资料相对欠缺的古波斯史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笔者认为，与部分当代古典学者的解释不同，泰西阿斯和他的《波斯志》并非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东方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泰西阿斯对东方世界的评价是褒贬结合、理性中肯的；《波斯志》中常用的性别倒置手法与对东方君主的道德评判则是希腊古风时代、古典早期诗歌传统在其塑造的散文体波斯志体裁中的自然延伸。尽管我们很容易从《波斯志》现存残篇中抽取出若干貌似符合东方主义特征的片断（希罗多德的作品同样具备这样的特点[399]），但它们尚未构成将整个东方世界视为反面与他者的系统话语和逻辑体系。事实上，将泰西阿斯或任何一位希腊作家视为东方主义观念缔造者的认识都是反历史的——作为一种广泛盛行于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与希腊化—罗马时代的社会思潮，东方主义文化传统的确立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综合《波斯志》现存残篇的内容来看，泰西阿斯基本上继承了希罗多德褒贬结合、总体上肯定东方文明成就的历史观念。事实上，在古代批评史上，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的名字往往是同时出现在谎言编造者的名单上的。[400]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广泛使用了文学修辞手法；另外一方面恰恰是因为两位东方历史的叙述者都对古代近东文明的悠久与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从而在形成了东方主义观念的后世作家眼中成了波斯等“蛮族”的回护者。

与桑奇希—魏登伯格、布里昂等学者的设想不同，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并不存在自觉的东方主义写作动机。然而，这部戏剧性、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无疑满足了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罗马知识界的东方主义趣味，[401]成为后世学者用来异化、贬低和重构东方世界的文本依据。[402]尼科拉奥斯笔下高度女性化的亚述帝王、[403]普鲁塔克对原作中波斯酷刑惨状的选择性摘抄、[404]雅典尼乌斯作品中东方王朝覆灭时的末日式场景、[405]优西比乌斯对亚述帝国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406]都是对泰西阿斯《波斯志》原著的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和主观想象的产物。然而，这部名著的历史影响也存在着积极的一面。几乎所有泰西阿斯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波斯志》为希腊化时代出现的小说体裁的先驱，反映了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407]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科洛丰人狄侬（Dinon of Colophon）与库迈人赫拉克勒德斯（Heracleides of Cumae）分别续写了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从而将原作记至阿塔薛西斯一朝为止的叙述体系又向后推移了至少50年，[408]补齐了一套始于传说中的亚述开国君主尼努斯，终于阿黑门尼德王朝末期的完整东方历史叙述体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现存残篇的面貌看，与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古代一流史家的作品乃至史学草创期的希罗多德《历史》相比，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对作者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戏剧化、修辞化的比例似乎要高出许多。这种写作方式确实要比在严肃的史料批判意识与求真精神指导下完成的作品更容易产生史实错误。更显著的弱点在于：《波斯志》的历史视野始终局限于个人层面与宫廷范围，[409]缺乏对东方世界社会结构、法律制度、经济状况与文化成就的深层次观察。因此，这部文学性较强的《波斯志》无法为现代波斯史研究者们全面提供关于古代波斯帝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史的有效信息。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已对这种掺杂着大量戏剧性、文学化元素的史学传统予以过严厉批评（他称之为“悲剧化的历史”），认为这种追求修辞效果的倾向容易导致历史著作的失真。[410]然而，古代史学批评界也存在着态度鲜明的、倡导史家在客观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引入文学修辞手法、借此增强史著可读性和影响力的立场；甚至有人认为，只有通过文学手段细致描述历史人物的精神与思想、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的史学作品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迟至希腊化时代，萨摩斯的僣主、历史学家杜里斯（Duris of Samos）仍在倡导这种文学化的历史叙述模式。他在批评埃弗鲁斯（Ephorus）、特奥庞普斯（Theopompus）等公元前4世纪史学家时提出，这些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撰写记录（γράφειν），不再重视史著中的形象塑造（μίμησις）与作品的可读性（ἡδονὴἐν τῷφράσαι）；而真正优秀的历史著作则应当描述人的真实生活（βίος），并能够激发起读者的热情（πάθος）。[411]显然，杜里斯所认可与称赞的正是泰西阿斯所奉行的那种源远流长的、文学色彩突出的历史叙述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杜里斯早在公元前3世纪提出的这些言论似乎同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兰克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在古希腊文化史上，泰西阿斯所代表的波斯志传统继承了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历史》共同树立的波斯史叙述模式，构筑了希腊知识界对东方历史的认识。而时至今日，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学叙事的自身特征与发展方向仍是史学理论前沿领域引人关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