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召诰》的作者问题

《召诰》为召公诫勉成王之辞，考其本文应无可疑。《召诰》有云：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这段文字虽有不少难解处，但全句的主辞系太保召公却是洞若观火的。这就是说，取币“入锡周公”也好，进言“拜手稽首”也好，都是召公的行事，诰词的作者不应在召公之外去寻找。这一点，历代学者咸无异辞。

《书序》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

郑玄说：“召公见众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显之，因大戒天下，故与诸侯出取币，使戒成王立于位，以其命赐周公。”[1]

伪孔传说：“召公以币入称成王命曰：敢拜手稽首，陈王所宜顺周公之事。”孔疏：“召公以成王新即政，恐王不顺周公之意，或将惰于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诰也。”

蔡沈说：“吕氏曰：‘洛邑事毕，周公将归宗周。召公因陈戒成王，乃取诸侯贽见币物以与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陈王及公之意。盖召公虽与周公言，乃欲周公取诸侯之币与召公之诰并达之王，谓洛邑已定，欲诰告殷民。”[2]

这些说法在细节上虽有差别，但以《召诰》为召公诰辞却是共同的意见。这无疑是符合《召诰》原意的。所以王国维说，“此篇乃召公之言，而史逸书之以诰天下”[3]，应属可信。

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并首创新说的是于省吾。他在1934年初版的《双剑誃尚书新证》中说：“昔人以《召诰》为召公之词，今审其语气，察其文理，亦周公诰庶殷戒成王之词。史官缀叙其事以成篇也。”其理由是认为“乃复入锡周公曰”之“周公”二字应有重文，后人误脱。1949年于氏又发表《重文例》复申其说，以为本篇“因脱‘周公’二字之重文，致失通篇之本义矣。”[4]遵从于氏的说法，前引《召诰》篇的一段文字也就被《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5]译成：

太保在这里率领许多国家的君长到外边取了币物，又走进来代表王把币物赐给周公。周公说：“我恭敬地拜礼答谢王的赏赐。我有话要献给王和召公，同时也想把我的话告诉殷家的许多君长官吏和国家的官吏们。”

可见于氏的说法是有影响的。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检讨一下于说是否确乎可信。

于省吾认为本篇“乃复入锡周公曰”之“周公”二字应有误脱的重文，遂列举了不少文献与金文的重文例来证明。无可否认，于氏所举例证本身是正确的，只是这些例证没有一条与《召诰》此句有关，所以这种类比推理的或然性就很大。在没有发现《尚书》版本上的直接证据之前，我们对这一以此类彼的结论就不得不重重地画上一个问号。现在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只有遵照于氏的意见，“审其语气，察其文理”，看《召诰》的作者到底是周公还是召公。

如依于氏之说，本篇系召公奉王命以币赐周公，周公作答拜之词，“旅（嘉）王若（及）公”，那么下面几个问题便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一，《召诰》篇末说：“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表示自己的勤劳，只不过恭敬地奉上币物，用来进献成王，以祈求上天给予我们永久的命运。说这话的若是周公，他为什么接受了王的赏赐，又把币物再献给成王呢？这不会是要拒绝成王对他的赏赐吧？其二，召公既然代表成王致赐，为什么礼品不是来自王室，而由“庶邦冢君出取币”呢？周公受赐后对王表示谢意即可，为什么还要嘉及召公？周公的地位恐怕不会低于召公吧？其三，二公奉命营洛，成王时在丰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八天后周公始至洛邑。为什么召公奉命致赐出行在前，周公受赐反而出行在后？不会是召公享有某种便宜行事的权力吧？其四，如果周公作诰，身份自然明确，何至于诰词中有“旦曰：其作大邑”云云？在《金縢》、《洛诰》、《君奭》、《立政》诸篇中，周公虽以“旦”自谓，但绝无一处又缀以“曰”字，此篇“旦曰”视为引语即可，若以周公自谓，等于是说“我周公旦说”，语调不免强横，不像是周公作答拜之词恭承王命的口气。凡此四点，皆于事理不合，实在教人无法相信于氏的新说。在这个问题上，于省吾极力驳斥伪孔传的说法，到头来还是未能摆脱伪孔传之窠臼，最突出的就是同意伪传训锡为赐，并相信“召公以币入称成王命赐周公”之说。其实，所谓“称成王命”者，纯属增字解经的臆说。召公奉成王命至洛相宅虽是事实，但若要说召公奉成王命赐币周公则没有任何证据。

黄彰健对于氏此说的弱点看得比较清楚，他一方面采信于省吾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对于说加以新的修正。他把“乃复入锡周公”的“锡”训为献，“旅王若公”的“旅”训为陈（告），这都是很正确的，但他据此得出的结论却有可商。他不认为此诰是召公奉王命取币赐周公，而是召公取币献给周公，再由周公转献成王，《召诰》“应系周公献币与王时所致辞”[6]。然而，黄氏要证成其说也不是没有困难。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旅王若公”之时，是否“成王已住在新邑（洛邑）”。郑玄注《召诰》云：“史不书王往者，于相宅无事也。”[7]伪孔传云：“诸侯公卿并觐于王，文不见王（当重王字）无事。”这些解释都很成问题。既然“史不书王往者”，或曰“文不见王”，诸侯公卿怎么能“并觐于王”？诸侯公卿真有必要“并觐于王”，又怎能说王“于相宅无事”？王鸣盛说：“伪孔言‘王与周公俱至’，考《洛诰》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又言‘伻来以图及献卜’，若王与公同于乙卯至洛，何用伻来献卜乎？”[8]此言甚是。但王氏又说“相宅时王留西都未来，当于使来告卜之后而来洛也”。这话却值得推敲。《洛诰》记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句中的“朋”字颇为费解。清吴汝纶说：“朋当读为冯。《集韵》倗、淜并通作冯。《韩策》公仲朋，《史记》集解作冯。是朋、冯通借。郑《仪礼》注：‘冯，服膺之。’《史记》索引：‘冯，持念之意。’孺子其朋，犹言帝其念哉！戒王之词也。”[9]或近是。赵光贤先生以为“朋”当系“明”（训勉）之讹[10]，亦可备一说。仔细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可见成王往洛之志不坚，在周公殷殷切切反复劝诫下才最终与“周工（官）往新邑”。可此事发生在是年岁末，即《洛诰》所说“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冬祭曰烝，这是成王在新建成的洛邑举行冬祭时，用岁祭之礼祭文王、武王。岁祭在年终，《洛诰》所记“在十有二月”，戊辰为晦，正当年终，与岁祭合。如果前此成王曾去洛邑，待新邑落成举行改元大典时还如此迟疑不前，这实在很难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成王至洛是在周公摄政七年的十二月，而是年三月成王并未住在新邑，周公绝不可能向远在丰镐的成王面陈诫勉之词，此其一。其二，《召诰》若是周公直接向成王陈词，语曰“吾王虽小，元子哉”，便多少表示出贪恋权位的心态，显得殊不得体。其三，《洛诰》中周公称成王为“孺子”，《召诰》中周公却自谓“予小臣”，与周公一贯的思想作风不合。由此看来，黄彰健对于说的补苴是不成功的，同样难以自圆其说。比较起来，旧说以《召诰》为召公通过周公转致成王的诰词，仍是不可动摇的。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史不书王往者”，何以产生“王与周公俱至”的错觉。恐怕问题是出在“旅王若公”的训释上。孙星衍说：“言‘旅王若公’则王在矣。”[11]孙氏与蔡传一样均把此处的“若”字训为连词“及”。实际当时成王并未至洛，训“若”为“及”便不妥当。伪孔传训“若”为顺，用其本意，谓“陈王所宜顺周公之事”，也与成王即政当享有最高权力相冲突。曾运乾训“若”通“那”作“于”讲，其说近是。曾氏说：“若读如那，日母读入泥母也。《尔雅·释诂》：‘那，于也。’《越语》：‘吴人之那不谷，亦又甚焉。’韦注：‘那，于也。’此若亦当释为于。‘旅王若公’者，言旅王于公。意欲周公转达于王也。召公奉命作洛，周公继来，宅洛已有成议。既而周公献卜于王，王答言‘二人共贞’，盖无往洛之志。周公复由洛返周，责勉成王，《洛诰》所谓‘孺子其朋其往’也。周公返周，召公留洛。乃以宅中图大，镇抚殷顽之意，陈言于王。事由周公转达。故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矣。”[12]这个解释比较符合《召诰》的原意，也可以澄清“王与公俱至”的误解。可以说，《召诰》为召公诰词，是没有太大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