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含义及其当代价值①

朱成全② 董俊逸③

摘 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广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以自己的哲学为指导，通过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建立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体现出其思想的整体性。其次论述了狭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这主要表现为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批判、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最后简要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有助于我们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对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批判”。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批判 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并以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为例加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这里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就是自由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求自由。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影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最先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立场”，突出地表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中。这一立场始终贯穿于《资本论》之中，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来考察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对英国产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真实生活状况的描写。恩格斯指出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工人阶级也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就是说恩格斯看到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尤其产业革命具有双重的作用，需要对其加以批判乃至彻底地变革。这对当时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是有很大影响的。马克思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写得“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1]339。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导了马克思从哲学转向经济学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对当时国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贯穿于《资本论》创作的始终。《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后的话题与《资本论》第一卷开头的话题是相同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指出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价值”作用问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科学的论证[2]137。在《马克思传》中，梅林指出：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影响特别大，帮助马克思克服了对资本主义、无产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的某些抽象的理解，使马克思认识到必须深入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矛盾性中去进行批判[2]137。从广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哲学尤其是自己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通过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建立起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享有盛誉的马克思学家伊林·费彻尔曾经指出：“马克思的目的始终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既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又意味着对它在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中的理论反映进行批判。”[3]5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具有整体性。从狭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批判、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从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经济学等划清了界限。“批判”简要地说，就是“澄清思想前提、划清思想界限。”本文旨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广义含义和狭义含义及其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广义含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哲学为指导，尤其创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依据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等基本原理，首先创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通过政治经济学，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等。特别是，在《资本论》中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由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劳动力购买力绝对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危机、资本不能循环所导致的经济危机、“两大部类”的生产失衡导致的经济危机，等等。其次指出，由于其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能在其内部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共产主义社会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述了暴力革命与和平斗争的辩证关系，特别是揭示出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手段的现实力量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性。最后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和谐社会，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真善美”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既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实际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有内在联系的，共同构成了“整体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开篇之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已经开启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整体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整体马克思主义”性质表现为：恩格斯站在哲学尤其是伦理学高度，对古典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资产阶级阶级本质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私有制的批判、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等内在相连，在批判中揭示出未来的社会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国民经济学的演化过程，即国民经济学源于重商主义的分析，对“重商主义”伪善性进行了批判。第二，通过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人和土地的分裂、竞争与垄断等对人类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认为“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4]58。第三，通过分析资本、地租、竞争和垄断等问题，进而将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与消亡和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了批判。通过对竞争和垄断关系的阐述、对竞争规律及其竞争所产生的后果的分析，说明了消灭私有制的必然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会产生矛盾，社会就会不公平。只有将私有制消灭，才能使土地、资本、劳动各种对立得以消失。第四，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对私有制的批判、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也是对资产阶级本质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越是发展，私有制所产生的矛盾就越来越尖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始终是为了少数人获得利益，而不是为了劳动的大多数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求助于伪善和诡辩，为的是实现其利益最大化，这是不合理的。第五，对自由人性的批判。对重商主义、国民经济学等的批判，最终都诉诸人性，诉诸道德、自由的高度。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4]59-60。但是，新的经济学——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4]58。利己主义的所作所为只是人类进步链条上的重要环节，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这些也表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持的“无产阶级”立场[5]15-1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呈现出了“整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借助于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最终设想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具体来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等思想，以及费尔巴哈的上帝是人性的外化等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进行研究，形成了异化劳动思想。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这就是说工人不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不归工人所有。第二，工人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这就是说，工人的劳动表面上是工人自己的，但是实际上是属于资本家的，因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是肉体的折磨、精神的摧残，不可能发挥出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等，也就失去了人的本质，变成了仅仅是谋生的动物。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已经变成了动物，不能称其为人。于是，马克思得出了异化劳动的下面两个含义：第三，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既然变成了动物，也就已经失去了人的类本质。第四，人和人的相异化。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已经变成了动物，人和人的关系也就必然是物与物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通过异化劳动，马克思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异化社会，即违反人性的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得出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消灭异化现象的社会，是“通过人为了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矛盾的真正解决”。

二、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狭义含义

1．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批判

由于理论体系是由基本范畴之间相互联系而呈现出来的范畴（或概念）系统，所以，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和对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基本范畴的批判是交织在一起的。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早就指出：“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得出结论。”[6]恩格斯从伦理学出发，对当时国民经济学中价值、生产费用、地租、生产要素、竞争、垄断等基本范畴进行了批判，展示了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从而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指出“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6]86。

第一，对萨伊、李嘉图和斯密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分别进行了批判。恩格斯对两者的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研究。萨伊认为，商品的实际价值（或抽象价值）是由物品的效用来测定。“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6]60。而李嘉图则认为商品的实际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恩格斯在对劳动与效用的关系讨论的基础上把重点放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上。生产费用有地租、资本、劳动报酬，即包含着土地和人的劳动，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6]67。这里，生产费用就涉及了“生产要素”。恩格斯又指出，人又“包括其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6]60。同时，恩格斯指出，生产费用等范畴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6]67。第二，对地租、资本和劳动等反映阶级情况的范畴进行了比较分析，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 “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6]69。虽然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但是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6]70。由此，“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且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这样，人们的收入就在土地、资本、劳动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6]。第三，私有制的极点是竞争。“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归结为竞争。”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即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也即土地和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分解为劳动和资本及其两者彼此敌视，而不是相互支持。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了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第四，“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竞争一方面加剧了人类社会的分裂，另一方面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关系的失衡等商业危机，最后必定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6]71。“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6]71“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这种竞争将随着对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范围内。”[6]72在未来的社会里，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合理进行消费，就不会有对立利益的竞争，竞争关系才能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第五，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表明了“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6]7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工资理论、工人阶级贫困化理论、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理论、资本积累和人口过剩理论等的批判。特别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揭露了经济危机中普通劳动者生活资料匮乏的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取决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取决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6]76。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虽然还没有从异化劳动转向劳动价值论，但是吸取了恩格斯对“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等范畴的探讨成果[6]79。《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虽然剩余价值概念不太精确和完善，但是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体系。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范畴为核心改造了以前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具体地说，马克思第一次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和资本做了详细的探讨，分别阐述了商品及其劳动二重性、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的必要条件，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主要表现在：第一，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货币章》中提出了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观点，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把价值、价值关系当作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出发点。第二，在商品和货币关系上，批判了当时的经济学家，指出：在商品交换中必然会导致货币的产生。第三，批判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不懂得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和实质。指出：“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6]79阐述了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实质上的非等价交换究竟是怎样在等价交换基础上进行的。在流通领域中，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工人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最终落入资本家的手中。在劳动过程中，一方面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一般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得以保存和增值的过程。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即落入到资本家口袋中的剩余价值。从而，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第四，批判了当时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利息、地租等混为一谈。第一次澄清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说明了两者的关系。指出，剩余价值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而只是由支付给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创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加，它只是被转移到产品上。之后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涉及《资本论》的第1、2、3卷及《剩余价值理论》各项理论内容的确定和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创立了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包括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等理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标志，包含着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在商品的两重性、劳动两重性、货币、资本及其循环与周转、剩余价值、利润等基本范畴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彻底划清了界限。

在对基本范畴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初步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拟订了其经济学巨著结构的最初计划，包括：“（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末尾，马克思补写了第Ι章《价值》的开头部分——“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这意味着马克思在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中把论述商品问题作为第一章的内容。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国民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理解。在研究对象上，当时国民经济学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和并列起来，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把它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正好相反，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认为生产不仅是这种统一的出发点，而且是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认识到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把生产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也就是说，当时国民经济学用的是形而上学研究方法，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用的是唯物辩证法研究方法。在导言中马克思重点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抽象和具体相统一的方法，特别是从感性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的方法。

2．对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将当时国民经济学称为“私经济学”[6], “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6]57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显示出了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表现为马克思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即对“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现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6]55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批判了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斯密经济学等国民经济学，指出：当时的“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即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也就是“人和自然界矛盾、人与人矛盾”的真正解决，所以，自由是经济学的本质。唯有如此，经济学才占据着自由的制高点，即“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相反，当时的国民主流经济学是“私经济学”，所追求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是人类追求自由的一个环节，没有达到自由的终极目标，也就没有达到“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站在黑格尔、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高度，根据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所发现的规律，得出了异化劳动思想。既以异化劳动说明了私有制的起源，也以此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性。于是，主张要“扬弃”私有制，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6]566，即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显示出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前提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7]185。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指出：“在这个领域（在共产主义社会，笔者注）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由是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统一。共产主义社会达到了自由的制高点，是对私有制的“扬弃”，而资本主义社会却不是，其原因就在于私有制这一前提。

三、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当代价值

第一，有助于对“整体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途径，对当时国民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批判，进而设想了共产主义社会。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整体马克思主义”。

第二，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批判。当今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国民经济学转变来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启发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逻辑次序是：研究对象、方法、基本范畴等。在比较中或者批判中增加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自信。

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合理性。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和穆勒、凯恩斯、罗宾斯、弗里德曼都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物的关系，但是，马克思在物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等生产方式的研究。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仅是生产方式研究的一个方面。而穆勒等经济学家偏重经济学对物的研究，强调经济学对人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研究，离开了生产方式来研究经济学。从而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合理性。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合理性”。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主张辩证思维方法，即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等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史中，出现了演绎法与归纳法、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等诸多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西方经济学采取的“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最突出地表现是19世纪英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之争上。前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科学；后者认为，经济学是一门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科学。内维尔·凯恩斯虽然对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给予了总结，但是，凯恩斯并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从哲学上论证了这些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辩证关系，这也充分显示出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辩证法”的合理性。最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本范畴上的“合理性”。简要地说，在人性假设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是“社会人”“道德人”“历史人”，而西方经济学强调“经济人”。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价值，从而创造了劳动价值论；而西方经济学强调使用价值，从效用出发，构造了其理论体系。在劳动和资本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劳动，强调“按劳分配”，而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强调“按生产要素分配”。

第三，有助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前提批判”。当今，西方经济学依然是“私经济学”，也不可能达到“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而，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恩格斯将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6]，是为私有制度进行辩护的经济学。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以自由为出发点的，前者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出发，“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强调“消极自由”，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由于哈耶克等认为，政府是必要的，但其作用的范围必须是有限的，主要在于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其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后者从国家是“积极的国家”，而不是“消极的”“放任的”国家出发，认为国家应积极干预经济、政治、教育等活动，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强调“积极自由”，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还表现为罗斯福“新政”自由主义、罗尔斯的正义论。20世纪70年代，尤其到8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供应学派、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主张新自由主义。但是，当今西方经济学所追求的是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主要指的是经济自由、政治自由，远远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自由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皮凯蒂虽然用翔实的数据证明了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主要是从分配领域进行分析的，没有过多地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这就是说，西方经济学依然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进行分配方式的分析。这也说明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依然没有达到自由的制高点，即“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弗·梅林．马克思传 [M]．樊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 [M]．赵玉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齐航．“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批判”[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3）:15-17.

[6]索世帅．论恩格斯早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及当代意义 [J]．经济研究导刊， 2016（18）:1-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①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哲学基础”（立项号L18WTA0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的当代意义”（立项号L18WTA016）、“比较中增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自信”（立项号L17AKS009）。

② 朱成全，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③ 董俊逸，东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