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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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弗洛伊德思想的一般前提

天才的特质之一是有远见卓识,并能勇于认知当下偏见。从这一点来看,弗洛伊德就可以称得上是天才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常常能从权威的思维里跳出来,以新的视角来思考和看待心理连接。

听起来好像是陈词滥调,但不得不指出的一点是:没有任何人,包括天才也不能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而存在。他有卓越的才能,但是他在很多方面也会受到那个时代思维方式的影响;承认时代对于弗洛伊德的影响不仅具有历史角度的趣味性,而且对于那些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弗洛伊德那复杂的、看似深奥的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学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对历史的兴趣十分有限,对精神分析以及哲学的历史发展都不甚了解,因此无法透彻地理解19世纪的哲学思想或者当时的心理学流派是如何影响弗洛伊德的。我的意图很简单,只想专注研究弗洛伊德提出的某些特定前提,继而更好地理解他是如何解决心理学问题的。暗含的哲学假设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精神分析理论,这些在后面的章节会进行阐述。本章的主要目的不是详细地论述那些前提、假设所带来的影响,而是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概括。

第一个影响是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弗洛伊德以科学家自居并备感骄傲,他总是强调,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哈特曼曾对精神分析法的理论基础做出精辟的阐述,他说:“精神分析法以生物学为基础,这是其最重要的方法论优势。”例如,当我们研究阿德勒的理论时,哈特曼表示,阿德勒主张对权势的追求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他成功地发现其生物学基础,那我们将受益良多。

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倾向有三重影响:第一,他倾向于把精神上的现象归因于生理化学的作用;第二,他倾向于认为,是体质或遗传因素决定了心理历程和它们发生的次序;第三,他认为两性在心理上的区别是由生理解剖结构的差异所导致的。

第一个倾向是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决定性因素:力比多理论和死亡本能理论。弗洛伊德相信情绪驱力会左右精神生活,认为它们都有生理基础,因此他是一位本能理论学家。弗洛伊德认为本能就是内在肉体的刺激,这种刺激会长期运转并倾向于释放压力。他反复强调:这种解读是将本能置于生理过程与心理过程的边界。

第二种倾向侧重于体质或遗传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他总结出性欲受遗传影响的几个发展阶段:口唇期、肛门期、性器期和生殖期,该倾向还支撑起了俄狄浦斯情结是正常现象这一假设。

第三种倾向是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该观点在“解剖即命运”这一习语中得到明确体现。这句习语也出现在弗洛伊德关于双性恋的概念中,比如,女人希望变成男人其实就是希望拥有阴茎,而男人不想表现出某种“娘气”其实就是害怕被阉割。

第二种历史影响是消极的。直到最近,因为有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我们才不至于在文化问题上显得幼稚无知。在19世纪,人们对文化差异知之甚少,总是倾向于将个别文化的特征笼统地归结为全人类的本质。根据这些观点,弗洛伊德认为他所遇到的人以及他观察到并想要去解读的图景就是全部,适用于全世界,他的这种片面的文化取向与他的生物学前提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环境的影响——特殊的家庭环境和普遍的文化环境——他最感兴趣的是,环境是以何种方式塑造他所谓的本能驱力的。另一方,他又倾向于将文化现象视为生物本能结构的产物。

弗洛伊德在解决心理学问题中的第三个特点是,他会明确地避开任何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这种态度与他将自己定位为自然科学家是完全吻合的,这在他记录和分析自己的观察时才能体现。正如艾瑞克·弗洛姆所说,在那个自由主义时代,盛行于经济、政治和哲学思想领域的宽容原则影响了弗洛伊德的研究态度。后面我们将论述这种态度是如何对某些理论性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例如“超我”以及精神分析治疗法。

弗洛伊德思想的第四个基础是他倾向于将心理因素看作成对的对立体。这种二元论思想,同样也深深地植根于19世纪的哲学思想中,贯穿了弗洛伊德整个理论构想的始终。他提出的每一条本能理论,都试图通过两组严格对立的驱力倾向,使心理现象可以得到完整的理解。对于心理前提的最重要的表达,在于他在本能和“自我”之间发现的二元论。弗洛伊德认为,它就是神经症冲突和神经症焦虑的基础。“娘气”和“男子气概”这对相互对立的概念也体现了弗洛伊德的二元论思想,与辩证思维不同,这类思想里的刻板成分给其赋予了一定的机械论特质。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德的假设理解为:一组元素与其对立组所包含的元素是相异的。例如,“本我”包含所有使自己满足的情绪动机,而“自我”却仅有检查和抑制的功能。在现实中——若认可这种分类——“自我”和“本我”不仅有可能,而且会常态性地包含着对某种目标的强烈驱动。机械论的思维习惯也解释,若将能量运用于一个系统中,那么其对立系统则会自动消怠,这就好像关爱他人会疏忽对自己的关爱。最后,这种思维方式还可表现为:某种相对立的倾向一旦形成,这种状态就会长期保持下去,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两种对立倾向会持续互动,比如“恶性循环”。

最后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弗洛伊德的机械进化论思想。因为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这个观点的含义,而它对精神分析核心理论的理解又至关重要,所以相对于其他假设,我将就这个特殊情况进行详细的阐述。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现今存在的事物与其最初的形态是不同的,它们经过多个阶段的进化,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它们在早期阶段的形态也许与现在截然不同,但是如果没有早期阶段,它们现有的形态就无法被人理解。18世纪到19世纪,进化论主导科学思想,这与当时的神学思维有着极大的反差。最初,该理论主要应用于非生命的物质世界,后来,它也被应用于生物和有机现象中,达尔文就是生物科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同时,它也对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机械进化论是进化论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认为事物的现状是由过去决定的,而且只包含过去;在进化过程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到的只是改变形态的旧事物而已。以下是威廉·詹姆斯对于机械性思维的说明:“作为进化论者,我们必须坚守一个信念:所有事物呈现出来的新形态只是原始物质重新分配的结果。”谈到意识的发展,詹姆斯声称:“在这个故事里,早期未呈现出来的因素和性质,在后期也不会出现。”他还说,“意识”本不应被视作动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性质”,因此,这种新的性质应归因于单细胞生物。这个例子也显示了对于机械性思维的关注,这种关注是遗传性的,分析了过去该事物是什么时候、以什么形式出现的问题,也探讨了它是以什么形式再出现或重复出现的问题。

有很多广为人知的例子可以解释机械论和非机械论思维的不同点。比如水转化成蒸汽,机械思维侧重于表述蒸汽只是水表现出来的另一个形态而已。可是,非机械性思维则持这样的观点:尽管蒸汽通过水发展而来,可在这个过程中,一种全新的物质已经出现了,它由新的规则操控并呈现出另一种效果。关于机器在18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持机械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各种机器和工厂在18世纪早期就出现了,它们的发展仅仅是数量上的变化而已。而持非机械性观点的人则强调:数量的改变引起了质量的改变;数量的发展带来全新的问题,比如生产线的新产能、雇员作为新的社会群体出现、劳动力带来的新问题等等;改变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数量增长,还有全新的因素。换言之,重点应该从数量转移到质量上。非机械性观点认为,在有机发展中从来就没有简单的重复或者回归早期阶段的退化。

从心理学角度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年龄问题。机械性思维所持的观点是:一个40岁男人的抱负,是对他10岁时抱负的重复。非机械性思维则认为,成年人的抱负中很可能包含着童年幼稚理想的元素,但前者与孩提时的理想完全不同,准确地说,这就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对未来抱有宏大的理想,期待某天能实现这个梦。而等到40岁时,作为一个男人,他才发现这个梦基本上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或者说,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实现这些抱负。他将会意识到错过的机遇、自己的局限以及外界的重重阻挠。如果他依旧坚持自己的黄粱美梦,一切将以绝望和丧气收场。

弗洛伊德有着进化论的思想,但采用的却是机械论的方式。在心理图式的形式下,他认为我们自5岁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展出什么新的特性,5岁之后的行为反应或者经历都是以前经历的不断重演,这种假设在很多精神分析文献中引用。就以焦虑为例,弗洛伊德曾经探索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焦虑的源头。根据这个思路,他最终总结:出生即为焦虑的第一表现,之后的焦虑均为出生时焦虑的不断重复。弗洛伊德的这种思维方式,还促使他推测出个体发展阶段是系统进化事件的重复——比如把“潜伏期”看作是“冰河世纪”的残留。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维方式也使他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他宣称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很有趣,因为它代表了我们保存完好的早期发展状态。在理论上,他曾经试着解释阴道的快感可能来自口腔或者肛门的快感。尽管这一点不是很重要,但它可以作为弗洛伊德持此种思维方式的证明。

最能反映弗洛伊德机械进化论观点的,是他的重复性强迫理论。在他的固着理论中,很多细节透露出该观点的影响;在他的情感退化理论与移情概念中,该观点还揭示了潜意识的无时间性。总体来说,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性格趋势是基于其幼年时期的,并倾向于用过去的事情来解释现在。

关于弗洛伊德的这些假设,我已经陈述完毕,且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也不打算在后面的章节里讨论它们的效度,因为这已超出一个精神病学家的能力范围和兴趣爱好。对于这些哲学设想,精神病学家的兴趣在于研究它们是否能得出有用的、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如果我能预测关于这些观点及其结果的讨论,我的判断是,精神分析法要想发挥其巨大潜力并向前发展,就必须摆脱过去已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