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如何安排自己的研究议程，几乎是最为重要的事了。有趣的是，这经常不是“英明决断”，而是各种机缘巧合之下的结果。

大约是2014年夏天，学院的尹鸿老师和陈昌凤老师分别找我聊天，希望我能为同学们开设一门传媒创新与创业课程。在当时，创新与创业的浪潮兴起于政策层面，并火热席卷了社会实践，清华大学的课程体系试图尽早作出回应。我没有推辞，但随即感到了开设新课的无边焦虑。接下来几年，我无数次在这堂课敲响上课铃之前紧张得坐立不安。正因为这样的焦虑，我只好在课程教学的推动下开启了一项较之前甚为陌生的研究。

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我先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传播、环境传播、风险沟通等领域，甚少单纯地从商业的视角来探讨传媒机构的生存、策略与角色。在我当时看来，商业盈利最多只是一些优秀的传媒机构追寻新闻理想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根本动力。我于2004年初进入南方报业集团，任记者、编辑，历时数年，某种程度上见证了一个新闻理想与商业实践相得益彰的传媒“黄金时代”。后来，我离开报社进入大学任教。再后来，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伴随着舆论场的急剧变迁，导致了市场化报刊的衰落，人员和理想风流云散，传统媒体日渐凋敝。此时，从商业的视角来理解传媒机构的生死存亡就变得尤为重要。

让我先说回上课这件事。为了缓解焦虑，在开设传媒创新与创业课程的初期，我采取一种“偷懒”的课堂组织方式——每堂课都邀请著名的行业嘉宾来分享他们的商业探索与心得。这种课程方式，给同学带来了全新的商业视角，让他们得以体会其中的艰辛与振奋，因此颇受同学们喜欢。但从课程体系搭建的角度看，这一方式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嘉宾们极为忙碌，往往多次约请还难以确定时间，而临时更改计划也偶尔有之；其次，讲座课堂胜在生动、贴近，但相对难以传递系统性的理论知识；最后，同学们也缺乏进行案例分析和动手实践的机会。

有这样的体会之后，我开始一步步搭建课程体系，积累课程的案例库，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了这个领域的学术价值。“创新与创业”作为一个政策口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中国企业一直被认为创新能力不足；而对于传媒行业而言，“创新与创业”的提法，则有着更为真切的问题意识。

这个行业是否可能进行创新？其创新的动力与阻碍何在？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创新将沿着怎样的逻辑展开？如果融媒体报道、数据新闻乃至“中央厨房”，仅仅是创新的起步，那创新的方向与本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哪些基于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的新型传媒机构正在出现？它们是如何颠覆传统媒体业的？它们催生了什么新的商业模式，又如何形塑传媒业的社会功能与角色？很显然，传媒行业向来都关乎社会公共生活和良性政治治理，当大量以用户需求和商业利润为根本动力的新型媒体机构进入传媒业，这个领域会如何变迁？

说到这里，你肯定就会明白，这本书的写作其实是“无心插柳”。事实上，这场学术的奇幻之旅，让我感到陌生而又不安。在学科知识快速重构而学术生活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一个学者应该固守疆域、精耕细作，还是可以“顺势而为”并“跨越边界”，这样的问题无疑会摆在越来越多的学者面前。在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与“刺猬还是狐狸”的追问异曲同工：刺猬专注深入，狐狸则灵活广泛，在一个学者的不同阶段，这个问题都可能会不请自来。

在内心深处，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刺猬型的学者，始终保持聚焦；但与此同时，也难免担心因为简化的立场、理论与标签形成自我框限。而且，研究也不仅是单纯的知识追问，更与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根据重要的现象或问题对自己的研究议程有所调整，大约也是学术生涯中有趣的转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选择在课程的推动之下开启这场研究的冒险，试着去“颠覆”自己的边界。

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立峰老师曾经说到：在英美等高度制度化的学术圈之外，学者们仍然可能践行一种介乎“狐狸”与“刺猬”之间的生命状态⁽¹⁾，对此我深表赞同。在这趟学术旅途中，我时时宽慰自己，学术生涯是漫漫长路，有时当刺猬，偶尔当狐狸，大约也别有滋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