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记忆的嫁接：作为政区与观念的“淮阴”

作为单一地名的淮阴始自秦代，因地处淮水之南而得名，如今其辖地几乎全部位于淮河以北。元初，“淮阴”地名从地方行政区划中被废除，明清时期虽仍得见于文献记载，不过彼时的淮阴多以文化记忆的形象示人。民国时期，清河县复更名为淮阴县，废弃了几百年之久的淮阴再次成为政区地名。在多次转换身份的影响下，前贤时人对淮阴的认识愈加错乱。鉴于此，以下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淮阴城址与政区演变加以考证很有必要，并且通过阐释“明清淮阴为山阳”这样的史实，对地名蕴含的文化记忆功能进行分析，试图厘清淮阴的行政与文化归属问题。

一 历代淮阴城址的变迁

秦并天下，分郡设县，淮阴县即为其一，因处于淮河南岸而得名，成为清淮地区最早的区域行政中心。就目前所获文献来看，并未发现秦代筑淮阴城的直接记载。关于秦代淮阴城，最早见载于《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韩信曾经“钓于城下”。有学者据此认为淮阴城始建于秦代，[1]当较可信。需要指出的是，东汉以前泗水从淮阴以西的睢陵县（今江苏泗洪县东南）入淮，所以秦汉时期的淮阴城仅为沿淮城市，而非淮、泗交汇之地。东汉以后，泗水始改道从淮阴县入淮，[2]淮阴遂成为淮、泗交汇之地。魏晋时期，“南北政权分裂，淮河成了南北的军事分界线”，据于淮河南岸的淮阴等地成为南方政权的边防重镇。[3]史籍中有不少相关记载，如东晋初期，播迁南渡的北方士族祖逖、刘隗等均曾以淮阴、泗口为军事驻地，寻求收复北方失地。[4]这些军事活动着眼于“北对清泗，临淮守险”的战略地位，永和年间荀羡的北征行动也是如此，而且他屯驻淮阴期间曾有兴筑城墙之举，以加强守御防备的能力。《南齐书》载其事曰：

淮阴旧镇，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乃营立城池。[5]

荀羡认为，淮阴为水陆冲要之地，粮食供给充足，且便于漕粮运输，乃其北征鲜卑的重要攻防据点，所以在此营建城池。清道光年间范以煦认为，既然说荀羡“营立城池，必其先未有城，可知此又一城也”，[6]证明了东晋荀羡新筑淮阴城的事实。至此，应该有两座淮阴城址，这在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文曰：

淮水右岸即淮阴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术向九江，将东奔袁谭，路出斯浦，因以为名焉。又东径淮阴县故城北，北临淮水，汉高帝六年，封韩信为侯国，王莽之嘉信也。昔韩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处也。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高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阴。[7]

由此可见，郦道元所处的北魏时代，确实存留淮阴城、淮阴故城两座城址，其中的淮阴故城为韩信封侯、年少渔钓、漂母饭信等故事的发生地，亦即秦汉淮阴城。据郦道元所述“东径淮阴县故城北”可知，淮阴城当位于淮阴故城之西（即今淮阴区码头镇境内）。由于荀羡所筑的淮阴城位于泗口南岸，它与角城等地形成鼎立之势，成为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军事据点与商贸交通要地，至于东晋淮阴城东的秦汉淮阴城可能已弃而不用。

隋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亦称“汴河”），汴口遂取代泗口，成为清淮地区的主要运输口岸，汴口所在的泗州、盱眙等地随之成为水道交通枢纽，而毗邻泗口的淮阴城相对衰落。[8]所以隋代以后，虽然山阳渎等运河水道开凿贯通，淮阴县的交通区位优势却有所减弱，其政治、经济地位自然趋向下降。隋代的淮阴县或有兴废，隋唐之际曾一度并入山阳县。唐乾封二年（667），“析山阳，复置于隋旧废县”，[9]所以隋、唐淮阴城当在同一基址。由于《元和郡县志》等地理文献中对淮南道的阙载，目前很难对隋、唐淮阴城进行准确定位。不过既然仍称其为“淮阴”，说明它还是在淮水南岸。而且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仍应位于淮、泗交汇处的南岸。照此推断，隋唐时期的淮阴城应该是东晋淮阴城的旧址，亦即今淮阴区码头镇附近。[10]

北宋时期的淮阴县治所有明确记载。《太平寰宇记》记载淮水流经淮阴县，曰“淮水，在县西二百步”，[11]可见其时淮阴城紧靠淮水而建。必须指出的是，北宋后期淮北汴道淤废，泗口与淮阴城之地位复遽形重要，而且泗水逐渐分流形成大、小清河，同时与淮水相交汇，成为宋金作战的物资运输通道，大、小清河口的军事作用亦凸显出来，[12]其中又以大清河口的地位最为重要。南宋初期，楚州及淮阴一带成为双方互有进退的边境地区，为了适应战局的变动，淮阴城址复经迁移。绍兴六年（1136），金都元帅完颜宗弼“伐宋，渡淮。以书让宋，宋复书乞罢兵，宗弼以便宜画淮为界”，[13]因而淮阴县属吴城、金城二镇划归金国，其后“宋亦徙淮阴治于八里庄”。[14]淮阴县由今码头镇附近移治八里庄，时在嘉定七年（1214）。[15]成书于理宗宝庆三年（1227）[16]的《舆地纪胜》中载：“甘罗城，在淮阴县北一里。”这里的“淮阴县”当指八里庄城址。[17]换言之，甘罗城在八里庄北一里处。为了加强抵御金兵的能力，南宋朝廷屡有复修甘罗城之议，不过其议大多告寝。惟南宋两淮守将赵伸夫曾增修甘罗城，史籍载曰：

淮阴之门户，县北遗址，俗呼为甘罗城，六朝驻兵之地，盍亟修之。有旨令公相视，诸故老皆曰：金由青、徐而来，其冲要有二，大、小清河是也，相距余十里。小清河，直县之西，冬有浅处，不可以舟；大清河，直县之北，与八里庄对。绍兴间，金三至淮，重兵皆由此出。公即条上，以为此地要害，若迁县治，板筑于此，形势增壮，过于淮阴故城，从之。今之新城乃公所创也。[18]

宋金对峙时期，甘罗城作为军事重地，诚为边防要塞。因小清河冬天有淤浅之患不能行船，金兵南下渡淮多取道大清河口，它与八里庄相对。据此可判得，赵伸夫所筑甘罗城位于大清河口与八里庄之间。[19]甘罗城被称为“新城”，形势“过于淮阴故城”，并迁县治于此，则淮阴县治又由八里庄迁至甘罗城。甘罗城，因秦人甘罗而名，后世诸多文献认为，甘罗城即为甘罗所筑。[20]不过“按《史记》甘罗为甘茂之孙，下蔡人，始皇初年为卿，始皇二十六年始并天下，置郡县，当甘罗用事时，淮阴尚属楚地，何缘筑城”[21]，此言甚确，甘罗筑城的说法应该是后人附会衍生的。宋代北方著名文士徐积曾曰：“以传考之，所谓甘罗城者非也，谓之淮阴故城可也。”[22]《淮关统志》认为徐积所言“必有所据”。徐积称之为淮阴故城而非甘罗城，说明他在意的是城址之名，而不否认它的修筑年代。也就是说，他并不否认该城址为秦汉时期之城，仅质疑其甘罗之名而已。就目前掌握的文献看来，徐积系最早论述甘罗城者，并将之与淮阴故城相提并论，故笔者认为甘罗城始建于北宋以前，且甘罗城即为秦汉淮阴城的旧址所在。

二 清河设县与原“淮阴”辖地的行政归属

隋代以后淮阴县的政治地位趋向下降，曾一度废置，即便设有淮阴县，在行政等级上却位列中等，尚且低于列入上等的盐城县。[23]北宋末年，其城市景况竟不及县辖属的洪泽镇。[24]宋金对峙时期，淮阴成为边防重镇。在这种国家边防重镇的定位下，淮阴并未从中获得任何收益。在宋金交争过程中，显示出金攻宋守的态势，金人不乏攻克淮阴的战例，且见及绍定四年（1231）“淮阴降金”的记载。[25]受战争破坏的影响，淮阴城市景观更显颓态。南宋初期，“淮甸屡遭寇攘，凋弊为甚。近者朝廷极意料理，州县官并省者十五六，常赋悉蠲，庶流亡之来归”。[26]南宋晚期，连边地防事也疏于料理，淮阴等县“虽有县官治事之所，而所谓城壁者，间断有无，不足以隔犬彘”，致使“镇市之民辐凑城邑，则城邑愈至于蹂践，反无山寨、水寨以为近便安葺之计”，[27]官方城市防御系统流于形式，而不得不依靠民间组建的山水寨。时人途经其地，叹其“于泽国诸聚落，尤为荒凉”，附近的韩信庙则仅存“敝屋数椽”。[28]诚如真德秀所言：淮阴已“无寻丈之城，无尺寸之兵”，宋朝廷“徒以山阳可恃而已”，[29]将淮阴城置于“被牺牲”的竭蹶之境。因此淮阴城的地位更趋下降，南宋末年以迄元初其行政建制渐予撤废。

在这一区域中，取而代之的是淮河北岸的清河县。咸淳九年（1273），淮东制置使李庭芝“筑清河口，诏以为清河军”，[30]领清河县，其地“本泗州之清河口”，[31]元至元十五年（1278）改军为县。清河军设立之后，李庭芝即有筑城之举，是为清河军、县城，这是清淮地区淮河北岸的首座城池。诚如邹逸麟所言：“这时淮北清口附近有了清河县，淮南末口附近有了山阳县，淮阴县的地位已无关紧要。”[32]与淮阴城址屡次变动相似的是，清河县亦经历了数次迁移县治的过程。元泰定元年（1324），黄河“决大清河口淤，水从三义口东南流小清河口入于淮”[33]。大、小清河口即泗水分流入淮处，大清河口约在今淮阴区袁集乡桂塘村附近。[34]职是之故，河决城圮，清河县治由大清口处的清河城迁至淮河南岸的甘罗城。[35]可能是水患日趋严重的缘故，甘罗城一度废隳破败，八里庄淮阴城亦随“运河崩摧入淮”[36]。所以天历元年（1328）“又移治小清口之西北”[37]，“东去淮阴城十里，今所称旧县也”[38]。这里的“淮阴城”当指大清河口处的甘罗城或八里庄淮阴城，“旧县”则为明代以迄清乾隆年间的淮河北岸的清河县治，二者相距十里，恰与大、小清河之方位契合。[39]

可见，受黄、淮水患的侵扰，元代以降清河县的城址几度迁移，这引起了其行政辖域的扩展与变动。元代清河县凡两迁其治，即元泰定元年迁至甘罗城，天历元年复又移治小清河口西北。甘罗城即秦汉淮阴故城，位于淮河南岸，清河县原本“止得今河北地”，迁至甘罗城后，“始得淮阴故地，而县境及淮水南，南至三角村、东及七里墩，与山阳分界”。[40]至此，清河县跨淮河南、北而治，明清时期这一行政格局仍未变动。需要指出的是，天历元年由大清河口的甘罗城迁到小清河口的清河“旧县”之城，说明由于大清河道逐渐淤废，水患灾害频繁发生，明清时期小清河取代大清河，成为清淮地区的交通运输要道，所以黄、淮、运交汇处的小清口亦即东晋、隋唐淮阴城旧址处成为马头巡检司的驻地。

虽然清河县迁到小清口处的“旧县”，位于淮河北岸，但元代以后淮河南岸的甘罗城归清河县领辖，这是没有疑义的。不过由于历史文献中对淮阴城址地理信息的记载并不准确，特别是没有将各个时期的淮阴城做出具体分析，也没有将淮阴城、甘罗城与淮阴故城区别开来，甚至这些文献基本上将它们视为同一处城址，从而加剧了对清淮地区城址时空要素的混乱认识，这是后来“古淮阴县”及其文化故迹的行政归属问题的重要根源之一，在此有必要对淮阴城址的时空问题予以澄清。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阐释。

第一，关于淮阴城址动态变迁的观点，较早来源于《水经注》的记载，在郦道元所处的时代，明显留存着淮阴城与淮阴故城两座城址，这一重要文献信息奠定了淮阴城址变迁的主体架构。不过正德《淮安府志》及其他诸多文献对《水经注》的解读都出现了偏差，即仅注意秦汉淮阴故城，而忽略东晋淮阴城的存在。[41]

第二，关于淮阴城址时空问题的错误认识，源于对《舆地纪胜》中“甘罗城，在淮阴县北一里”这一说法的误读，很多文献包括《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及地方志均援引这条记载，但它们并没有仔细考订甘罗城的位置。而是借用北宋著名学者徐积的说法，径直把甘罗城当作秦汉淮阴故城，且基本上将之锁定在明清马头巡检司驻地，故而多以今淮阴区码头镇为秦汉淮阴故城基址所在，后世学者亦引以为据。其实不然，《舆地纪胜》中的“淮阴县”指的应该是八里庄淮阴城，根据《挈斋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文献可知，八里庄与甘罗城均位于大清河口，二者之间相距里许，小清河口处的马头巡检司驻地附近应该是东晋荀羡修筑的淮阴城，这是在淮阴城址问题认识与研究中需要明确的地方。

值得强调的是，元代中叶以后，甘罗城即古淮阴县及其故迹隶于清河县无疑，不过关于明代山阳县的记载中对此亦有涉及。笔者揣测，当时山阳县不仅为淮安府附郭之县，更为显要的是管理全国漕粮运输事务的漕运总督亦驻于此，诚为清淮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山阳县可能依凭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优势，将淮阴故城及古淮阴县的历史故迹揽于其名下。这一逻辑阐释正德府志中未见论及，而主要体现在天启府志之中。[42]乾隆府志对山阳、清河的故迹归属问题予以厘清，终将淮阴故城及其相关故迹划归清河县，山阳县名目下不再记载，[43]后人不察，各执一词，遂引致故迹归属问题更加复杂。[44]

三 明清“淮阴”为山阳

虽然清淮地区行政建制中已无“淮阴”之名，不过这一地名以其附着的丰富文化意涵潜藏于传世诗文与诸人想象之中，从政区向文化意义的过渡，彰显出“淮阴”独特的地名传承与记忆的谱系。元代诗文中使用的“淮阴”，其依凭的乃是古淮阴郡的观念，[45]时至明清，其意涵发生变动，部分地转变为山阳县的代称，这便加剧了古淮阴及其故迹归属问题的复杂化。这一代称不乏其例，兹从山阳县人、莅淮官员、异籍客旅三个层面，试举例析之，以便探究“淮阴”背后隐含的文化史意义。

表1-1 明清“淮阴”为山阳之实例举隅表

表1-1 明清“淮阴”为山阳之实例举隅表-续表

可见，明清时期“淮阴”仍常见于诗文之中，其中除了与淮阴侯韩信的故事有关，有不少是作为山阳县代称出现的。也就是说，在“淮阴”地名的研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淮阴与山阳的关系。具体来说，淮阴与山阳这两个地名均曾出现在清淮地区的行政建置中，淮阴为秦代县级政区，山阳为东晋时期始置，当时山阳郡、县同时并设。从行政建置起源上来说，淮阴与山阳互不干涉，但在历史的演变中双方的政治地位一升一降，淮阴曾四次并入山阳县，即便在没有并入山阳县独立设县的情况下，淮阴县亦多隶属于楚州，而楚州治所基本上均在山阳县，所以很多人会误认为淮阴就属于山阳，淮阴的事情亦可全部系于山阳县，这是导致元初以来淮阴县消失之后，淮阴故城与甘罗城在地方上引起混乱认识的另一重要原因。明清时期，这种混乱认识表现为：“淮阴”以文化记忆的面相存在并延续下来，且多指谓的是山阳县的事情，表1-1中所示实例即为证明。

不仅如此，“淮阴”为山阳这一观念，借由诗文唱和酬应的路径，广泛流传于文士群体之中，以至于“淮阴”竟成为异籍客旅对于山阳贤良原籍定位的常用说法，如望社魁首张养重[46]、苇间居士边寿民[47]、水南先生程嗣立[48]。而乾隆帝《过淮安城》中称“汉淮阴是晋山阳”，[49]无疑是将“淮阴”视为山阳代称的不可辩驳的注脚。那么，山阳县何以借得“淮阴”之名号？或许清康熙年间《山阳县志》的主纂者张鸿烈的言论尚可略作注解，即：“山阳县治在淮水之南，与淮阴本是二县，载在史册，总属淮南地，因以为号也，故曰淮南诗钞。”[50]此处张氏并未明言山阳与淮阴称谓互通的事实，而是将山阳冠称为“淮南”，淮水之南即为淮阴，这可能正是明清“淮阴”为山阳的内在理路所在。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旅经或客寓乃至定居山阳者，便可能会生成此地为古淮阴县的观念，也可能会联想到秦汉时期韩信、漂母的历史故事，而且自明代中期开始韩信、漂母相关故迹在山阳县境内的重建与恢复，更起到了强化这一观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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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肖爱玲：《西汉城市体系的空间演化》，商务印书馆，2012，第126页。

[2]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载《历史地理》第6辑，第57～58页。

[3]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载《历史地理》第6辑，第59页。

[4]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中华书局影印本，1992，第1638页。

[5] 《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中华书局，1972，第74页。

[6] （清）范以煦：《淮壖小记》卷1《淮阴》。

[7] （北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0，中华书局，2007，第713页。

[8]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载《历史地理》第6辑，第59～60页。

[9]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第1643页。

[10] 有学者根据《太平寰宇记》中记载的唐代淮阴县位于“（州）西五十里”，判断唐代的淮阴城位于今淮阴区南陈集镇境内，参见郭声波、颜培华《唐朝淮南道行政区沿革》，载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5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394页。其实这一判断应该是错误的，依照《魏书·高闾传》《太平寰宇记》等文献对角城的记载，今南陈集镇应该是淮泗交汇处且位于淮河北岸的角城遗址所在地。参见吕朋《〈水经注〉校笺——以〈泗水〉、〈沂水〉、〈沭水〉等篇为中心》，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第22页。

[11] （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124《淮南道二·楚州》，中华书局，2007，第2463页。

[12] （宋）李曾伯：《可斋杂稿》卷 17《淮阃奉诏言边事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 117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51页）中有云：“长淮诸隘，如安丰之上则颍河口，濠梁之上则涡河口，招泗之上则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则大、小清河口，皆是敌舟可以出淮之路。”其他文献中亦多有金兵“自清河口渡淮”的记载。

[13] 《金史》卷 4《熙宗纪》，“金皇统元年秋”条，中华书局，1975，第77页。

[14] 咸丰《清河县志》卷2《疆域》，（清）吴棠修，（清）鲁一同纂，清咸丰四年（1854）刻本，清同治四年（1865）续刻本。

[15] 《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中华书局，1977，第2179页。

[16] 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188页。

[17] 金国曾遣合达、蒲阿驻军桃源县滶河口以备元军，“二相屡以兵少为言，而省院难之，上遣白华传谕，二相不悦，蒲阿遣小船令华顺河而下，必到八里庄城门为期，且曰此中望八里庄如在云间天上，省院端坐徒事口吻”。可见其时八里庄确曾筑有城垣，且充当军事要塞，参见《金史》卷114《白华列传》，第2508页。

[18] （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37页。

[19] 有学者根据《金史》《续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判断出八里庄应该在大清河口南岸，与笔者论点相合，参见杜涛《淮安历史地名考述六则》，载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编《淮安历史文化研究》第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第203～205页。

[20]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第1653页；（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13《淮安府》古迹栏“甘罗城”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4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306页；（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22《淮安府·山阳县》“甘罗城”条，中华书局，2005，第1075页。

[21] （明）马麟原撰，（清）李如枚重修，元成续纂《续纂淮关统志》卷12《古迹》，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刻本。

[22] （宋）徐积：《节孝集》卷13《登淮阴古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0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855页。

[23] 《新唐书》卷41《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第1052页。

[2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128“建炎三年四月”条中记载：“洪泽镇市，人烟繁盛，倍于淮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34页。

[25] 《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3851页。

[26]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丁丑”条，中华书局，1988，第1437页。

[27] （宋）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卷4《治安药石·边防要务三·山水寨》，《丛书集成续编》第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5，第273页。

[28] （宋）岳珂撰，吴企明点校《桯史》卷12《淮阴庙》，中华书局，1997，第142页。

[29]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3《直前奏事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7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3页。

[30] 《宋史》卷88《地理志·淮南东路》，第12601页。

[31] 《元史》卷59《地理二·淮安路》，中华书局，1976，第1416页。

[32]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载《历史地理》第6辑，第62页。

[33] （明）杨宏、谢纯：《漕运通志》卷1《漕渠表》，载王云、李泉主编《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6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第151页。

[34] 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曾踏勘泗口曰：“桂家塘东北，有一历史之名区，是名大河口，一称泗口，即泗水入淮之口也。泗流甚清，故亦称清口。”经访查口碑，张氏判得：“泗口正在马头直北”，亦即桂家塘处。参见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第4章《吴城区》，方志出版社，2008，第504～505页。

[35] （清）顾炎武：《肇域志》卷2《淮安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706页。

[36] 荀德麟：《淮安清口杂考》，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第304～305页。

[37] 万历《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公署》，第344页。

[38] 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

[39] （宋）袁燮：《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第237页）一文中称“大小清河是也，相距余十里”，由此可以反推出秦汉、东晋淮阴城分别位于大、小清口。

[40] 光绪《清河县志》卷2《疆域·沿革》。

[41] 关于这一问题，尤以光绪《清河县志》为典型。《水经注》中的淮阴城当为东晋荀羡（字令则）所筑，光绪《清河县志》纂者说“不当云故城”，诚为确，不过这也导致它误将秦汉淮阴故城视为东晋淮阴城，以至于忽视了郦道元时代存在两座淮阴城址的事实，而明清方志文献中大多未注意到这一问题，光绪《清河县志》对此存疑，却也没有做出合理的解释。

[42] 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纪志二·丛谈》中曰：“山阳以郡属当志。”（明）宋祖舜修，方尚祖纂，荀德麟等点校，方志出版社，2009，第1007页。

[43] 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清）卫哲治等修，叶长扬等纂，陈琦等重刊，清乾隆十三年（1748）修，咸丰二年（1852）重刻本。

[44] 民国淮阴邑人张煦侯指出，明清山阳县境韩信、漂母故迹的重建，乃“郡城大吏，意取耀俗”之意，导致“自湖嘴以迄旧城，所标古迹同于吾县者三数处”，这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认识上的淆乱与偏差，参见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第1章《清江区》，第375页。

[45] （元）陈孚：《陈刚中诗集》卷1《观光稿·淮安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0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619页；（元）陈基：《夷白斋稿》卷9《淮阴杂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22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22页。

[46] （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11《众妙门三·指数类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第251页。

[47] （清）郑燮著，吴可校点《郑板桥文集·诗钞》“淮阴边寿民苇间书屋”条，巴蜀书社，1997，第238页。

[48] （清）郭麟：《灵芬馆诗话》卷1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第170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408页。

[49] （清）高晋：《南巡盛典》卷15《天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第6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259页。

[50] （清）张鸿烈：《淮南诗钞》凡例，清康熙间慎德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