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一）历史城市地理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研究城市兴起、发展和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研究城市兴起、发展和演变的地理基础。20世纪40年代，有学者开始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加以研究。此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要，历史城市地理学以“有用于世”为导向，其理论体系趋向成熟、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深化，形成了较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对此已有诸位学者进行回顾和梳理。[1]在此不再全面梳理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成果，而是贯穿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两大方面加以评介，前者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研究成果，后者则以全国性、区域性和单体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为分类层次，以此反映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成果的大致轮廓。
1947年，谭其骧曾做过一场题为《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的讲演，他将杭州城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时期，对它的政治地位、经济贸易、城市建设等方面进行梳理，由此阐明杭州都市兴衰的历史动力和规律。[2]侯仁之致力于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1949年完成英文版《北平历史地理》博士学位论文，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它的研究框架与核心思想、方法，包括横剖面复原、地形地貌与交通区位分析、区域文化差异分析、河湖水系分析、文献分析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城市形态特点分析、重视地图的表现方式，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3]史念海对春秋战国经济都会陶加以研究，认为济、泗之间菏水开凿、物产丰富等促进了陶的兴盛与繁荣，鸿沟的开凿增强了江淮流域与河济流域的相互联系，处于这套水道交通网络中间的陶愈加繁荣富庶。[4]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学科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主要集中于对其研究内容和对象等的探讨和构建。侯仁之是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理论奠基者，他较早对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内容进行精准的概括，即：城址的起源与演变、城市职能的形成及其演变、城市面貌的形成及其特征、城市位置的转移及其规律、地区开发和城市兴衰的地理因素五个方面。[5]对此，辛德勇评价道：“纵观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轶出于这一范围之外。”[6]时至今日这一评价仍具适用意义。马正林认为，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作为地理实体的城市，“地理空间是城市兴起的基本条件”，因此，城市历史地理学就是以解决“城市兴起、发展、演变的地理基础”问题为研究任务的，具体包括城市兴起的地理特点、城市职能及其转化的地理特点、城市结构的地理特点、城市风貌的地理特点、都市化的地理特点等方面。[7]严艳、吴宏岐借用“空间组织”的概念，进一步探讨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他们将“空间组织”分为区域城市空间组织和城市内部空间组织，前者研究历史时期各级城市甚至集镇的相互关系，后者研究历史时期城市的空间形态、功能分区、经济结构与布局、社会空间结构等方面。[8]李孝聪则从“点”与“面”的角度，阐释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对象，前者指的是“把历史上的城市放在一定的区域里，研究城市分布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即城市体系”，后者指的是“要把城市自身当作一个区域，研究其内部空间结构”。具体来说：
今后的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应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改变总是局限于某座城市（主要是都城）的单纯描述，而以区域中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心，连带其他一组城市，分析其相互关系，进行历史城市体系的综合研究。剖析历史城市格局形成的原因，描述其演化的过程，阐明区域中心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成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区域城镇体系成长发育与地区开发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城市表现为“面”的空间所反映的问题，即城市在规模形态、街道布局、职能组织的配置关系，城市建筑景观与历史文化风貌等城市内部地域结构上的差异特征。[9]
李孝聪不仅将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内容，剖析为“点”与“面”，即空间结构与城市体系，而且归纳出需要并且能够进行的具体研究内容，颇具指导性意义。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中，空间形态与地域结构始终是被重点关注的对象。对此，成一农倡导进行“要素分析法”，主要步骤为：从明清时期地方志入手，将地方志中所列的与城市形态有关的条目进行归纳，从中总结出明清时期地方城市形态的要素，如城墙、衙署、学校、坛庙、祠祀、街道、坊、市等，进而以清代城市形态构成要素为基础，逐步上溯，分解出不同时期、不同朝代地方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再以城市物质形态的研究为基础，探讨其背后隐含的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等方面的演变。[10]这对中国古代城市空间形态与地域结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在陕西西安成立，开始对中国古代都城展开研究，古都研究成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学者对古都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多有探讨。史念海在《中国古都学刍议》一文中指出，中国古都学建立在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学科基础之上，以“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及其中有的可以重建为现代城市的演变过程”，通过研究和探索古都的演变过程及其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服务。[11]史念海还在对中国古都学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之后，提出古都应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他认为“古都不仅是独立的王朝或政权的都城，抑且还应该具有较为长久的而不是过分短暂的年代，其遗址的现在地理位置应是确切的而不是推论的臆定，还应是距现在有关的城市较近，而不是相离很远的废墟”，在这一前提之下他对中国古都的类型、数量、年代和地理分布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12]朱士光除对古都学（或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学科脉络进行梳理外，又着重从历史时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推进古都研究的深入开展。[13]2009年，吴宏岐、郝红暖提出并阐释“中国都城地理学”的概念，他们认为中国都城地理学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时期都城的有关问题，具体包括都城历史地理研究、都城体系研究、都城空间研究等，在对具体问题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探讨都城发展基础、都城功能、都城体系与都城空间形态结构和都城所在城市更新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由此深化中国古都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一门日益独立的学科。
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趋向成熟完善的同时，学界对各级、各类城市的具体实证性研究相继展开，兹从研究空间范围的角度，对历史城市地理主要研究成果加以评述。一是关于历史上全国范围内城市的整体研究。杨宽《中国都城制度史研究》以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演变为研究对象，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中国都城的起源和发展”，对先秦至唐代的封闭式都城制度进行研究，探讨历代都城由“城”“郭”构建的布局，特别强调两汉之际城郭联结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下编“宋代以后都城制度的变革及其重要设施”，以里坊制度的解体为引子，探讨从北宋至明清时期开放式的都城制度，包括新的街市布局与结构以及各种商业消费场所、设施的形成与运作。陈桥驿主编《中国历史名城》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五十座城市，包括北京、邯郸、承德、太原、大同、沈阳、辽阳、南京、徐州、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绍兴、合肥、寿县、福州、泉州、南昌、景德镇、济南、济宁、曲阜、开封、洛阳、许昌、南阳、武汉、襄樊、江陵、长沙、广州、肇庆、南宁、桂林、成都、重庆、贵阳、遵义、昆明、大理、拉萨、西安、延安、汉中、兰州、武威、西宁、银川、伊宁，对这些城市的历史发展与现状进行考察，其中不乏历史地理学者的撰文。[14]马正林对历史城市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反映在《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之中，除了重申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外，他还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具体内容：城市起源、城市类型、城市形状、城市规模、城墙、城市水源、城市园林、城市平面布局与城市规划等，王守春称其为“中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不过亦有学者对其进行审慎评价：“书中提出的观点基本是对现有认识的总结和归纳，叙述多于分析，其中也存在一些错误的观点”，而且“在今天看来其内容已经陈旧”。[15]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秦汉魏晋隋唐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以来，对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城址选择、城墙功能变化、内外城市形态、地域结构进行深入研究，对每一阶段的特征加以总结归纳，尤其关注城市空间、结构与传统礼制、文化、变革等社会因素的关系问题。[16]成一农采用要素研究法，对东汉末年至唐代前期的城市进行总体研究，主要涉及城市空间分布格局和城市形态的演变两大问题，在研究架构上他将地方城市研究放在前面，把都城研究放在后面，因为作者认为：“都城只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极少部分，或者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城市，并不是主流，真正能代表中国古代城市的是地方城市而不是都城”，另外作者对里坊制等问题重点关注，也选择不同区域和类型的城市进行个案研究，[17]该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提出的学术观点，在较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
侯仁之曾说：“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地理，也必须结合整个地区的历史地理进行综合探讨。”[18]就是说，一个城市与其周围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必须将其置于区域的视角下进行考察。鲁西奇的研究区域集中于地处长江中游的汉水流域，他的《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一书，全面考察了汉魏六朝、唐宋、明清时期，汉水流域主要治所城市的建城过程、城墙规模与形态以及城墙内、外部形态与空间结构，具体关涉城墙的始筑年代及后世重修、置废等情况；城墙的形制与规模及其变化；城市内部坊市、街巷、公署、寺庙等的地理方位与空间布局；城外商业街区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在此基础上对汉魏六朝民众居住形态、唐宋时期的坊市制度、明清时期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区及城外商业街区的形成机制与意义等既有观点，提出较为扎实、深入的商榷意见。[19]刘景纯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对清代黄土高原地区的城镇进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城镇发展的地理基础、城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城镇化与近代化问题、城镇分布与空间格局的变化、城镇体系空间组织结构、城镇等级规模结构、城镇功能组合结构及其特征、城镇形态与城镇内部的空间结构等，[20]既有对城镇形态与空间布局的研究，也有对城镇功能、等级、规模等的探讨，在此基础上论证清代黄土高原地区的城镇体系及其特殊性。孙靖国“以桑干河流域自西汉至清代的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复原城址的确切位置，研究其与周边地理环境的关系及城市分布的空间格局，并从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演变探讨城市的职能”，由此“为今天桑干河流域乃至农牧交错地带的城市发展与区域开发提供参考意见”。[21]从区域历史地理角度研究城市的成果，还有王文楚对上海地区、陈代光对岭南地区、蓝勇对西南地区、韩光辉对桂林地区、王社教对山西地区等的城镇形成、分布、演变与城镇体系进行研究。[22]
与全国、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相比，对单体城市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堪称丰硕，其中以北京、西安为主，这不仅与它们悠久的都城历史有关，也与当地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传统和水平有关。侯仁之是历史城市地理理论建构的奠基者，他对北京等城市的实证研究也颇具典范意义，有学者认为：“就研究北京城的历史与地理来说，侯仁之先生涉猎范围之广，造诣之深，撰著之丰，影响之大，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是新中国北京史研究的奠基者。此外，他还结合城市规划先后对承德、邯郸、淄博、芜湖等城市历史地理，作过深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23]继其以后，尹钧科、于希贤、唐晓峰、韩光辉、高松凡、邓辉、阙维民、陈喜波、樊铧等人，既对历史城市地理理论做出进一步提升，也不同程度地对北京及其他城市历史地理进行研究。[24]其中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一书，涉及城市起源、布局规划、职能建筑、商业市场、人口规模、对外交通、城乡关系等问题，为单体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范例。除北京之外，在古都研究的倡导和推动下，西安等都城历史地理研究颇具规模，史念海、朱士光、马正林、李健超、辛德勇、吴宏岐、李令福、王社教、肖爱玲、史红帅、李久昌、陈云霞等人对西安及其他城市历史地理进行了研究。[25]此外，诸位学者对开封、洛阳、杭州、上海、武汉、广州、扬州、临清等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26]城市地图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对于历史城市地理学研究至为重要，侯仁之等人在对北京城市地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编纂成《北京历史地图集》，[27]其后西安、上海、杭州、天津、重庆、温州等地历史地图集相继出版。[28]以上这些对单体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展示了各种历史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城市差异，也为本书对淮安的研究提供了范式和启发。
（二）与本书主题相关的研究
（1）“双城”模式。本书首章以“淮阴”为中心，对历史时期淮河南、北的山阳、清河城进行考订，从而奠定了“清淮双城”的研究框架。“双城”这种比较特殊的城市类型，已有学者注意到。在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章生道将“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筑有城墙的独立部分组成的城市”，称为“复式城市”，[29]且将之划分为五种类型。不过鲁西奇指出这五种类型的不足，他认为“这种地理学的考察方法，虽然便于辨识不同类型的复式城市，但基本上仍停留在描述层面上，并未能真正深入地揭示复式城市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进而从形成过程和历史成因的角度，将复式城市分为汇合与拓展两种主要类型。其中，他较关注“拓展型”中的“治所城市与其商埠城镇而构成的双子城”，因为这种类型的双子城的形成，“一般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发展的结果，具有突破治所城市之局限的意义”，并且以襄阳府城与樊城镇、光化县城与老河口镇为例，指出樊城镇与老河口镇由于商业街区的形成与拓展，具备了另建新的城郭的条件，“从而形成与治所城郭并立的局面，这种并立局面本身，就是对治所城郭的一种挑战”，其中老河口镇更是取代光化县城，成为该区域内新的中心。[30]
“双子城”的研究还可以延展出区域中心城市转移这样的研究视角，如李嘎从城市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城市本体的面貌、城市腹地的户口数量和经济规模三个方面，论证了宋代至明初，山东半岛的城市中心发生了从青州转移到济南的事实。[31]朱军献指出，近代以后开封与郑州在地理环境变迁、经济社会运动与政治关系重构三个方面，均形成了根本性的反向发展趋势，从而引致中原地区区域中心与边缘城市发生结构与体系的重新定位。[32]在讨论两座城市的相互关系时，“单岸城市”的概念亦值得注意，张伟然等人指出，单岸城市是中国古代城市平面形态的常见实例，不过隔着一条水道而实现毗邻发展的两座单岸城市，则会产生复杂的互动关系，并以后来成为武汉三镇之二的鄂州与汉阳为例，展示了它们之间在经济市场、城区功能与行政运作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33]王列辉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沿河城市，大多是“单岸城市”，不过随着近代开埠通商之后，大部分通商口岸城市逐渐由单岸城市向双岸城市转变，他还利用GIS方法和工具，复原了天津、上海、福州、宁波四座“双岸城市”的形成过程，分析、阐释其特征与形成机制等问题。[34]
（2）运河与城市。这一命题备受学者关注。史念海认为，长江流经扬州城下，与运河形成交叉点，再加上长江东流入海，扬州城集江、河、海等交通优势于一体，同时粮食生产及其他物产流通为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交通优势与经济基础交互作用，促进了唐代扬州城的繁荣。扬州城外的长江向南摆动等地理环境的变化，造成了唐代扬州城的衰落。[35]他的另一篇文章指出，“运河有不同的渠道，渠道相互连缀，可以通到许多地方。长江亦多支流，支流之大者船舶亦皆畅通无阻”，由此在水道交通沿岸自然出现经济发达的都会，因运河兴盛的如：邗沟与长江汇合处的扬州，汴渠及其沿岸的汴州与宋州，“据江淮运路”的徐州和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楚州，江南河畔的润、常、苏、杭等州；因长江兴盛的益州、荆州、鄂州、江州等地，通过运河、长江及其各支流，形成了以都城为中心、彼此相互联系的交通与经济网络。[36]李孝聪从城市基址选择与空间形态的角度，对唐宋时期的运河城市进行研究。他认为，唐宋运河的选址受到了区位与距离因素的双重影响，运河交通吸引周边的城市逐渐向沿运河岸转移、发展，从而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商业街区，由此导致运河城市最先突破封闭的市坊制度，唐宋时期这种新的运河城市形态，对明清运河城市的形态与地域结构均有深远影响。[37]杨正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长江以北“沿运城镇”的兴起、特点、变迁与衰落等问题[38]。王振忠指出，伴随明代中叶以后两淮盐政的改革，处于长江与运河交汇处的扬州城商业职能出现扩张，这对扬州城市的地域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清代扬州城的功能分区进行重点研究，将其分为盐商麇居区及官绅署宅区、城外园林风景区、城郊经济区等，由此强调扬州城“因盐商萃居，市民阶层也多依鹾务为生，这构成了城内外以禺策富贾为中心的消费型经济类型，促使城市的职能分区也以此为主线划分”[39]。傅崇兰从位置、环境、人口、经济、文化等角度，对包括杭州、苏州、扬州、淮安、济宁、临清、天津等在内的中国运河城市进行研究，并以明清时期运河城市文化的发展，探讨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思想文化等问题[40]。
（3）城市水利与水患治理。从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来看，水资源的作用不容忽视。城市人口的增长与商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使城居者产生对水资源的巨大需求，在利用水资源的过程中，逐渐暴露出各种矛盾和问题。郑连第较早关注城市水利问题，他按照时间演进顺序，对中国古代城市水利事业中的重要沿革与史实，做过一般性介绍。[41]侯仁之在对北京城市地理的研究中，较关注北京城市水源不足问题，他认为历史上北京都市发展过程的水源开发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企图引用永济河水、尝试导引昌平白浮泉、修筑昆明湖水库，“三者有先后相承的关系”[42]，由此可以看出北京城市水源开发不断演进的过程。蔡蕃认为，北京城的水源不足涉及两大方面问题：漕运与城市供水，他在梳理北京水资源开发和漕运历史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元代以后通惠河工程的实施及其管理，并且分析在解决漕运供水的同时，历代统治者与水利工作者是如何解决城市供水与排水问题的。[43]此后这一视角得以深化拓展，邱仲麟进一步探讨北京城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问题，他认为，明代北京水井汲水极其自由，清代居民用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分段把持水井的水窝子，直到20世纪初，洋井、自来水传入，自来水公司成立，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展现了供水业者的籍贯变化与供水产业化等丰富的社会面相。[44]以往学界关注的城市与水的问题中，还涉及城市水患与防洪、河道淤废与整治[45]尤其是近年来受到水利社会史理路的影响，[46]城市水利的研究随之发生社会史的转向，越发重视水利工程修筑背后隐含的参与机制与社会结构的探讨。[47]值得注意的是，李嘎在城市防洪研究中，不仅呼吁关注中小城市，而且对既有研究模式，即洪灾破坏—防洪措施—洪灾成因的模式进行追问，认为此前的研究成果往往充分强调了洪灾及应对的问题，“而城市本体的情形却重视不够”，并以吕梁山东麓三城为实例，复原北方城市中人与环境相互影响、彼此感应的丰富场景。[48]无论是水利还是水患，对于明代中叶以降黄淮水患日趋严重的清淮双城来说，均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
（4）漕河盐榷等政务的实施与运作。漕运是历代政府转输粮食及其他物资供应都城等地消费的政治活动，明清时期淮安是全国漕运中心城市之一。日本学者清水泰次较早梳理了漕粮运输方式，对其基本概念做出了必要的考订。[49]樊树志在简要概述漕运制度的基础上，透视漕运与封建社会的关系。[50]星斌夫对明清漕运的具体运作展开研究，其《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视对运河上的水运劳动者群体的深入研究。[51]鲍彦邦侧重明代漕粮制度及其变革的研究[52]。李文治、江太新对清代漕运制度的研究则更为全面系统，并探讨了清代中后期农村经济的变化与漕弊对漕运的影响。[53]吴缉华认为明初海运与元朝海运有明显差异，它主要用于供给辽东战事，且系于武将身上，带有较强的军事因素。[54]倪玉平则依据大量宫中档案、奏折，全面探讨了清代后期的漕粮海运，其中涉及运河城市的衰变。[55]樊铧对海运的研究视角新颖，如对海运图的文献生成过程的分析、对永乐年间停罢海运的民间利益诉求的追问，都体现作者敏锐的学术触角。[56]
关于明清两代国家治河活动，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一书较早进行研究，它在分析明代以前黄河治理及明清黄河概况的基础上，重点阐释明清治河活动的目标、各项治河方略的实践与其中面临的争议和讨论。[57]冀朝鼎谈到中国古代治水时说：“象这类大规模的事业，一开始就起到了国家的公共职能的作用。而大型的治水事业，几乎无例外地都属于公共工程。”[58]蔡泰彬在对明代治河通漕政策的翔实分析中，指出国家整治策略的非制度化导致治水活动收效甚微。[59]马俊亚立足中国传统政治的角度，认为明代的治河原则中，首先是注重保护祖陵与运道的国家“大局”，而淮北地区的民生问题实居其次，至清代康熙年间开始考虑解决民生水患问题，但“仍把运道安全视为无与伦比的最高利益”，在这种治河方略的指导下，加筑高堰、蓄清刷黄、保运通漕，以致地区水利冲突争讼不已，“淮北的民生问题再次成为国家利益的牺牲品”。[60]国家政治介入黄、淮治水事业，在清帝南巡的活动中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61]
作为重要的运河城市，再加上水涝灾害频繁发生，清淮地区的民间信仰表现为水神祠庙的种类、数量尤为突出，包括天妃宫、金龙四大王庙、淮渎庙、真武庙以及龙王庙、禹王庙、二郎庙、柳将军庙等[62]。具体来说，曹永宪从徽州商人修建运河沿线城市的水神祠庙入手，考察其背后的商业动因和社会需要。[63]王大庆利用河漕日记，从比较的视角论述了运河城市的河工、漕运等，其中专辟“祠祭戏神”一段，描述了祭祀河神的历史场景；王元林综合考察了明清淮安府辖区内水神祠庙的空间分布；徐业龙以惠济祠为主要研究对象，考证祠内信仰神的演变并揭示其文化遗产价值。[64]张崇旺从自然灾害的角度，简要描述了江淮地区具有防洪护堤职能的金龙四大王、天妃、碧霞元君等神灵[65]。褚福楼认为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最早于兖州、徐州、淮安的运河、黄河地带形成中心祭祀区，后逐渐沿运河、黄河向河南、山西、安徽等省域河患严重的地区发展，揭示出金龙四大王信仰的政治属性，而民间祭拜也促进了金龙四大王的地域扩展。[66]
关于淮北盐务问题，佐伯富系统研究了两淮盐场的管理制度、灶户的阶级分化、引岸问题、私盐问题，以及盐商的生活与陶澍的盐务改革等。[67]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重在梳理淮北盐务的制度性运作。[68]张小也从法律史角度，论述了清代私盐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治理举措。[69]倪玉平关注清代中后期两淮盐政改革的实施，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70]王振忠则从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在考证明清盐政制度变迁的基础上，指出两淮盐业的兴盛吸引徽商群聚淮、扬地区，侨寓占籍，两淮盐业带动了苏北城镇的发展，盐商的生活方式也促进了淮、扬社会风尚的变迁。[71]高寿仙指出淮盐转运促进了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72]刘怀玉钩稽了淮安河下盐商家族的浮沉兴衰。[73]
明代淮安钞关由户部钞关、常盈仓、工部厂三部分组成，清代康熙年间撤销常盈仓、工部厂，归并入淮安钞关，雍正后淮安关兼管宿迁关和海关，淮安关是运河沿线主要关口之一。关于淮安关的研究集中于榷关制度、税收盈余、商品流通等方面。较早对淮安关做出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香坂昌纪和泷野正二郎，前者注重对淮安关米谷流通路线的考察，而后者则考察了其构成和机能。国内学者中，何本方总体概述了淮安榷关的制度沿革。[74]刘洪石认为五口通商后，原先的常关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淮安关“正额绌收”。[75]范金民的研究表明，自清康熙年间开海禁，海运贸易日盛，以运河为依托的淮安榷关税额即随之减少。[76]许檀、王元林、廖声丰等人的研究重在考察淮安关的商品流通，涉及其规模、种类、特点、影响等方面。[77]陈慈玉从淮安关的征税功能入手考察了地方官僚与商人的关系。[78]另外，全国性关税制度研究中也会涉及清代淮安关的相关论述。[79]
（5）淮安城市本体及其人口与移民研究。单树模等人较早关注清淮地区的城镇变迁，他们对两淮即清江市与淮安府城及古淮阴城的行政建制与兴衰进行研究，强调黄河夺淮与运河交通的变迁对于两淮城镇兴衰的影响。[80]邹逸麟在关于淮河下游地区南、北运口的研究中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历史上南北运口曾有很大的变迁，运口附近的城镇聚落也随着出现过兴衰更替的现象”，“通过对这个具体史实的观察，对我国东部平原水运交通变迁和城镇兴衰之间的内在联系问题，有所认识”。[81]这一核心思想对本书的写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作用。江太新等人认为，清代的淮安属于消费型城市，市场上的商品主要依靠粮船夹带“土宜”供给和补充，本身货物品种很少；从产业结构来看，清代的淮安过分依赖漕运体制，给淮安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弊端。[82]金兵等人对清江浦的衰落展开深入研究，指出近代清江浦的衰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漕运的没落、河工的废弛、灾害的侵袭、战乱的破坏、城乡经济结构的单一等，并强调交通线路、交通方式的变更对清江浦城市的衰落起到更为关键性的作用。[83]亦有学者从建筑规划的角度，专门关注明清时期的清江浦镇，认为该镇以运河水道为依托，出现了某些特殊类型的建筑设施，而且在运河交通的刺激下，清江浦镇的空间形态展现出运河城市的典型特征。[84]另外，对于淮安移民与人口的研究，吴必虎、曹树基分别在苏北平原历史地理、中国移民史研究中，论及明洪武年间苏州阊门人群移民江淮的现象，山阳、安东等地大致处于移民区域的北部边缘地带。[85]王振忠从历史地理和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摹刻徽州商人麇集淮安河下，形成市廛鼎盛的商业社区，由此引致淮安地方社会风尚的变迁。[86]高寿仙对明代淮安府人口加以统计与分析。[87]总体来说，单树模等人探讨两淮城市即清江市与淮安府城的兴衰状况，沈红亮还指出了山阳、清河城市地位的转变，不过学者们较少将山阳城与清江浦置于比较的视野之中，更遑论将之作为整体性框架进行考虑，这一整体性框架即本书所谓的“清淮双城”。
[1] 可参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第10章《历史聚落地理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史红帅：《近70年来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进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1期。
[2] 谭其骧：《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载氏著《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第417～428页。
[3] 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邓辉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第210～214页。
[4] 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112～117页。
[5]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6] 辛德勇：《侯仁之先生对于我国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4期。
[7] 马正林：《论城市历史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载《历史地理》第九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8] 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9]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第11～12页。
[10] 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1～21页。
[11] 史念海：《河山集》六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209页。
[12] 史念海：《中国古都概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第2期、第3期、第4期，1991年第1期、第2期。
[13] 详见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 陈桥驿主编《中国历史名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15] 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6] 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17] 成一农：《空间与形态：三至七世纪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18] 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地理学报》1979年第4期。
[19] 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
[20]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
[21] 孙靖国：《桑干河流域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第1、14页。
[22] 王文楚：《上海市大陆地区城镇的形成与发展》，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83～114页；陈代光：《秦汉时代岭南地区城镇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蓝勇：《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城镇分布演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4期；韩光辉：《广西桂林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23] 尹钧科、韩光辉：《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重大贡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
[24] 唐晓峰、于希贤、尹钧科、高松凡：《芜湖的聚落起源、城市发展、及其规律的探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于希贤、于希谦：《昆明市的聚落起源、城址演变、城区扩张及其地理因素的探讨》，载《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159～166页；韩光辉、尹钧科：《北京城市郊区的形成及其变迁》，《城市问题》1987年第5期；韩光辉：《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口规模蠡测》，《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1期；高松凡：《历史上北京城市场变迁及其区位研究》，《地理学报》1989年第2期；阙维民：《杭州城廓的修筑与城区的历史演变》，《浙江学刊》1989年第6期；韩光辉：《蓟聚落起源与蓟城兴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尹钧科：《论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尹钧科：《从大运河漕运与北京的关系看淮安城的历史地位》，《学海》2007年第2期；樊铧：《明清北京市场考》，载氏著《城市·市场·海运》，学苑出版社，2008，第31～100页；陈喜波、韩光辉：《明清北京通州运河水系变化与码头迁移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辑；陈喜波、邓辉：《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陈喜波、邓辉：《明清北京通州古城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7年第1期。
[25] 马正林：《唐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7～77页；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1期；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肖爱玲：《徐州城市历史地理浅论》，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王社教：《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任云英、朱士光：《从隋、唐长安城看中国古代都城空间演变的功能趋向性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李令福：《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人民出版社，2009；陈云霞：《明清榆林城市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与社会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6] 李长傅：《开封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1958；徐俊鸣：《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徐俊鸣：《韶关城市发展的历史地理背景》，《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1年第4期；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160～168页；杨正泰：《明清临清的盛衰与地理条件的变化》，载《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15～120页；曾昭璇：《从历史地貌学看广州城发展问题》，载《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28～41页；韩茂莉：《唐宋之际扬州经济兴衰的地理背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7年第1期；李润田：《黄河对开封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45～56页；陈代光：《洛阳历史地理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1988年第4期；陈代光：《试论广州城市的形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刘盛佳：《武汉市历史地理的初步研究》，载《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17～127页；褚绍唐：《上海历史地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司徒尚纪：《元代广州作为建制城市的历史地理初探》，《热带地理》1996年第1期；吴俊范：《从英、美租界道路网的形成看近代上海城市空间的早期拓展》，载《历史地理》第2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31～144页；张晓虹等：《南宋临安节日活动的时空结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牟振宇：《近代上海法租界空间扩展及其驱动力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周运中：《港口体系变迁与唐宋扬州盛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何峰：《苏州阊西地区城市景观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梁庚尧：《从南北到东西——宋代真州转运地位的转变》，《台大历史学报》第52期，2013；吴朋飞：《清代开封城市湖泊的形成与演变》，载《历史地理》第3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30～38页；何适：《宋代扬州的政区变动与经济衰落》，载《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69～79页；夏增民：《明代武昌府城江岸修筑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0年第2期。
[27]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8。
[28] 史念海主编《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武汉历史地图集》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天津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编著《天津城市历史地图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钟翀编《温州古旧地图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蓝勇主编《重庆历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
[29] 〔美〕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载〔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第100页。
[30] 鲁西奇：《“双子城”：明清时期襄阳—樊城、光化—老河口的空间形态》，载张建民主编《10世纪以来长江中游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第379～395页。
[31] 李嘎：《从青州到济南：宋至明初山东半岛中心城市转移研究——一项城市比较视角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
[32] 朱军献：《边缘与中心的互换——近代开封与郑州城市结构关系变动研究》，《史学月刊》2012年第6期。
[33] 张伟然、梁志平：《竞争与互补：两个毗邻单岸城市的关系——以宋代的鄂州、汉阳为例》，载《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19～127页。
[34] 王列辉：《近代“双岸城市”的形成及机制分析》，载张利民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4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1～17页。
[35] 史念海：《论唐代扬州和长江下游的经济地区》，载氏著《河山集》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第286～301页。
[36] 史念海：《河山集》七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7] 李孝聪：《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载唐晓峰、黄义军编《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95～339页。
[38] 杨正泰：《明清时期长江以北运河沿线城镇的特点和变迁——兼论地理环境对城镇的影响》，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39] 王振忠：《明清两淮盐商与扬州城市的地域结构》，载《历史地理》第10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第102～116页。
[40]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1] 郑连第：《古代城市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
[42] 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3页。
[43] 蔡蕃：《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问题》，北京出版社，1987。
[44] 邱仲麟：《水窝子——北京的供水业者与民生用水（1368～1937）》，载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2006，第203～252页。
[45] 吴文涛：《历史上永定河筑堤的环境效应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4期；陈隆文：《水患与黄河流域古代城市的变迁研究——以河南氾水县城为研究对象》，《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孟祥晓：《水患与漳卫河流域城镇的变迁——以清代魏县城为例》，《农业考古》2011年第1期；徐智：《清代南京水患治理研究》，《理论界》2012年第10期；田冰、吴小伦：《水环境变迁与黄淮平原城市经济的兴衰——以明清开封城为例》，《中州学刊》2014年第2期；牛淑贞：《周边环境与归绥城市水患》，《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8期。
[46]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47] 程森：《清代豫西水资源环境与城市水利功能研究——以陕州广济渠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杨茜、冯贤亮：《官绅互动与万历年间的南京社会：以丁宾的活动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罗晓翔：《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徐爽：《清政府善灾决策形成机制研究——以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大水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48] 李嘎：《关系千万重：明代以降吕梁山东麓三城的洪水灾害与城市水环境》，《史林》2012年第2期。
[49] 〔日〕清水泰次：《明代之漕运》，王崇武译，《禹贡半月刊》1936年第5期。
[50] 樊树志：《明清漕运述略》，《学术月刊》1962年第10期。
[51] 转引自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8页。
[52] 鲍彦邦：《明代漕运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53] 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54] 吴缉华：《元朝与明初海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辑，1956。关于明代海运的系统研究参见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
[55] 倪玉平：《清代漕粮海运与社会变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56] 樊铧：《城市·市场·海运》（韩茂莉序）。樊铧还从政治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和历史地理的角度，探讨思想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海运、河运之间的变动，参见其《政治决策与明代海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7] 张含英：《明清治河概论》，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
[58]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61页。
[59] 蔡泰彬：《明代漕河之整治与管理》，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
[60]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第1章《淮北治水事务中的地区冲突与政策偏向》，第28～119页。
[61] 关于清帝南巡与治水活动的互动关系，参见李鸿彬《康熙治河》，《人民黄河》1980年第6期；商鸿逵《康熙南巡与治理黄河》，《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徐凯、商全《乾隆南巡与治河》，《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张勉治《洞察乾隆：帝王的实践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唐博译，董建中校，载《清史译丛》第5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6～55页。
[62] 具体分布参见王元林《明清淮安府相关水神祠庙分布初探》，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第57～65页。
[63] 〔韩〕曹永宪：《徽州商人的淮、扬进出与水神祠庙》，载刘海平主编《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东亚视角》，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第354～380页。
[64] 王大庆：《清代河漕日记文献比较与黄淮水利、漕运》，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56页；徐业龙：《运河文化的特别例证——淮安清口惠济祠文化遗产价值研究》，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70～386页。
[65] 张崇旺：《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自然灾害与社会经济》，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576～583页。
[66] 褚福楼：《明清时期金龙四大王信仰地理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67] 参见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第20页。
[68] 徐泓：《清代两淮盐场的研究》，台湾嘉薪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2。
[69] 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0] 倪玉平：《博弈与均衡：清代两淮盐政改革》，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71]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72] 高寿仙：《漕盐转运与明代淮安城镇经济的发展》，《学海》2007年第2期。
[73] 刘怀玉：《明清淮安河下盐商》，载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第二届“运河之都——淮安”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0～269页。
[74] 何本方：《淮安榷关简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75] 刘洪石：《清光绪朝淮安关正额绌收原因探微》，《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
[76] 范金民：《清代前期淮安关税收的盈绌原由》，《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
[77] 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王元林：《明清淮安商品流通地理初探》，《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廖声丰、胡晓红：《鸦片战争前的淮安关及其商品流通》，《历史档案》2010年第1期。
[78] 陈慈玉：《从清代前期的淮安关功能论官商的关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第685～708页。
[79] 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倪玉平：《清朝嘉道关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廖声丰：《清代常关与区域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80] 单树模、范元中：《两淮的兴衰及其河道变迁史略》，载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江苏地理研究室编《江苏城市历史地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第184～208页。
[81]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57～72页。
[82] 江太新、苏金玉：《漕运与清代淮安经济》，《学海》2007年第2期。
[83] 金兵、王卫平：《论近代清江浦城市衰落的原因》，《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84] 刘捷：《明清清江浦的变迁与大运河》，《华中建筑》2005年第3期。
[85] 吴必虎：《历史时期苏北平原地理系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8～62页；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5卷《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第38～42页。
[86] 王振忠：《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江淮论坛》1994年第5期。
[87] 高寿仙：《明代淮安人口数额初探》，载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1辑，黄山书社，2010，第92～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