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代政区地理的研究

因传统沿革地理的范式存在着上述缺陷，亟需将其改造为蕴含现代科学思维的政区地理研究，这一关键性的变化始于1954年。 那一年，谭其骧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工作实现了从沿革地理到政区地理的革命。

（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1955年谭其骧开始工作时，组织上的想法是对清末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进行重编改绘。将杨图上的历史政区转移到现代底图上，有讹误的地方予以纠正，两三年时间就差不多了。工作展开后，谭其骧发现问题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点，除了其他人早就发现的杨图所用底图为1863年刊刻的《大清一统舆图》，“今地”时效过期，地理精度很差，更重要的是杨图上的历史政区完全是传统沿革地理的做法，根本不是同一时期的建置。

谭其骧坚持认为，历史地图要能反映某一时期行政建置的真实状况。考虑到限于篇幅，历史地图集不可能将历代行政区划的时空变化序列连续地反映出来，他坚持认为，应该给图集中每个朝代的政区建置设定一个标准年代。这样一来，他主持的工作就不再是简单地对杨图进行重编改绘，完全成了一项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新工作。

谭图1974年出版了内部发行本［1］，后经修订于80年代陆续公开发行［2］。在修订过程中，考虑到一些延续时间较长、政区前后变化较大的朝代只设一个标准年对于读者多有不便，又增设一个标准年（图3⁃2）。

图3⁃2　谭图的内部版书影

谭图的编绘，不仅提供了一套以朝代为单位的政区时空数据序列，而且它实现了从沿革地理向政区地理的转化。从此，研究历史政区就不能只管单个政区沿革，而不管各个政区的横向状况。同时，它也为历史政区地理建立了一个新的技术标准：准确到年。

（二） 断代政区地理研究

既然能将每个朝代的政区复原出一个标准年，将这一做法加以推广，复原出一个朝代疆域政区的逐年变化，也就成为断代政区地理。《中国历史地图集》编成以后，谭其骧就着手指导研究生以朝代为单位，转向断代政区地理研究。

谭其骧首先指导周振鹤完成《西汉政区地理》（图3⁃3），复原出西汉200余年的郡国级政区的逐年变迁［3］。之后指导王新民（又名王颋）完成《元代行政地理研究》（1989年）。在这一理念刺激下，胡阿祥也开展了对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研究（1987年）。1991年，谭其骧又指示靳润成探讨明代的非正式高层政区——总督巡抚辖区；该项研究虽然未将题名标为“政区地理”，但技术思路如出一辙［4］。

图3⁃3　《西汉政区地理》书影

顺着这一思路，断代政区地理的工作迅速展开。周振鹤先后指导学生完成了对东汉、清代、北魏、秦代的政区研究，并及于唐后期方镇、明代都司卫所等具有一定行政功能的辖区研究。辛德勇指导学生完成了孙吴［5］，胡阿祥、李晓杰也分别指导学生开展了三国、五代时期的政区地理研究。

近年，周振鹤组织力量撰写了一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6］。该书按时代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朝、十六国北朝、隋代、唐代、五代十国、宋西夏、辽金、元代、明代、清代、中华民国共13卷，前有总论卷。该书名为通史，但作者大多为历史地理学者，具有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经验，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传统纵向的政区沿革考证，同时也尽量照顾到各政区横向并存状况的复原。虽各卷体例及数据精度稍有参差，但大多数分卷反映了目前断代政区研究的前沿水平（图3⁃4）。

图3⁃4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书影

（三）边疆民族政区研究

20世纪80年代，谭其骧发表“唐代羁縻府州述论”一文，分析唐代羁縻府州制度。他提出，羁縻府州分为都护府、都督府、州、县四级，通常隶属于边州都督府、都护府，折冲府制度也推行于羁縻州地区。羁縻府州的辖境就是原来的部落领域，虽然羁縻州对朝廷的贡献相当普遍，但只有个别羁縻州纳税。唐朝在羁縻州与一般藩属之间，并无明确的制度上的区别，“本土羁縻府州”，即以边外各国、各族原住地设置的非侨居羁縻府州。与唐朝的关系大致可区别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些羁縻州可以改转为正州，说明唐朝能任意改革这一带州的建制，自应视为在唐朝版图之内。第二种情况是，有些羁縻州自始至终只是一个虚名，当然应视作唐朝境外的邻邦邻族。还有一种情况，有些地区的羁縻州与唐的关系前后有变化，应按实际情况分清楚何时应为唐土，何时便不是唐土。之后，他指导刘统对唐代羁縻府州制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讨论，以此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7］。该文丰富了学界对羁縻制度的认识，更倾向于羁縻府州作为边疆民族政区的观点。

2012年，郭声波在其所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6］中，提出藩属国、藩国、属国主体是基本具备国家政权机构的政治实体。藩属国对中央王朝存在双方都认可的臣属关系，中央王朝对藩属国存在双方都认可的宗主关系。因而从某种意义上看，藩属国是中央王朝的间接行政区域，也可表述为“统治区域”。但同时因为藩属国是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具有一定独立性（即相对独立）。唐初的吐谷浑、薛延陀即属此类。渤海、新罗及吐火罗、昭武九姓诸国兼置羁縻府州，则属另一类型。羁縻都督一般兼任都督所在羁縻州的刺史，全称应是“羁縻州都督”。该著以大量篇幅复原了唐代前后设置的1000多个羁縻府州分布地和治所。郭氏还在另一专著中就西南边疆羁縻州的复原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8］。

（四）GIS技术的支撑

历代政区变迁极为浩繁，用传统的手工操作、平面媒体无论如何难以反映历代政区变迁的时空序列。谭图对每个朝代只设定了一两个标准年，这对于了解非标准年的状况，完全不够用。断代政区地理研究虽然可以复原一个朝代内部的政区变化，但至多只能将这些成果用沿革表呈现出来，无法绘制连续时间序列的地图。应用GIS技术为弥补这些缺陷提供了可能。2001年，由复旦大学、哈佛大学等单位合作，启动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套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库，描述地名、行政建制和其他基础地理要素的时空变化，为研究者提供一个GIS数据平台、时间统计以及查寻工具和模型（图3⁃5）。

图3⁃5　CHGIS界面

这一项目以及其他同类工作的进展，已见于绪论，兹不赘述。在此要强调的是，此类工作的学术水准取决于后台数据的架构及文本考证精度。而文本考证，正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技术之一。

（五）新资料与新观念

利用出土文献来考史、补史，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悠久的传统。近年以来，地下文献大量出土，给断代政区地理特别是秦汉政区地理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里耶秦简含有大量政区信息，其中“洞庭”、“苍梧”两个郡名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给几乎已成定论的秦郡体系带来了很大冲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也给秦郡问题带来诸多新的认识。对汉代政区地理研究冲击较大的是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中的秩律。其中系统完整地记载了汉朝中央直辖区域的大量县名，与《汉书·地理志》属于不同时间层面的记载。这些新资料都引发了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自清代以来，从事沿革地理考证的路数都是勾稽史料中的政区信息，竭泽而渔，然后加以连缀。辛德勇在研究秦始皇三十六郡的时候发现，按照清人这种考证方法，得出的只能是一段几十年长时间内的政区设置状况，而不是秦始皇二十六年某日划定三十六郡这一时间断面上的郡级政区。他通过寻找史籍中的系统资料，撰写出“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9］，得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结论。

辛德勇这项工作给同行产生了极大刺激。从科学上讲，这实际上就是对不同来源史料的价值判断的问题。一种是本来就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古代的系统史料，一种是在来源上不具有统计意义，而是由今人自行加以统计的零散史料。这两种史料如何互证、互补，通过辛德勇这项成果才引起同行的高度注意。

以往政区地理研究主要着眼于县级以上政区，无论是《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是众多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的专著，县都是被当作点予以对待。秦汉时，“县大率方百里”，一个县的户口一般不过万户上下，即人口在5万左右。近世以来， 随着人口数量的膨胀，县级政区的人口规模很少有不在秦汉郡级政区以上的。明清以来的历史地理研究，若仍将县级政区当成一个个不具有空间形状的点，显然就不再合适。

正因为如此，近年从事政区地理研究的学者纷纷将视角下移至县级以下。满志敏以大比例尺地图及文献记载为基础，在GIS平台上复原了1542~2001年的青浦县界变迁［10］。这是小尺度区域政区研究的一个突破（图3⁃6）。郭声波也指导学生开展了宋代、清代县以下基层区划的研究［11~12］。

a.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和万历元年（1573年）青浦县域

b.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青浦县域

c.雍正二年至乾隆七年（1724~1742年）青浦县和福泉县

d.1910年以后青浦县界变化

图3⁃6　青浦县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