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朱元璋以孝治天下的举措与作用

“孝”植根于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学派创立之后，把它纳入儒学的范畴，视为仁的具体表现，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本源。我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奠立于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相结合，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儒家于是又将孝与忠联为一体，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309]，并假借古昔明王的名义，提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治国者，不敢侮于鳏寡，而况于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欢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310]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独尊儒术的汉、唐、宋三代，以孝治天下之策被奉为治国之圭臬，对稳定社会秩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三个王朝都成为国祚绵长的朝代。后来长期从事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以强悍的武力灭亡西夏、金朝与南宋，建立大一统的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元朝统治者不仅实行四等人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而且实行外汉内蒙、蒙古本位的国策，把儒学视为“宗教”而非作为治国修身之道，儒学被边缘化，孝道也被视若敝屣，不仅社会风俗逐渐被蒙古化，早已消失的“子纳父妾而弟妻兄妻，兄据弟妇者”[311]之类的乱伦现象又在某些地区死灰复燃，就是蒙元统治集团内部，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因为争夺皇位也不时互相倾轧。在元世祖忽必烈死后，短短的30年间，就换了10个皇帝。元朝的国祚因而非常短暂，仅仅存在89年便告覆亡。

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着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残破的严峻局势。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再度尊孔崇儒，倡导理学，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整顿被“蒙古化”的社会风俗。登基伊始，即于洪武元年（1368）二月下诏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子学，遣使诣曲阜祭孔，并郑重诫谕使臣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312]儒学再次被确定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独尊的地位。以孝治天下的“先圣之道”，也就成为明朝的基本国策而付诸实施。

确定孝道的主要内容

朱元璋深明“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说：“使一家之间长幼内外各尽其分，事事循理，则一家治矣。一家既治，达之一国以至天下，亦举而措之耳。”[313]但是，要以孝治天下，首先得让臣民知道孝的主要内容。儒家论述孝道的著述可谓连篇累牍，汗牛充栋，不要说老百姓记不住几条，就是一些熟读诗书的士子，恐怕也少有人能够记全。洪武十九年（1386）四月，朱元璋召见各地举荐上来的孝廉人才，他问道：“有司、耆宿举尔是否？”答曰：“是。”又问：“孝，何孝？”答曰：“父母跟前，晨省昏定，供奉饮膳，说的言语，不敢违了。”又问：“止此乎？”答曰：“是。”朱元璋连声慨叹：“呜呼愚哉！以尔所言，人子之道未见尽善，而称孝廉，不亦难乎？”[314]

有鉴于此，洪武十九年（1386）三月，朱元璋在《御制大诰续编》中专辟《明孝》一节，指出“孝子之节，非止一端，岂有但供饮膳而已”，并根据儒家经典的论述针对明初的现实状况，列举亟须践行的孝道的重要内容，并对其意蕴做出详细的解释：

冬温、夏凉、晨省、昏定：冬寒，则奉父母以温；夏炎，则奉父母以凉；清晨，则问父母一宵安否；至暮，则俟寝方归，斯谓之孝也。

饮膳洁净，节之：父母饮食，必要十分洁净，供必以时，且得其中，不使过多，则谓之孝。

父母有命，善正速行毋怠，命乖于礼法，则哀告于再三：父母之命，其合理者，则速为奉行。若不合于理者，则哀告再三。若一概奉行，则致父母有殃，安得为孝？虽违命而告至再三，实至孝也。

父母已成之业毋消：人子承守父母产业者，必使常存，不至典卖及犯法而消费，则谓之孝。

父母运蹇，家业未成，则当竭力以为之：父母衰老，不能生理，况家业未成，子竭其力以成之，不至父母窘于衣食，则谓之孝。

事君以忠：孝子事君，知无不言，心无奸邪。上补于君，下有益于民。禄奉已亡，见存祖父母、父母，是谓大孝。

夫妇有别：人家有子，有孙，有兄，有弟，有姪，体先王之要道，别之以夫妇，家和户宁，是其孝也。若使混淆，不如禽兽，是谓不孝。

长幼有序：人有长幼，居家则有伯叔兄弟，邻里则有高年少壮。凡人居家无长幼之分，出则无长幼之序，其所被辱者多矣。此其所以不孝也。使其居家有长幼之分，出则有高年之敬，是其孝也。

朋友有信：人不能无朋友，必择可交者与交，使言语可复，皆无虚诈。若事有参差，必能谏正，不至于善交之怨，恶交之陷，故谓之孝。

居处端庄：人于起居动静之际，威仪要肃，则人望而敬之，不敢亵狎，故谓之孝。

莅官以敬：士有禄位者，若能持己以敬而临乎人，则事辑而人爱敬之，必不陷身于罪戾，故谓之孝。

战阵勇敢：人之居行伍者，当战阵之时，必奋勇以当先。成功则荣膺名爵，殁身则忠义旌显，垂于千古，故谓之孝。

不犯国法：人皆父母之生，若不谨守法度，至遭罪责，则伤父母之遗体矣。故必保身毋犯，则谓之孝。

不损肌肤：君子爱护其体，为父母之遗体也。设使无籍，被人揉辱，肌肤为之伤，是为不孝。

闲中不致人之骂詈：人于闲中，若放肆忘诞，取人骂詈，则辱及父母矣。故闲静中，必谨言以保其身，则谓之孝。

朝出则告往某方，暮归则告事已成未成：呜呼！先王之道，至孝之哉。所以明所向之方，使父母暮指方而望。归告事成与未成，使父母知其善与不善。至此之际，父母无犹豫之忧，乐然而快哉，此其所以孝也。

最后，他告谕全国臣民：“从吾命者，家和户宁，身将终老，世将治焉。”[315]《明孝》一节所列的16项内容实质上也就是《御制大诰续编》卷首的《申明五常》一节所列的“五常”，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他在《申明五常》一节又明确规定：“倘有不如朕言者，父子不亲，罔知君臣之义，夫妇无别，卑凌尊，朋友失信，乡里高年并年壮豪杰者，会议而戒训之。凡此三而至五，加至七次，不循教者，高年英豪壮者拿赴有司，如律治之。有司不受状者，具在律条。慎之哉，而民从之。”[316]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对孝道的提倡，并不完全照搬儒家经典的古训。周代《仪礼》依据“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的原则，对子为母服丧之制作出规定：父卒，为母服齐衰三年，若父在，则服齐衰杖期。此处所说的母，基本上指的是亲生母亲，至于庶母，因其身份卑贱，家中非其所生的儿子，在她死后只能为其服缌麻三个月。不过，这也仅限于士庶之家，大夫以上则无须对庶母服丧，《仪礼》即明确规定：“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317]朱元璋主张礼应适时而变，说：“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适变之宜。”[318]认为人情是随着时代条件、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礼制也应该随着人情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一点来说，他的主张颇有与时俱进的味道。如洪武七年九月，孙贵妃病逝，她生了三个女儿，次女早卒，而没有儿子，朱元璋想叫其他儿子为这位庶母服孝，命礼部议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大臣奏曰：“周《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服。”朱元璋又命翰林学士宋濂等曰：“养生送死，圣王大政。讳亡忌疾，衰世陋俗。三代丧礼散失于衰周，厄于暴秦。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无穷，而礼为适宜。人心所安，即天理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319]宋濂等儒臣奏报，说古人论服母丧者凡42人，愿服期年者14人，愿服三年者28人，比愿服期年者增加一倍。朱元璋即说：“由是观之，三年之丧，岂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丧（服）三年，父在，为母则期年，岂非低昂太甚乎？其于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过者有之。若父母新丧，则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饮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号焉，又三年不语焉。禁令服内勿生子焉。朕览书度意，实非万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为已死者伤见生者十亡八九，则孝礼颓焉，民人则生理罢焉，王家则国事紊焉。”他认为“礼乐制度出自天子”，随即下令：“子为父母，庶子为其母，皆斩衰三年；嫡子、众子为庶母，皆齐衰杖期，使内外有所遵守。”[320]并将这一制度汇辑为《孝慈录》，亲自为之作序，于洪武七年十一月颁行。中国过去只为父亲服孝，为母亲服孝是明朝新创的制度。洪武三十一年颁行《教民榜文》，更将《御制大诰续编》所提倡的“五常”发展为“圣谕六言”，将“父子有亲”改成为“孝顺父母”[321]

又如洪武二十七年九月，青州日照县民江伯儿，其母久病不起，他仿效古人割股疗亲的做法，将自己胁下肋骨上的肉割下一块，煮熟了喂给母亲。但母亲吃了仍未康复，又到泰山的岱庙求神，许愿神灵保佑母亲病愈，他将杀子以祀神。不久，母亲竟然康复，江伯儿果然杀死三岁的儿子来祭祀神灵。地方官闻讯，立即奏报朝廷，望给予旌表。朱元璋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父子，天伦至重。礼，父为长子三年服。今百姓无知，贼杀其子，绝灭伦理，宜亟捕治之，勿使伤坏风化。”下令逮捕江伯儿，“杖一百，谪戍海南”。随即命礼部定议孝行旌表事例。礼部议曰：“割肝刲股，或至丧生，卧冰或致冻死。”规定割股、卧冰“不在旌表之列”，朱元璋“诏从之”[322]。前代被列入《二十四孝图》的割股疗亲、卧冰求鲤等非理性行为，便被排除在旌表事例之外，使孝行更趋于理性。

倡导孝道的重大措施

为了将儒家标举的这些孝道推广开来，化为全国臣民的实际行动，朱元璋采取了许多重大的措施。

第一，向人们灌输儒家的孝道思想。登基之后，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323]《女戒》修成后，即颁之于后宫，令后妃研读遵守。四月，又命侍臣画古孝行及其身所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令其“朝夕览观”。图画朱元璋自身所经历的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以示子孙，目的是使他们“庶有所警”，不致“习于骄奢”[324]，而图画古孝行，则是要求他们效而仿之，恪守孝道。而当各级学校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之后，四书五经更成为国子监和郡学的必修课程。至于科举考试，更是专取生员所学的四书五经命题，以指定的程朱注疏为准。随着儒家经典的广泛传播，其中所蕴含的孝道便渗透到广大士子的血脉之中。

洪武六年，朱元璋“复虑经旨晦而人不知道”，又命翰林修撰孔克表、御史中丞刘基、秦府纪善林温“取诸经要言，析为若干类，以恒言释之，使人皆得通其说”。他担心儒臣的纂述“未达注释之凡”，不够通俗，还亲自撰写《论语解》二章，交给他们“取则而为之”。孔克表等遵照朱元璋提供的样板，“释四书五经以上”，诏赐名曰《群经类要》[325]，付梓刊行。

后来，朱元璋又觉得，儒家有关孝道的阐述，散在诸多经传，一般人不易掌握，难于领会，又召集东阁大学士吴沉等大臣，说：“朕阅古圣贤书，其垂训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经传，未易会其要领。尔等其以圣贤所言三事，以类编辑，庶便观览。”洪武十六年二月，此书编成呈上，朱元璋“览而善之”，赐名《精诚录》，命吴沉为之作序。该书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书》七十二章，《诗》十七章，《礼记》二十七章，《孝经》《论语》各一章。忠君一卷，取《易》《大学》《中庸》各一章，《书》四十六章，《诗》十章，《礼记》十四章，《左传》六章，《国语》一章，《论语》十四章，《孟子》十二章。孝亲一卷，取《易》二章，《书》三章，《诗》九章，《礼记》四十八章，《论语》十一章，《孝经》十九章，《大学》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一章”[326]。《精诚录》的编纂，方便人们的阅读与掌握，对孝道的推广与普及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制定礼法制度，为孝道的施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礼为各种行为提供评判是非的标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327]。吴元年（1367）六月，“初定天下，他务未遑”，朱元璋即“首开礼、乐两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328]。洪武三年九月，修成《大明集礼》50卷。此后，还相继修成《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书，厘定包括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在内的各种礼制。其中，有的就是涉及孝道的礼制，如《孝慈录》即记载了嫡子和庶子为父母服孝的丧服制度。

“礼用之于未然之先，法施之已然之后。”当臣民不能遵守礼制的规范时，就必须绳之以法。朱元璋在“明礼以导民”的同时，也“定律以绳顽”。吴元年十二月即编定《大明律令》。后经洪武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二年的几次修订，又于洪武三十年（1397）颁行《大明律》。此外，朱元璋还亲自汇集一批当时对“情犯深重、灼然无疑”的“奸顽刁诈之徒”施行法外加刑的案例，加上一些峻令和自己的训话，编成《御制大诰》四编，作为《大明律》的补充。这些律、诰对违背孝道的行为，都规定了严厉的刑罚。“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及夫者）”“不孝（谓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奉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不睦（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不义（包括‘闻夫丧匿不举哀，若作乐释服从吉及改嫁’）”“内乱（谓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及与和者）”皆定为“十恶”大罪，不在常赦之列[329]。

《大明律》参照唐律，对祖父母、父母等作为一家之长的尊长地位及家庭的尊卑名分作出严格的规定。家长被赋予处理家庭财产的全权，以便巩固家长制度的物质基础。别籍异财受到严厉禁止，“凡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异财产者，杖八十”。“凡同居卑幼不由尊长，私擅用本家财物者，二十贯笞二十，每二十贯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同居尊长应分家财不均平者，罪亦如之”[330]。家政一概统于家长，子孙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教训和命令，包括主办婚姻在内，“凡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养有缺者，杖一百”[331]。子孙对祖父母、父母，妻妾对丈夫，弟妹对兄姊进行骂詈、殴打或谋杀，要受到凌迟、斩、绞或其他刑罚。“凡谋杀祖父母、父母，已行者皆斩；已杀者，皆凌迟处死。谋杀缌麻以上尊长，已行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332]。至于匿父母丧、冒哀出仕、弃亲之任、居丧嫁娶等违背孝道的行为，均在法律禁止之列。《大明律》又特设“亲属相为容隐”的条款，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容隐；奴婢、雇工人为家长隐者，皆勿论。……若犯谋逆以上者，不用此律。”[333]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犯有谋反、谋大逆、谋逆之外的罪行，亲属为之隐瞒，不算犯罪。《大明律》还列有“犯罪存留养亲”的条款，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334]也就是说，罪犯如果祖父母、父母老病无人侍养，犯死罪的上奏皇帝裁决，犯徒流罪的只杖一百，犯其他较轻罪行的交纳赎金，可存留养亲。《大明律》还列有“干犯名义”的条文，禁止家属之间的诉讼行为（犯“十恶”大罪者除外），否则要受到凌迟或其他刑罚[335]。亲属之间互相侵犯，则按尊卑亲疏定罪，对尊长的处刑远比卑幼为轻。当然，在保护家长的权力和地位的同时，则要求家长负责担保全家成员对国家、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不但全家的户口、租赋和徭役都要家长负责，就连家庭成员犯罪，家长也要受到牵连，而且“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336]。

此外，明律还严厉禁革蒙古人传入中原的“胡风”“胡俗”。如同姓、两姨姑舅为婚及收继婚，朱元璋认为有违人伦之大防，不仅在《大明律》中特立专款严加禁止[337]，而且在《御制大诰》中严厉警告：“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条，罪不容诛！”[338]后来，发现民间又屡有犯者，洪武二十七年又再次重申：“比闻民间尚有顽不率教者，仍蹈袭胡俗，甚乖治体，宜申禁之，违者论如律。”[339]

第三，建立尊养老人的制度，将家庭的尊养扩大为社会的尊养。汉代有尊养三老之制，时人称：“尊养三老，视（示）孝也。”[340]朱元璋仿效这种做法，总结历代尊养老人的经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制度，形成尊养老人的社会风气。其具体内容，大抵包括以下几项：一、擢用年老的耆民为官。明朝建立后，各级行政机构逐渐建立，官员奇缺，朱元璋屡次下诏举贤，举荐的对象，既包括年轻的俊秀，也包括年老的耆民。有些大臣认为人到60岁，精力衰耗，难以胜任工作，见到岁数大的便弃置不用，任用的大多是壮年英俊的后生。朱元璋即对礼部臣指出：“古之老者虽不任以政，至于咨询谋谟，则老者阅历多而见闻广，达于人情，周于物理，有可资者。”“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吕尚而兴，穆公不听蹇叔而败，伏生虽老，犹足传经，岂可概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当置翰林以备顾问。”[341]因此有不少年老的耆民被举荐到京师，仅洪武二十三年一年之内“选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就“得千九百十六人”[342]。对举荐入京的耆民，朱元璋都根据其德才安排适当的职务。如洪武十五年礼部主事刘庸所举荐的鲍恂、全思诚、余诠、张光年等四人，鲍恂年已八十余，另外三人也都年逾七十，朱元璋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343]。洪武十八年，已73岁的刘三吾经茹瑺荐举，“奏对称旨，授左赞善，累迁翰林学士”[344]。二、推荐老人，与各里的里长、甲首，共同负责本里治安，“施行教化、督促生产以及裁决民间户婚、田土和斗殴相争之事”[345]。三、在乡饮酒礼中以年高有德之人列坐宾席，以示尊敬。乡饮酒礼为古代嘉礼之一，也是唯一达于庶民的礼制。始创于周代，后时有损益，至元代由于朝廷不加提倡，已在民间逐渐消失。明朝重新加以恢复，洪武五年四月诏令全国举行乡饮，“在内应天府及直隶府州县，每岁孟春正月、孟冬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于学校，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亦皆取法于京师；其民间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346]。洪武十六年颁行《乡饮酒礼图式》，又规定：“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为齿序。其余犯条违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洪武二十二年再定《乡饮酒礼图式》，又规定：“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外，执壶供事。”还规定“大宾，以致仕官员为之”；“僎宾，择乡里年高而有德之人为之”；“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高年有德者充当僎宾、介、三宾，坐于规格较高的专设席位，其他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则按序齿坐于上席[347]。四、令耆民入京朝觐。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耆民“五十以上者，随（州县长官）朝京师，访问疾苦”[348]。到二十六年，为免除其长途跋涉之劳累，才又“诏免天下耆民来朝”[349]。五、耆民免服徭役。洪武元年八月宣布：“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令一子侍养，免其差役。”[350]六、给老年发放生活补贴。洪武十九年五月，特命有司存问老年：“凡民年八十、九十而乡党称善者，有司以时存问。若贫无产业者，年八十以上者月给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者，岁加赐帛一匹、絮一斤。其有田产能瞻者，止给酒肉絮帛。”[351]七、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老人。洪武五年五月下诏：“孤寡残疾不能生理者，官为养赡，毋致失所。”官府于是开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废疾之老年人[352]。此外，洪武十九年五月的诏令，还特地规定给京城所在地应天和他的故乡凤阳二府的“富民年八十以上赐爵里士，九十以上赐爵社士，皆与县官平礼”[353]。

第四，普施教化，移风易俗。朱元璋强调：“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354]他普施教化、移风易俗的措施，有许多是围绕弘扬孝道来展开的。一是在举行乡饮酒礼之时，要由司正致辞，曰：“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亲族，外睦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355]灌输孝道思想。二是强制讲读《御制大诰》。洪武十八年十月颁行《御制大诰》，特地规定官民每家都要备置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356]。十九年三月颁行《御制大诰续编》，更规定：“务必户户有之。敢有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357]十九年二月再颁《御制大诰三编》，并于二十年闰六月命礼部下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358]朱元璋还将《御制大诰》颁赐国子监生及天下府州县学生[359]，后又“诏礼部令今后科举岁贡，于大诰内出题，或策、论、制、诰参试之”[360]。各级学校于是便掀起一股讲读《御制大诰》的风气，洪武三十年，全国讲读《御制大诰》的师生入京朝觐的人数达到193400余人，“并赐钞遣还”[361]，可谓盛况空前。三是在全国乡村遍设申明亭、旌善亭，以旌善惩恶。申明亭起初张榜公布境内人民所犯罪过[362]。后来担心将境内百姓的杂犯小罪都张榜公布，会“使良善一时过误为终身之累”，改为“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363]。旌善亭张榜公布官民的善政善行，既书“民之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及善行之人”，也录“有司官善政著闻者”[364]，以示旌表。四是强化基层里甲组织维护孝道的功能。里甲的里长、甲首和推举出来的老人，除了负责维护治安、督促生产以及裁决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之事外，还有维护孝道的职责。他们必须负责奏报本里孝子顺孙、义父节妇及有一善可称者的事，以供朝廷的表彰；督促七八岁或者十二三岁的本里子弟讲读《御制大诰》；教育本里乡民，为子孙者奉养祖父母、父母，为父母者教诫子孙，为子弟者孝敬伯叔，为妻者劝夫为善。每乡每里还设置一木铎，每月六次，令年老或残疾或瞽目者，由小孩牵引，持铎巡行本里，高声呼喊：“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365]

第五，大力表彰孝行，甚至将孝悌力田者提拔做官，为臣民树立榜样。浙江浦江郑氏家族，自宋代以来，“代以一人主家政”，累世聚族同居，几三百年。龙凤四年（1358），李文忠下浦江，特旌之为“义门”，禁士兵不得侵犯。明初，郑家族长郑濂担任粮长，入京受到朱元璋的接见，问以治家长久之道，曾想给他官做，他以老辞。后来，胡惟庸谋反案发，有人告发郑家“交通”胡惟庸，官府到郑家逮人，郑家六兄弟争着赴京承担罪责，郑濂之弟郑湜径自前往京师，准备入狱受审。正在京师的郑濂迎接他，说：“吾居长，当任罪。”郑湜说：“兄年老，吾自往辩。”两人争着入狱。朱元璋闻讯召见他们俩兄弟，说：“有人如此，肯从他人为逆耶？”下令释放他们，并提拔郑湜为左参议，命其举荐可用之人。郑湜举荐同郡王应等五人，皆被授为参议之职。洪武二十六年，又擢郑濂弟郑济为左春坊左庶子。后来，又召郑濂弟郑沂，自布衣擢为礼部尚书。浦江王澄，仰慕郑氏家风，令子孙聚族同居。后来，他的孙子王应被擢为参议，另一孙子王懃被擢为左春坊右庶子[366]。

有些臣民犯法获罪，因其子有突出的孝义行为，朱元璋往往屈法宥之，或减轻处罚。洪武八年，淮安府山阳县有人犯罪当受杖刑，其子请以身代，朱元璋对刑部大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367]江宁人周琬16岁时，担任滁州牧的父亲坐罪论死，他请求代父亲去死。朱元璋怀疑他是受人指使，下令将其处斩。周琬面对屠刀脸不改色，朱元璋很是惊异，令将其父免死戍边。周琬再次求情，说戍边与处斩，同样都是死，父亲死了，儿子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他愿就死以赎父戍。朱元璋复怒，命将其缚赴市曹处斩。周琬却面露喜色，认为自己受斩却可使父亲免除戍边之苦。朱元璋“察其诚，即赦之，亲题御屏曰‘孝子周琬’，寻授兵科给事中”。浙江新昌人胡刚，其父谪役泗上，因逃亡论罪当死，敕驸马都尉梅殷监刑。胡刚正在河边等待渡船，准备过河前往省城，请求代父受刑，闻讯即脱下衣服跳入河中，泅水而往，哀号泣代。梅殷上奏朝廷，朱元璋“诏宥其父，并宥同罪者八十二人”[368]。

躬自践行，垂范天下

朱元璋深知，要以孝治天下，自己作为最高君主，应该以身作则，垂范天下，才能起到引领社会的作用。

登基之后，朱元璋不时回忆起往昔的生活和父母的养育之恩。他是家里最小的儿子，小时候体弱多病[369]，父母格外疼爱，尽管家里很穷，在他六七岁时还把他送到私塾读书[370]。可是由于家里实在太穷，他读了几个月，认得几十个字，还是退学，去给地主放牧牛羊，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朱元璋上头，还有朱重四、重六、重七三个哥哥。大哥朱重四是家里的老大，父母从小对他十分溺爱，结果反而惯出一身毛病，既不爱干活，又“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371]，对父母不怎么孝顺，还带坏了重六、重七。父母对老大、老二和老三非常失望，觉得他们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为此把希望都寄托在小儿子朱元璋身上。看着朱元璋慢慢长大，身体越来越壮实，“姿貌雄杰”，又认得几十个字，聪明过人，感到无限的喜慰。父母俩忠厚老实，勤劳吃苦，邻居有什么事，都热心帮忙，从不惜力，村里人都说他们家将来肯定能出个“好人”，会有出头之日。母亲便对父亲说：“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吾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然后指着小儿子说：“岂在此乎？”[372]朱元璋看到三个哥哥好逸恶劳，所有的农活都靠父母去干，风里来，雨里去，辛苦备至，令他十分心酸。可自己年龄毕竟太小，除了起早贪黑去给地主放牧牛羊，顺便给家里拾点柴火，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盼着自己能快快长大，好为父母分担一些辛劳。

然而，未等朱元璋长大成人，至正四年（1344）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袭击江淮大地，接着又闹起了瘟疫。四月初六，64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而亡，初九日大哥朱重四病故，他的长子圣保也染病夭折，到二十二日，59岁的老母亲陈氏也染病而亡。此时，家徒四壁，既无钱财为父母和大哥购置棺材和寿衣，也无坟地安葬。幸亏邻居刘继祖给了块地，朱元璋与入赘唐家的二哥朱重六才卸下门板，将换上旧衣裳的父母抬到坟地分别埋葬。接着，又将大哥和侄儿圣保的尸体抬到地里，紧挨着父母的坟墓，分别埋葬了。后来，朱元璋回忆当时埋葬双亲的情景，还不无感伤地叹道：“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373]

父母和大哥去世后，失去依靠的朱元璋只能入於皇寺为僧。因为旱灾和瘟疫继续肆虐，50天后寺院关门，他只得外出化缘，流浪淮西。几年的流浪生活，风餐露宿，受尽人间的白眼、冷漠和嘲讽，不时勾起他思念故乡和父母之情。他想，父母在世时，家里再穷，三餐总算还有几碗伴着大把野菜的热乎乎稀米粥充饥，晚上总算有间茅草屋可以遮风挡雨。由于思亲情切，至正六年（1346）又返回家乡，祭扫父母和大哥的坟墓[374]。无奈家乡的灾情未见缓和，他不得不又外出游方，直到至正八年（1348）才再度返回故乡，回到於皇寺住下。

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在颍州组织红巾军起义，点燃元末农民起义的烈火。第二年正月，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在定远起兵响应，二月攻占濠州。三月，於皇寺焚于兵燹。闰三月，无处存身的朱元璋前往濠州投奔起义军。此后，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战将。龙凤元年（1355）郭子兴病逝后，朱元璋代领其部，被宋小明王封为左副元帅。后来，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壮大，小明王敕封的职位也越来越高，至龙凤九年（1363）封其为中书右丞相，并封赠朱元璋的三代。朱元璋感到无限荣耀，特撰《朱氏世德碑》，记载自己的家世和小明王对其三代的封赠。碑文将其所建的功业，归结为先世的恩泽，要求后世子孙牢记不忘：“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愿。《书》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375]

自投奔起义军后，朱元璋离开了家乡，而且随着其势力的发展，攻取滁、和，南渡长江，东取应天，不但离开家乡越来越远，而且其故乡濠州还一度为敌对势力所攻占，他母亲的坟墓还曾遭敌对势力的挖掘和破坏[376]，他曾为此感慨道：“濠，吾家也，我有国无家可乎？”[377]龙凤十二年（1366）四月，朱元璋在攻打张士诚淮东地区的战役胜利在望之时，命部将韩政率顾时领兵攻取濠州。占领濠州的张士诚部将李济眼看抵挡不住，于初九日与知州马麟出降。这一天正是朱元璋大哥病死的忌日，距其父亲病故的忌日刚过了3天，距其母亲病逝的忌日还有13天，他当即决定回濠州省墓。四月十三日，朱元璋在曾被罚作书吏的许存仁、起居注王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应天，于十六日抵达阔别几载的濠州。当天，他即赶往钟离太平乡孤庄村父母的坟地，只见父亲、母亲、大哥和侄子圣保几个矮小的荒冢，一个挨一个地戳在邻居赠送的一块地头，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心里感到不胜凄凉。他觉得当初限于条件，“始葬时礼有未备”，如今自己成了一方首领，应该进行改葬，就向随行的许存仁、王祎等人询问改葬的仪式，并令有关部门制作比一般丧礼规格要高的丧帽、丧服。但消息传开后，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说：“改葬恐泄山川灵气。”朱元璋只好作罢，下令“增土以倍其封”。他父母的坟墓本来就靠得很近，经过增土倍封，变成了一个高大的坟堆，仿佛是一座合葬墓。然后举行一个隆重的祭祀仪式，并让儿时的好友汪文、刘英“招致邻党二十家以守陵墓”[378]，赐“朱户”，免其赋役。

登基之后，朱元璋忆及往昔父母的哺育之恩，自己却无力奉养及其殁后“殡无棺椁”的情景，每每“感慨泣下”，泪流不止。有一天，见到一群传说能反哺其母的慈乌，曾十分感慨地写下一首《思亲歌》：

苑中高树枝叶云，上有慈乌乳雏勤。

雏翎少干呼教飞，腾翔哑哑朝与昏。

有时力及随飞去，有时不及枝内存。

呼来呼去翎羽硬，万里长风两翼振。

父母双飞紧相随，雏知返哺天性真。

歔欷！慈乌恸恻仁，人而不如鸟乎？

将何伸，将何伸！

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亲。

有似不如鸟之至孝情，

歔欷！歔欷！梦寐心不泯。[379]

《孝经》说，子孙孝顺祖父母、父母“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380]。朱元璋自己在《教民榜文》中也曾这样告谕百姓：“父母生身之恩至大，其鞠育勤劳，详载《大诰》。今再申明：民间有祖父母、父母在堂者，当随家贫富奉养无缺。已亡者，依时祭祀，展其孝敬。”[381]朱元璋想，过去父母在时无力奉养，现今自己贵为天子，欲以天下奉养父母却不可得，那就只能在“鬼享之”方面多下功夫了。于是又决定对父母的坟墓进行改建。先是在洪武元年进行第二次修建，“积土厚封，势若冈阜”，广植名木，开辟神道，树立华表和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命名为“英陵”，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依据他的手录撰写碑文，立于陵前[382]。朱元璋大哥、大嫂及其子圣保，二哥、二嫂及其子旺儿，三哥、三嫂的坟墓，都附葬在他父母陵旁[383]。第二年五月，改建完工，更名为皇陵，设皇陵卫以守护之[384]。洪武七年六月，设立皇陵祠祭署，以汪文为署令、刘英为署丞，“专典祀事”[385]。洪武八年，中都罢建之后，又利用中都的积材对皇陵进行第三次大规模修建，至洪武十二年完工，形成三城环套、前朝后寝的格局，既雄伟壮丽又庄严肃穆。在此次修建完工之前一年即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以“前所见碑，恐儒臣有文饰”，又亲自撰写《大明皇陵之碑》，“命江阴侯吴良督工刻之”[386]，立于陵前。同年，还下令清理钟离土著旧民，编为陵户，“每户拨给田地一亩，供办皇陵每岁时节祭祀，全免粮差”。洪武二十九年，又将钟离土民“尽编为陵户，祠祭署提调洒扫清洁，均派四时节令大小祭祀”[387]。此外，朱元璋还在京师修建太庙，在宫中修建奉先殿，按时祭祀先祖，以展孝思。

营建皇陵之后，朱元璋还在泗州孙家岗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修过一座衣冠冢“祖陵”，在中都城西北的白塔湾为其伯父朱五一一家修建了一座合葬墓“十王四妃坟”。

儒家的孝道不仅要求子孙侍养父母、祖父母，在父母、祖父母去世后隆重加以安葬、祭祀，更要求子孙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和事业，将其发扬光大，以为先辈增光。朱元璋的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农民，自然谈不上有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是他们身上却不乏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如忠厚老实，勤劳吃苦，乐于助人，等等，朱元璋在《朱氏世德碑》中将其归纳为“德”和“仁”，热切地表示：“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所望也。”他不仅这样说，而且确实这样做，在治国理政中，施行德治与仁政。早在登基前夕，他即提出“锄强扶弱”[388]，（《明史》称之为“抑富右贫”[389]）以及“取之有制，用之有节”[390]的主张，登基之后，又提出“安民为本”[391]“藏富于民”[392]的主张。根据这些主张，朱元璋以法律形式提高了劳动者的身份地位，相应降低贵族官僚的特权地位，部分肯定了元末农民战争的斗争成果；严惩贪官污吏，击杀不法豪强，营造清明的政治环境；实行轻赋薄徭，改革土地配置制度，移民垦荒屯田，扶植小农经济。从而收到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弼成了“洪武之治”的显著效果。他自己也以布衣出身的有为之君形象载入史册，为其父母增了光。试想，如果没有朱元璋这番“治隆唐宋”的辉煌业绩，后人谁还记得朱五四这个普通农夫的名字，谁还记得陈氏这个平凡的农妇的名字？更不要说有那么一座雄伟壮丽的陵墓供后人凭吊了。

作用与影响

面对明初社会动荡、经济残破的严峻局势，朱元璋实行以孝治天下之策，以孝为核心重建社会秩序，将孝的观念与社会秩序紧密相结合，使孝的血缘宗法关系再次扩大到整个社会，这对协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万历《建阳县志》载：“国初俗淳质茂，都人斤斤自好，后进遇长者逡巡退让，不敢以贤智自多。……民俗质厚，宗族比闾之间，由由于于，患难相维持，缓急相倚赖，居然古朴之风。”[393]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引《歙志》说：“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394]这些记述，自然有某些夸大溢美之词，但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缓和的基本事实。当然，社会矛盾的缓和，是朱元璋诸多举措共同促成的，但是以孝治天下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社会秩序也由乱而趋于治，“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395]，呈现一派国泰民安的景象。“流离渐怀归，沉疴渐苏醒”，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出凋敝残破的困境，恢复与发展起来。全国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洪武二十六年（1393）达到850万余顷[396]，比北宋最高的耕地数字、天禧五年（1021）的524万余顷[397]，多了300多万顷（元代没有全国耕地数字可供比较）。国家的税粮也随之增加，洪武二十六年岁征粮食32789800余石，布帛512002匹，丝绵、茶等物3654000余斤[398]，其中仅税粮一项就比元代岁入121147008多石[399]，增加了近两倍。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也在逐步复苏，商业也日趋繁荣。在洪武年间奠定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在此后的永乐、洪熙、宣德三朝继续发展，形成了明前期的盛世局面。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朱元璋以孝治天下，用血缘宗法关系来解释和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势必导致个人人格的丧失，做过了头，就容易造成思想的保守和僵化。孔子论孝时强调：“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400]《孝经》也说：“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401]这样，人们只能在先辈的思想言行圈子里打转而不能超越，毫无思想言行的自由，也就失去了创造的活力。明初的人们完全被封闭在封建正统观念和理学道德礼仪的规范之中，整个社会便日趋呆板和沉闷。学术界是程朱理学一家独霸，学者一味“遵朱”“述朱”，谨守其矩矱而未敢越雷池半步，完全丧失了朱熹时代的创新精神。文字界则充斥着歌功颂德、粉饰现实、追求雍容典雅的诗文，毫无生气。更有甚者，朱元璋手订的《皇明祖训》还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402]把孝从伦理道德层面扩展到政治层面，将他所制定的各种典章制度作为祖训，强令后代子孙遵守，永不更改，这就为后世的改革设置了巨大的障碍。

因此，对朱元璋的以孝治天下，我们必须进行辩证的分析，既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也看到其消极影响的另一面。既不应全盘加以肯定，也不能全盘加以否定，而应当肯定其应肯定者，否定其当否定者，这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2017年12月5日

[原载《中国区域文化研究》第二辑（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