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人合一”观的新土壤

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佛教已在西域和中国内地流播，长期流传的永平年间（公元67年左右）汉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故事，则是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证明。人们甚至相信，公元前10世纪周昭王、穆王之世已知有佛，孔子知道“西方有圣焉”，秦始皇也与佛徒打过交道。后来，更有“老子西行化胡”之类的编造。即使对于汉明帝永平求法的事实，人们也为它添上了白马驮经由西域迤逦而来的形象的说法。总之，印度佛教在两汉之交已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找到了另一块既有“骏马秋风冀北”又有“杏花春雨江南”的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播种、萌发、开花、结果。

然而，橘逾淮北则为枳。佛学传入之初，便与道术方士共存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后，则与魏晋玄学合流，一步步中国化了。如果说在传入初期，佛学表现了一种入乡问俗的谨慎；在与庄玄合流时，既有知遇的喜悦，又有自负的傲慢，那么，到隋唐以后，由于得印度佛学真传的“唯识宗”倏尔烟灭，也由于真正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崛起和风行，它不得不更进一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熔炉里熔化、重铸，融汇在中国文化的洪流里，成为集儒、道、释之大成的宋明理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从此以后，它单行的不过是一些不再昌盛的宗教组织，骨子里有用的部分早已为中华民族文化所消纳了。

这当然又是一部有趣的历史，自有专家学者去撰述，我们注意的则是，与上述印度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突出的特征是什么？它又如何浸润着佛学，使佛学开出了“禅宗”这一朵光彩夺人的奇葩？

我们认为，与印度民族偏重人生问题，为了“我”的生命的超脱而厌弃自然、社会，尊崇以我为中心的信仰意志不同，也与西方民族偏重自然问题，为了征服世界而长时间较少寻求人生归宿，同样尊崇以我为中心的知性权威不同，中华民族总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问题上采取中庸的态度，追求的是不绝对贬抑任何一方的不同形式的人和自然、社会的统一。如果说，无论是以人的信仰意志或人的知性为中心而否定或无限制地征服自然，在天（自然）人关系上都是采取“天人对立”的立场，那么，中华民族力图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观念。正是在这个观念的孵育下，印度佛教才产生了中国化的蜕变。

所谓“天人合一”，一般认为指的是宇宙、自然与人合一。一般说来，在中国古代，“天”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通常意义下的客观存在的宇宙、自然；二是指经人的某种观念改造之后而抽象化、具有主宰意义的宇宙和自然；三是指人在某种特定状态下，用与通常的目光不同的观物方式所把握到的具有“真原”意义的宇宙和自然。“人”则具有两种含义：一是主要指充分表现了群体性、社会性的人；二是主要指表现了个体精神自由的人。由于各家各派依据自己不同的理论体系，选取了“天”与“人”的不同含义，因而根据“天”“人”各之所指，“一”如何“合”，我们又可以将共主“天人合一”观的各家各派作不同的分类。

下面，我们将讨论“天人合一”观的主要特征和不同的“天人合一”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