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内需曲线呈“肿包状”，泡沫经济惯性带来人工成本上升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影响理所当然地压在了日本企业的身上。尽管当时的借贷难度还比不上之后的日本金融崩溃时期，但内需的减少才是日本真正的痛处。经济增长率几乎接近于零就是内需减少最好的证明，这也是泡沫经济带来的反作用。在泡沫经济时期，各个市场都充斥着超前消费的现象，这种超前消费行为将日本未来数年的国内需求提前消费掉了。

前文提到过的泡沫时期家用轿车的销售增长，就是一种使消费群体提前消费的现象。1986年至1991年的这段泡沫经济鼎盛时期，日本各行各业的国内需求都高于原本的需求曲线，而泡沫破裂后又均低于原本的需求曲线。也就是说，日本国内需求在泡沫时期如肿包般膨胀的现象，无论是在汽车产业还是电子器械产业、钢铁产业都很普遍。

以汽车产业为例，正如前文介绍过的，家用轿车的销售量从1986年开始急剧增加，从1988年起销售增量更加扩大，直至1990年终于达到了510万台的历史高点。然而1991年至1993年的三年时间里则以年均30万台左右的幅度持续下跌，1993年的新车销售量为420万台，如果用原来的需求曲线来推测1993年销售数字的话，将会出现相当大的偏差。也就是说，在泡沫期需求线会出现高于趋势预计线向上攀升的上坡曲线，而在泡沫破裂后出现了低于趋势预计线的下坡曲线。这样在泡沫经济时期需求线表上形成了向上鼓起的“肿包状”。

与此类似的国内需求“肿包状”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行业。为解决内需减少的问题，不管是汽车产业，还是其他产业，都试图将扩大出口当作首选。日本的出口贸易总额在1989年为37.8万亿日元，1992年增加到了43.0万亿日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口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1993年的出口贸易额又出现减少态势。考虑到这个时期日元升值的背景，出口贸易额的增加显得尤其不可思议。平成年间，日元兑美元汇率最低值（月平均）为1990年4月的158.5日元（此后也从未被突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元汇率一直保持升值态势，到1993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上升至103.7日元，升幅达到35%。日本的出口贸易规模就是在这样的日元升值压力下扩大的。

尽管如此，出口贸易额增加的同时，日本国内的需求却在大幅下降，所以总需求难以扩大。这种形势给日本企业的收益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就连日本产业的代表——汽车产业也没能例外。不管是丰田汽车还是日产汽车，1989年的销售及利润都表现良好，1990年后经营状况便急剧恶化。特别是经营体系和营销力相对较弱的日产汽车，1992年的经营业绩转为稍许赤字，1993年赤字便达到了1 441亿日元。丰田汽车虽然收益确实在下降，但1993年还确保了1 362亿日元的营业利润。本书第八章将会详细比较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的经营状况。

整个日本法人企业在1990年的营业利润总额为49.6万亿日元，1993年降至32万亿日元，减少了近18万亿日元（尽管如此，1993年的利润率仍为2.8%）。其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人工成本的增加速度远远高于销售规模的增加速度。仅仅四年时间，日本企业的年人工成本费用就增加了30万亿日元（从1990年的166万亿升至1993年的197万亿），而这四年的年销售额只增加了56.5万亿日元，所以销售额人工费比率从1990年的11.6%升至1993年的13.7%。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后仍延续了积极的设备投资政策，由此每年又多产生了设备投资折旧负担6万亿日元（折旧费总额从34万亿增加至40万亿），加上人工成本的负担增加，共计36万亿日元，这两项负担全部压在了泡沫破裂后的日本企业身上。这些负担的增加，也许就是日本企业在泡沫经济的惯性下做出轻率经营判断后所结出的苦果吧。

就人工成本而言，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工资上涨大大违反了薪酬上涨原则。工资（人均人工成本费）的上涨要与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附加价值）的提升相匹配，这才是决定工资水平的基本原则，但是1991年后日本企业的工资上涨已远远偏离了这一原则。1991年，劳动生产率下降了1.4%，工资却上涨了0.6%。1992年和1993年的表现则更加异常。1992年，劳动生产率只上升了2%，工资却上涨了5.5%；1993年，在劳动生产率下降了2.5%的情况下，工资反而上涨了1.2%。如此违反原则的工资上涨能够持续三年，大概缘于泡沫经济时期工资大幅增涨的惯性吧。尽管泡沫破灭的1991年工资的上涨控制在了0.6%，可是1990年的工资上涨幅度为5.9%（当年劳动生产率上升为6.4%），这种工资上涨的幅度已成为泡沫经济时期的共识。所以1991年的工资上涨急刹车，对于劳资双方来说，可能都是一件“不相宜之事”。1992年，工资上涨幅度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这也许是对前一年的一种补偿，但这又直接导致了1993年工资逆势上涨。不过，此后日本企业基本没有再发生过如此偏离原则的工资上涨“事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