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后形而上学时代西方哲学的新趋向

（一）从“认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到“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

黑格尔以后特别是20世纪以后，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所谓“语言学转向”。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发展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次转向。古代哲学的重心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始基，探究世界的存在及其状态，因而总体上处于“本体论阶段”（ontology）。近代哲学当然仍要面对和解决本体论问题，但哲学家们不是“独断”地直接讨论世界及其存在，而是把对主体及其认识能力的研究视为本体论研究的前提条件，于是西方哲学发生了所谓“认识论转向”，即从“本体论阶段”进入“认识论阶段”（epistemology）。黑格尔以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发现，传统哲学的很多问题和争论都和语言有关，就是说，近代认识论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使用。因为一切认识或思想都是通过语言进行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不但不可能进行认识和思想，而且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是，西方哲学发生了第二次“范式转换”即“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上升为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甚至全部哲学问题都被归结为语言问题。应当说，西方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语言哲学的性质，所以，语言哲学的历史和哲学本身的历史一样久远。但传统哲学家们对语言基本上持一种工具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人们用来表达思想的工具（这意味着在使用语言以前，思想已经“存在”了），所以，他们关注语言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有效、更清楚地表达思想。但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而是更多地关注语言与思想、语言与存在本身的密切联系，关注我们在语言中的“存在”，关注思想在语言中的“生成”，关注语言的界限。“语言学转向”最早是由维也纳学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Gustav Bergmann，1906—1987）在《逻辑与实在》（1964）一书中提出的。但使这个说法得到广泛流传和认同的，则主要是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所编《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1967）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最初提出和关注“语言学转向”的主要是来自分析哲学传统的哲学家，他们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失误”或“问题”在于对语言的误用。在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又可以分为两派：逻辑分析派和日常分析派。逻辑分析派或理想语言派认为，日常语言是粗糙的和不精确的，其语法形式容易掩盖语言的逻辑形式。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就是由于把日常语言的语法形式误认为逻辑形式引起的，所以，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种混淆或误用，在哲学研究中用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代替日常语言。与此相反，日常分析派或日常语言派则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是精确的和完善的，传统形而上学命题是对日常语言的误用造成的，所以，哲学的任务不是在日常语言之外发明一种理想的语言，而是要揭露形而上学对日常语言的篡改或误用，从而回归日常语言。实际上，“语言学转向”不限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存在哲学同样对语言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海德格尔就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的名言。在一定意义上，“语言学转向”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

（二）从“现代主义”（modernism）到“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利奥塔

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文化舞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后主义”（postism）的登场，“后现代主义”即是这一潮流中的执牛耳者。一般说来，“现代”指的是中世纪黑暗时代以后、始于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近代”。从哲学上说，“现代主义”始于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广义）哲学。随着笛卡尔“我思”哲学的出现，“理性的人”成了宇宙（自然和其他动物）的主宰，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主奴关系”，自然变成了人认识、驾驭、盘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实验室和大工场，其惟一价值在于它的有用性；人与人的关系也成了主体与客体、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现代主义”制造了很多现代神话，包括主体、理性、真理、本质、整体、同一、进步、解放等等。这些新神话非但没有真正给人带来解放和自由，反而构成了对人的进一步压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与“现代主义”的旨趣完全相反的运动即“后现代主义”。随着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1924—1998）《后现代状况》（1979）一书的出版，“后现代主义”正式进入哲学辞典之中。“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哲学流派，严格说来也不是一场具有统一纲领的哲学运动。那些自称或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家对“现代主义”提出了很多批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很多具有共同倾向的新主张。比如，他们批判启蒙精神特别是工具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理性、主体、主体性等概念全是虚构。自我不是自足的，更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我们与自然、与他人的关系不是主奴关系，而是朋友和伙伴关系。他们批判现代性的柏拉图主义、本质主义、整体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把差异从“同一性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在他们看来，哲学的目的不是寻求“异中之同”，而是在差异中理解差异。他们批判“现代主义”的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宏大叙事”是利奥塔用以指称现代主义理论特征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些具有合法性的基本理性原则。在利奥塔眼中，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的解放的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都属于这样的“宏大叙事”，都已经陷入危机。与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相反，后现代主义钟情于多元的“小叙述”、“小故事”。这些主张与黑格尔以后西方哲学的总体特征相吻合，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代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特征。

（三）从“认识主体”到“知、情、意统一的整体的人”

狄尔泰

近代哲学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按照这种主体形而上学，人的本性就是（广义的）理性，而理性的功能就是“认识”。人是什么？就是认识的动物，就是认识主体。康德在一定意义上看到了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统一，并用纯粹理性去整合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所以，在康德那里，人是什么的问题包含着这样三个子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但即使在康德那里，知、情、意仍然是分开的，仍然分属于不同的领域。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在作为主体面对作为客体的世界之前，人已经“生存在世”了。也可以反过来说，在作为客体被认识之前，世界早已作为我们生活的舞台“存在”了。杜威认为，反省经验并不是我们最原初的经验，真正在经验中的东西，比在任何时候被认识、被反省的东西要广泛得多。事物就是为我们所对待、使用、作用与运用、享受和保持的对象，在它们是被认知的事物之前，它们便已是被享有的事物。狄尔泰（W. Dilthey，1833—1911）认为，在由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和康德建构起来的认识主体的血管中没有现实的血液流淌，有的只是作为思想活动或认识活动的稀释了的理性汁。狄尔泰强调，人是一个集知、情、意为一体的整体，只有在这个整体的人性中，理智才能真实地存在；而且，任何一个生命瞬间都有三种要素的共同存在。就是说，近代哲学所标榜的单纯的认识主体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所谓的知觉或表象状态同时就有情感和意志相伴随。近代认识论往往从认识的角度论证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从而给怀疑主义可乘之机，因为我们的认识可能出错。狄尔泰则用知、情、意相统一的“完整的人”说明人们关于外在世界实在性信念的起源，因为世界不仅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而且作为阻碍我们意志的东西、作为令人愉悦或令人沮丧的东西展示给我们。

（四）从“意识哲学”到“无意识（本能）哲学”

传统哲学一直是所谓“意识哲学”，按照这种传统，哲学的主题是自我，自我的功能是（理性）认识，而认识活动一定是一种意识活动，所以，只有进入意识层次的东西才有资格成为哲学的对象。在“意识哲学”中，本能无疑是不占任何地位的，因为它在意识之外。与此相联系，人的身体也是哲学很少触及的，因为它远离人的意识，因为它只是由意识加以支配的“对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发现：人的心理过程是无意识的，整个心理活动只有部分和某些个别的行为才是意识的，而且无意识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策源地和真正动力之所在。它进而发现：一切本能冲动都可描述为性冲动。性冲动不仅造成了神经和精神疾病，而且为人类精神的最高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柏格森认为，生命是流动的，是一种绵延。理智从本质上就不能把握这种绵延，因为理智的功能就是把运动转化为静止。只有源于本能的直觉才能进入生命内部，进而获得关于流动的生命的绝对知识。尼采认为，意识或理性是扼杀生命的刽子手，几千年来，凡经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所以，哲学的首要任务不是用头脑编织概念的罗网，而是“用锤子从事哲学”，打碎传统哲学的各种偶像。新哲学不是从意识或精神开始，而是从肉体开始。如果说人是一个理智，那么，肉体就是一个大理智，精神则是这个大理智中的一个小理智，就是说，精神是肉体的工具和玩物。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强调本能的重要性的哲学家不是要人放弃理性，更不是要反理性。他们看到了传统哲学中意识或理性对人的宰割，于是，他们用本能弥补意识或理性之不足，从而重建或恢复人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