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元代天主教徒的汉语研究

（一）天主教在华传播概况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中国北方崛起，并最终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14尽管元朝统治时间很短，但中西交流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从传教意义而言，第一个获准在中国传教的是天主教传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虽然此前教廷曾派遣柏朗嘉宾（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ck）等人以传教士身份来华，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能够在中国展开传教。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任命孟高维诺为教廷使节出使蒙古。孟高维诺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年）抵大都，即北平，觐见元帝，元帝加以礼待，准在大都传教”（方豪，1988）。经不懈努力，孟高维诺在大都先后共建立三座教堂，并展开一系列传教活动，如收养幼童、组织圣诗队、翻译经文等等。1328年，孟高维诺去世，天主教在中国便失去了精神领袖。至1345年，整个中国天主教的教务渐趋废弛。1362年，汉军攻入泉州，元代最后一位天主教主教、佛罗伦萨人詹姆斯被杀。1369年，元顺帝从北京逃亡漠北。至此，在元朝一度兴盛的天主教在中原也随之销声匿迹，基督教的第二次来华传教宣告失败。

（二）天主教徒对汉语的认识

在来华天主教徒中，许多人将自己所见所闻以游记或报告的形式记录下来，从各个方面向西方全面介绍中国，这其中也涉及一些对汉语的记载和评述。

1.《柏朗嘉宾蒙古行纪》（Hisroria Mogolorum）

1247年，柏朗嘉宾在归国后为教廷写出一份出使报告，即《柏朗嘉宾蒙古行纪》。这是当时西方世界第一部有关蒙古的著作，它向西方人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东方画卷。报告主要以柏朗嘉宾的亲眼所见和实地考察为基础，并广泛利用他在旅途中搜集的大量资料，以较为客观公允的态度，详细介绍了蒙古帝国的地理、居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政治结构和军事组织等情况。因此，这份报告的“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15。英国学者道森（Christopher Dawson）也认为，柏朗嘉宾“写下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和远东之间第一次接触的第一手绝对可信的记载”（道森编，1983）。

除介绍蒙古情况之外，柏朗嘉宾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契丹”和“契丹人”。张西平先生认为，“在柏朗嘉宾时代，欧洲人还没有‘中国’这一概念，那时他们所知道的‘契丹’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中国”16。这一点在报告中也可以得到证实。在描写“契丹人”时，柏朗嘉宾特别提到：“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耿昇、何高济译，1985）虽然只是简短的一两句话，但却是目前为止，我们在西文文献中所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有关中国汉字的描述，意义非同一般。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所说：“柏朗嘉宾对契丹人所做出的描述在欧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样，他也是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但由于其中所涉及的都是寺庙和僧侣，所以他所指的很可能是汉文佛经。对于其他情况则相当含糊不清，唯有对汉人的性格和体形描述除外。”（耿昇、何高济译，1985）尽管柏朗嘉宾自身不懂中文，但他对汉字的首次记录（也许是无意识地）却使得他成为整个西方汉学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2.《鲁布鲁克东行纪》（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据说出使前，鲁布鲁克“曾在巴黎见过柏朗嘉宾，听他介绍出使蒙古的经历和见闻。他还从其他奉使回来的使节以及别的渠道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17；而他本人又“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敏锐的人，具有一位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再加上他在蒙哥大汗身边生活了近一年，因此，他的游记对蒙古帝国内部情况的介绍不但细致、深入，而且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同时代的游记要“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道森编，1983）。首先，他明确指出“契丹”就是西方古代所讲的丝国，即中国。他写道：“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耿昇、何高济译，1985）这一发现对于西方文化历史记忆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把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的传统又继承上了”18。

其次，在对“契丹人”语言认识方面，鲁布鲁克描述要比柏朗嘉宾更加形象、深刻。他写道：“他们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耿昇、何高济译，1985）这是因为鲁布鲁克本人就是一位语言大师，“精通法、拉、匈、波、俄、斯拉夫和其他方言，不下十种”（方豪，1988），因此，尽管目前没有任何记载可以表明他精通汉语，但凭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对语言特有的敏感度，鲁布鲁克从整体上对汉字有了较为具体、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不但注意到汉字的书写工具及书写方式的特殊性（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还总结出汉语不同于西方文字的构词法（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这在当时西方人的记录中无疑是领先的，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对汉语研究的进程。另外，鲁布鲁克还注意到在蒙古帝国中还存在着其他几种语言，对此他也进行了一番比较：“土番人的写法和我们相同，字体也颇像我们的。唐兀人的文字像阿拉伯人的一样是从左往右写，但那是由下往上排列。畏吾儿人的文字，如前所说，是从上往下。”（耿昇、何高济译，1985）就目前看来，这大概也是西方人对中国国内存在多种语言现象最早的记载，亦是一次中西语言比较的有益尝试。

3.孟高维诺等传教士的中国书简

在漫长的传教岁月中，孟高维诺共向欧洲寄回三封信。在信中，孟高维诺向教廷详细汇报了他在中国的种种遭遇以及他为传教所做的种种努力。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孟高维诺非常注重传统的文字布道方式，并对此倾注大量心血。一方面他向幼童传授拉丁文，以便于他们更好地了解教义；另一方面，经过不懈努力，他将《圣经》中的《新约》以及《旧约》中的《诗篇》等内容翻译出来，借以扩大传教对象和影响。既然能够翻译经文，孟高维诺必定对当地语言有很深的了解和认识，诚如他在信中所言：“我已通晓鞑靼语言文字，这是鞑靼人通用的语言。现在我已将《新约全书》和《诗篇集》全部译成那种语文，并已叫人用美丽的字体缮写出来。”（道森编，1983）可惜的是，这个译本如今已经佚失，无从判断“鞑靼语言文字”是蒙古语还是其他文字。对此，方豪先生也曾提出疑问，“是蒙古文？抑或畏兀儿文？则不可考”（方豪，1988）。但是，考虑到元代天主教的传播对象往往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和边缘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很少有汉人信奉天主教的记载；同时又据王治心等人考证，经孟高维诺付洗入教的三万多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王治心，2004），据此，不难推断，他信中所说的“鞑靼语言文字”应该不是指汉语。另外，孟高维诺在信中还提到，已皈依天主教的蒙古贵族阔里思王生前曾“在他的教堂里经常按照拉丁仪式用他们自己的语文（弥撒的序祷和中心部分都用他们自己的语文）举行弥撒”（道森编，1983）。而据相关记载，“到了17世纪，大批的论著却无法说服罗马当局允许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的必要性”（沙百里，1998），一直到“1615年1月25日才准许耶稣会用汉语举行弥撒”19，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鞑靼语言文字”不是汉语。近来更有学者明确指出，孟高维诺翻译的《新约》和《诗篇》应当是蒙古语，并断定这是中国第一部蒙古文《圣经》译本。尽管孟高维诺是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开创者，并且在翻译《圣经》方面做出过巨大贡献，尽管孟高维诺被后来许多学者誉为“一个中国通，或许可以称为最早的中国通”20，但无论是从他的信札还是其他史料，都无法证明孟高维诺曾经学习过汉语，抑或精通汉语。目前看来，孟高维诺很有可能并不懂中文。

除孟高维诺外，教廷亦先后派遣多名传教士来华协助其传教。此外，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doricus de Portu Naonis）和马黎诺里（Johannes Marignolla）也都曾在中国留居、传教数年，对中国了解颇深，离华后分别著有《鄂多立克东游记》（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和《马黎诺里游记》（Der Reisbericht des Johannes Marignolla），介绍他们的东方之旅。但在这些信件或著作中几乎都没有涉及汉语语言。究其原因，他们应该也和孟高维诺一样，对汉语知之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