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51—1960年》：在现实面前的作家（1951年）

第一个问答在文章《在现实面前的作家——新现实主义调查》中（卡洛·博主编，《广播手册》第XIII期，都灵：埃利出版社，1951年，第47—49页），第二个回复和相关的问题是从保存的一份卡尔维诺手稿中节选的。

依你看，出于哪些原因新兴作家不得不带着新需求、采用新方法去抨击现实？我希望你的回答中能够涉及你的工作以及你认为的那些非常受欢迎的作家的作品。

你谈的是抨击现实。但是，在抨击它之前，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首先要找到它，真正了解它在哪儿，是什么。描写内心世界、个人忏悔的文学，博，你是它们坚定的支持者，这类文学为作家进行调查指定了一个明确的意识区域，规定作家在尽量避免外部干扰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原因。但是这类文学的“预算”有其内在的逻辑和历史性的理由，不可避免会有“亏损”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不得不放弃这一点而不是对其进行丰富。我认为正是这种犹如束身衣的紧迫感推动着一些意大利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去探寻文学表达的其他主题。他们的道德需求，他们的疑问，他们的人际交往和幻想的需求，都被排斥在那详细的不讨喜的描写内心的文学的魔圈之外；这些不仅仅是作家的疑问与需求，也是令成千上万人越来越焦虑的疑问——我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的？在严峻的经济走势中，我们要与世界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年轻人自然是在貌似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寻找我们的大师。帕韦塞和维托里尼是两位具有非凡修养与气质的作家，在他们的历史存在中，在他们致力于打破的、推动的所在中，在我们这一代对他们的追寻中，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我思考的不仅是他们特定的作品，更是他们的活动所带来的建议与反响之和。但是要将灵魂与思想中所怀有的这些诗意的可能性付诸行动，单靠一些阅读是不够的；这需要与生活的一种不期而遇，需要这个外强中干的意大利轰然崩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意大利，我们无法认清自己，我们需要发现另一个意大利，更原生态、更痛苦的意大利，更古老、更属于我们的意大利。

这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走过的路，我认为这符合意大利文学史的必然性。我们的文学需要找到与时代和国家的新接触点；它的历史，如同意大利民族的历史，与其他伟大的现代文学不曾有过相似之处。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学札记的关键主题，即在意大利缺乏人民文学和民族文学，我觉得这不仅对文化史很重要，对我们在表达研究中需要考虑的诗意范畴的意识也很重要。在十九世纪，我们的少数几部作品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但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坚实的平台，就像伟大的资产阶级小说赋予英国、法国和俄国文学文明的平台。我们不得不绕远路来发现我们传统的现代性教训。

你预计意大利小说在这条道路上会有哪些进展？

很难预料。在不同的城市、世代，热情与才智都统一到诗意感悟中，会不会就有可能续写伟大的小说？就目前来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我认为，目前我们必须保持的方向是我们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道德深化，这是将我们的写作与真理的不容置疑性以及不可替代的必要性相连的所在。当然，我们的意识仍然无法逃避那些萦绕在我们周围的想法。即使我们未来能让战争、饥饿、警察从世界上消失，它们也不会从我们的作品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