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的教训:民族国家信仰及其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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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起,欧洲各民族便有了已经苏醒和正在苏醒的民族意识。16和17世纪,在欧洲的很多地区,宗教、政治和文学都民族化了。到17世纪,西欧的瑞典、丹麦、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这些国家都是真正的民族国家了。其中每个国家都组成了一个明确的地理区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人口都通过语言的差异而和他们的邻居区分开来;各国都有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追求独立的经济政策;而且,各国公民都珍视他们特有的习俗和传统。民族主义进程——把地方的、封建的和帝制的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已经开始。

但民族主义进程究竟是会前进,还是会倒退,依然是不确定的。地方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依然体现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制度中;跨民族的帝国主义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实际上取代了民族主义。天主教会并不完全认可西欧的新秩序,耶稣会士们正在为进入中欧而英勇战斗。即便在西欧,由于缺乏国民教育、普遍的军事训练和廉价而有影响力的媒体,阻止了已经激发出来的民族意识修成正果,民族爱国主义继续主要与对君主主权的忠诚联系在一起。

然而,17和18世纪知识领域的某些发展加强和巩固了西欧的民族主义进程,尤其是在法国和英国。其中一个发展是从哲学上探讨了民众对英国独裁政府的颠覆,探讨了为法国政府提供更多民众基础的手段。另一个发展是民族主义的时代精神,在自然科学与自然宗教、自然法与自然权利中寻求超自然宗教的替代物,并且,至少是间接地和暂时地削弱了跨民族的基督教。但是,即便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也不能完全废除人的情绪和人的情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始于对基督教迷信的攻击,却以对国家制度几乎是迷信般的尊重和对爱国主义情感的顶礼膜拜而告终。

第三个发展是古典主义的流行,阅读古希腊和拉丁作者的著作(常常是译文)风行一时;除了别的东西之外,人们从这些著作中得出了这样的观念:爱国主义是一种高尚的美德,它真正的对象是非人格的国家,而不是个人君主;它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暴政的痛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以希腊原文印行了很多不同的版本,以本地语译文印行了更多的版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爱国主义情感的需要,而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应用使得爱国主义情感变得更加坚定。献身公益是奉上帝之命,并得到上帝的赐福,这一观念得自西塞罗在《西比奥之梦》(Dream of Scipio)的公民论;忠诚于国家和自由本身就是奖赏,而无需世俗的成功或公众的认可,这一观念则是从卢坎和塔西陀那里学来的[3]

诚然,罗马人和希腊人所论述的爱国主义,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并不是民族爱国主义,但17和18世纪的古典学者都毫不犹豫地把它拿来,使之适合于他们自己所幻想的需要:更庞大、更人为的国家。在一本出版于1664年的“摘自普鲁塔克等人”的奇特的格言集中,佩罗·德·阿伯兰库描述了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颂歌,其方式暗示了后来的《马赛曲》,至少就其韵文的气质而言是这样。路易十四去世的时候(1715年),德·阿居瑟在巴黎最高法院的面前发表了一篇颂词,充满了古典隐喻,带有强烈的古代爱国主义的气味。18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文人阿尔菲耶里对希腊和罗马民众武装对抗暴君的自由顶礼膜拜。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屈尊撰写了“关于爱国主义的通信”(尽管是用法语)——其风格和精神,他认为是雅典人的,或者说尤其是斯巴达人的。在美国独立之父们的嘴里,古典爱国主义短语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帕特里克·亨利过分戏剧化的“不自由,毋宁死”,让人不由得想起“Sic semper tyrannis(拉丁文:这就是暴君的下场)”。至于法国大革命领导人的古典主义背景,那就用不着多费口舌了;一种英雄主义的、加图式的爱国主义,在韦尼奥、罗兰夫人和卡米尔·德穆兰等人的言行中十分明显。

有一段时间,在某种程度上,爱国古典主义的流行与同时代的理性主义背道而驰。18世纪的很多知识分子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理性主义所通向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普世主义;就涉及的古代理想而言,他们所效法的不是加图,而是马可·奥勒留;他们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都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民族差异的阴影将消失在清晰理性之光中,民族的公民身份将让位于世界公民的身份。卢梭武断地宣称:“不再有法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甚或英国人;只有欧洲人。他们全都有相同的品味,相同的激情,相同的习俗。”戈德史密斯承认:“整个世界只是一座城市,我并不在意我碰巧居住在它的哪条街道上。”莱辛宣布:“对国家的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英勇的邪恶,而没有这种邪恶,我十分满足。”托马斯·潘恩自豪地补充道:“世界是我的国家,人类是我的弟兄。”

不过,这些都是普世主义的电闪雷鸣,并没有什么损害,所起的作用不过是预报一场民族主义的瓢泼大雨即将来临。因为,普世主义和超民族人道主义的理论,很快就被政治与社会、工业与商业中的一场狂风暴雨浇得透湿,就此熄灭——这场暴雨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横扫了西欧和中欧。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工业革命中,同样在继理性主义之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有一些明显的因素,最终消除了关于民族国家的未来以及时代趋势的所有怀疑——这一趋势最终将把每一个地方的民族意识转变成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民族主义。接下来,为了充分认识这些趋势和因素,我们将指出文学和哲学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以及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故事中的某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