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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的政治革命同步，英国开始把机械推动的机器应用于制造业和商业。这个过程持续了整个19世纪，直至我们自己的时代，遍及所有的文明国家，在工业和社会领域，在生活、工作和旅行的习惯上，带来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这场工业革命完全就像民主政治一样，也是当今时代的标志。

乍一想，工业革命和民族群体或民族主义似乎没多大关系；相反，它倒是为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奠定了经济基础。很显然，它让地球变得更小了，并用钢铁绳索把各种各样的人捆绑在一起。借助汽船和机车，电报和电话，汽车和飞机，电影和电台，它让全世界大多数民族紧密相连，比一个半世纪前13个说英语的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它清楚地建立了一个资本、原材料、制成品、劳动力和观念的供需国际市场。它难道没有推倒地方隔离和自给自足最后的壁垒吗？

是的，就地方隔离而言是这样。但它并没有战胜民族的隔离。仔细观察工业革命将会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它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可能很重要，但在民族国家疆域之内的影响则更加重要得多。正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工业革命有了它的开端；在19世纪，工业革命也主要是向民族国家蔓延；而且，在几乎每一个实例中，这些国家都已经浸淫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借助新式机器，商品生产有了极大的增长，但生产组织依然是建立在民族的基础之上。不管是民族内的交流，还是跨民族的交流，改进后的主要交流工具，有时候被民族国家的政府所拥有，并始终被它们所控制。外国的商品消费有所增长，但国内消费增长得更快。跨国贸易增长了，但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国内贸易增长得更快。货币、信贷和银行业，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命脉，固然有其跨民族的方面，但它们也依赖于民族国家的基础，并主要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被使用。劳动力，尽管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及其他国际主义者认为是非民族的，但往往沿着民族间的分界线具体成形，并证明了：至少在紧张时期，民族的爱国主义就像银行家和制造商们的爱国主义一样充满活力，感情强烈。

重商主义的传统并不是工业革命被用于民族主义目的的惟一原因。一个人与那些说着和读着己方语言的人做生意，比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更容易，更自然。即便是工业革命使之成为可能的观念和新闻的大规模传输，也由于语言的原因，带有显著的民族特色。搜集新闻的机构是在民族的基础上组织的，新闻的发表必然是以读者能看懂的语言。任何观念，不管多么具有世界性，都有可能被表述观念的语言媒介染上不同的色彩，并因此被每个民族群体的成员作为他们自己特有的观念而接受。

再者，工业革命还使得民族民主制的永久建立和迅速扩展变得切实可行。法国大革命表明，这样的民主制在理想上是可欲的。政治民主的形式很久之前就实现了，远早于18世纪，例如在古代雅典，或者在日耳曼人的原始部落当中，但人们从未把它们与今天的投票选举及代议制责任政府的制度联系起来，也不认为它们适用于一个庞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运输和交流手段的根本改进和民众社会生活的革命性改变，才有可能引入那种培育民族主义的政治民主。可以说，作为一种世界现象的民族主义，只有借助机器才有可能出现；实际上，它就是借助工业革命的机器而出现的。

在某个特殊的意义上，工业革命对最有效的民族主义宣传工具的打造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不管是在民主制国家，还是在君主制国家。随着动力机器的出现，人口有了巨大的增长；而且，我们现代城市的庞大规模——这是工厂生产和批发贸易的一个自然伴随物，为大众教育提供了成果丰硕的用武之地。时间和空间被铁路和汽车大幅压缩了，差不多被电报、电话和电台给消灭了，以至于乡村社会被纳入了都市的教育轨道。像教育一样，新闻业和战争都被机器的发展和增长的人口数量给彻底改变了。由于工业革命，快速而廉价地印刷报纸和大范围地销售报纸成为可能。由于工业革命，武装整个民族对抗另外的民族和用科学方法大规模杀人变得切实可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一战期间，军事装备、新闻媒体和国民教育在所有民族国家都十分显著地繁荣兴旺——如果没有工业革命，这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