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外研究综述
1.韩国、朝鲜的研究
韩国学术界关于中朝关系的研究始于二战以后。总论古代中朝关系的著作，有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188]全海宗《东亚史比较研究》[189]《中韩关系史论集》、[190]金渭显《韩中关系史研究论丛》。[191]从文化角度研究的，有金庠基《东方文化交流史论考》。[192]研究高丽时期与中国关系的，有金庠基《（新编）高丽时代史》、[193]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4]资料性的著作，有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195]总论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论文，有李铉淙《韩国历史文献中之东亚大陆民族观》、[196]李丙焘《从地理历史上看中韩关系》、[197]全海宗《韩中朝贡关系概观》、[198]李钟殷《韩国的古典诗歌与道家思想》。[199]关于汉四郡研究，有李丙焘《汉四郡的设置及其变迁》[200]及《乐浪文化及其影响》。[201]探讨唐朝与新罗关系的，有李基东《罗唐关系的演变与宾贡及第者的出现》[202]《九世纪时罗唐文人的交游》、[203]金瑛河《论丽唐战争的进行过程》[204]等。探讨宋辽金元各朝与高丽王朝关系的，有金痒基《丽宋贸易小考》、[205]李龙范《丽丹贸易考》、[206]金在满《辽天祚帝时代对金与高丽的关系》、[207]金渭显《高丽对宋、辽、金人投归的收容政策（918—1146）》[208]《高丽与契丹关系述论》、[209]朴玉洁《〈宋史·高丽传〉的考察》、[210]姜吉仲《南宋与高丽政治外交和贸易关系之考察》、[211]崔淳雨《南朝鲜出土的宋元瓷器》、[212]方东仁《丽元关系再检讨》、[213]闵泳珪《元高丽俗讲僧》。[214]探讨明朝与高丽、李氏朝鲜关系的，有金渭显《高丽与明之间的贡马问题》、[215]吴金成《朝鲜学者之明史研究》、[216]金暻绿《丽末鲜初洪武帝的高丽、朝鲜认识与外交关系》。[217]探讨清朝与李氏朝鲜关系的，有金暻绿《朝鲜初期韩中军事关系史》、[218]金钟圆《清初朝鲜与清贸易交涉考》、[219]《朝鲜后期对清贸易的考察——以潜商贸易活动为中心》[220]《丙子胡乱之前朝鲜的对策》、[221]柳承宙《朝鲜后期朝、清贸易小考》[222]《朝鲜后期对清贸易的展开过程——以17、18世纪赴燕译官的贸易活动为中心》[223]、李弘斗《17世纪对清交易研究》、[224]李元淳《赴燕使行之经济一考——以私贸易活动为中心》、[225]全海宗《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226]《关于丁卯胡乱的和平交涉》[227]《丁卯胡乱时期后金军撤军经纬》。[228]探讨清朝与朝鲜思想文化交流的，有李元淳《朝鲜赴京使行在文化上的意义》、[229]崔韶子《17、18世纪汉译西学书之研究：中国及韩国士大夫所受之影响》、[230]李佑成《韩国实学的主潮及实学研究的转换点》、[231]李龙范《朴趾源的热河旅行和西藏佛教》。[232]
韩国研究古代中朝疆界代表性的论著，有方东仁《韩国的国境划定研究》，[233]该书为通论性的韩国疆界论著，分古代、高丽、朝鲜篇。古代篇分别论及檀君朝鲜的地域、箕子朝鲜境域、卫满朝鲜境域，以及统一新罗西北界与东北界、浿江镇的管辖范围；高丽篇论及高丽前期北进政策的实施与受限、东宁府置废、高丽的东北界、尹瓘所占九城考、双城总管府置废考；朝鲜篇论及李朝初期北方领土开拓、鸭绿江中上游领土开拓、豆满江下游领土开拓。梁泰镇《图们江国境河川论考》[234]从图们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图们江与女真的关系、图们江的民族地缘、图们江领土与国境问题等方面，对图们江国境历史加以论述。研究百济、新罗疆界的有成周铎《对百济末期国境线的考察》，[235]该文围绕百济北部边界线、东部边界线、南部边界线进行了讨论。全德载《关于新罗东北地方国境及其变迁的考察》[236]对新罗与高句丽的疆界、真兴王时代的领土扩张与东北疆界的变动、新罗与渤海的疆界及其变迁加以考察。研究渤海与新罗疆界的有徐炳国《渤海与新罗的国境线研究——以东海岸地域为中心》，[237]该文围绕百济、新罗与靺鞨，靺鞨与新罗对东海岸的争夺，泥河的位置，渤海与新罗的关系等问题加以论述。应当指出的是作者将高句丽视为朝鲜历史上的三国（新罗、百济、高句丽）之一，即将高句丽作为朝鲜本国史，论述高句丽与隶属于唐朝管辖下靺鞨的疆界。研究高丽后期疆界变化的有宋勇德《高丽后期边境的变动与鸭绿江沿边的认识》，[238]文章分别从对蒙战争期间高丽西北界州镇的变动、元干涉期间鸭绿江边地域变化、高丽末年鸭绿江边防御体制强化诸方面加以论述。张在盛《关于高丽双城总管府的硏究》[239]从双城总管府的设置、双城总管府的沿革、双城总管府的收复，论述了双城总管府的兴废。关于李朝时期的研究，有金九镇《丽末鲜初图们江流域女真的分布》[240]，该文从丽末元朝势力衰退下的女真分布、混乱时期的女真移动、鲜初安定期女真的移动等方面，对图们江流域女真的分布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而方东仁《李朝初期北方领土的开拓——以鸭绿江流域为中心》，[241]则从鸭绿江上游的开拓与四郡设置、四郡撤废与军事地域化，对李朝对鸭绿江上游的拓占进行了研究。朴元熇《永乐年间明与朝鲜间对女真问题》[242]围绕着永乐年间图们江流域女真的归属、明朝与李朝之间的角逐、猛哥帖木儿的建州卫归属明朝与朝鲜的应对等问题展开讨论。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韩国在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方面倾注毕生精力的全海宗教授，其成果颇具开创性。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韩关系史论集》（中译本）收录其研究古代中韩关系的论文20余篇。作者抓住中韩关系史中具有代表性，能揭示两国关系本质特征的事件，运用综合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韩两国的关系进行系统的考察，颇具开拓意义。他尤其注重古代中朝两国朝贡制度的研究，对中朝朝贡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类型和诸种表现形态以及对朝贡制度的本质特征等重大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还必须指出的是，韩国李基白所著《韩国史新论》，原著1967年出版，有美国哈佛大学英译本。1994年，在韩国国际交流财团的资助下，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中译本。作者为韩国历史学家，曾任韩国史学会会长，该书如《序言》所说：“自1967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受本国史学界的推崇，并被译成日、英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史学界也享有盛名。”[243]之所以如此，是因该书以通俗易懂的文笔和鲜明的“民族主义史观”吸引着读者。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某些“史学家”宣扬民族主义情绪。而该书正是当代韩国史学界用“民族主义史观”重新演绎朝鲜（韩国）史的代表作之一，书中有关“民族主义史观”至今仍是韩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朝鲜对中朝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远不如韩国。主要著作有：金亨直《中朝关系史话》、[244]李清源《壬辰卫国战争》。[245]主要论文有：郑世浩《〈史记〉等所记载的古朝鲜的位置》、[246]金世润《关于新罗时代的渡唐留学生》、[247]金锡亨《旧〈三国史〉和〈三国史记〉》、[248]韩景鲁《6世纪末至7世纪初的丽隋关系》、[249]金载兴《关于13至14世纪的丽元关系》、[250]韩善洪《1364年高丽人民抗击元朝侵略的斗争》、[251]李淳信《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我国与女真的关系略述》[252]等。
应当指出的是，朝鲜的一些论著中也存在着宣扬民族主义情绪，对中朝历史关系不视历史事实，进行歪曲的倾向。如李淳信《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我国与女真的关系略述》一文，原发表在朝鲜《历史科学》1967年第2期。后由我国学者顾铭学翻译，收入中国朝鲜史研究会编《朝鲜历史研究论丛》，1987年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文开宗明义，表明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前半期朝鲜政府与女真的关系中，力图解决的主要课题是：击退女真的入侵，光复鸭绿江、图们江以南的故土，使两江以北的女真归顺服属于朝鲜。”[253]这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中朝两国历史文献十分明确地记载，朝鲜半岛东北部、西北部，即所谓“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在明朝以前一直由中国辽、金、元王朝有效管辖，是女真族世代居住的故土，从来都不是朝鲜的“故土”。所谓“光复”故土，不过是作者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尊重历史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所持学术观点可以各异，但历史事实不容歪曲。而该文的作者恰恰违背学术研究最起码的准则，对14世纪末15世纪初朝鲜与女真的关系做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阐述。因此，必须辩诬析源，以正视听。
2.日本的研究
日本关于本课题的研究，最初是与日本军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企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进而称霸亚洲的基本国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一大批学者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投身“满鲜史研究”，即对我国东北疆域和朝鲜史的研究。如白鸟库吉从1908年起，主持满铁历史调查室，创立东洋学会调查部，从事东北民族与疆域以及中朝关系史研究。通过对东北民族与边疆的考察，日本学者试图证明“满洲”并非中国边疆地区，而应为一个“独立”的、与中国相区别的政治实体。如主张“满洲独立论”的白鸟库吉认为，历史上活动于“满洲”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民族族源、历史发展与本体文化诸多方面都与“中国”是割裂的，“满洲”地区有其独立发展脉络，是一个“中立地区”。[254]又如主张“满蒙独立发展论”的稻叶岩吉，也不将该地区视为隶属于中国管辖下的东北地区，而是将之看作与中国、朝鲜平行发展的独立历史世界。[255]可见，20世纪初，日本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带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白鸟库吉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创始人，弟子众多，学术影响大，他的学生及其他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多受其影响。
尽管如此，20世纪初至50年代，这批日本学者中仍不乏一些尊重历史和治学态度严谨的学者，对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进行学术探索，并取得了至今仍有学术价值的成果。包括白鸟库吉本人，如他所著《汉代朝鲜四郡疆域考》[256]及与箭内亘合著《汉代的朝鲜》，[257]对汉四郡以及与半岛南部的关系进行了考证。池内宏《高丽成宗朝时与女真及契丹的关系》[258]《契丹圣宗对高丽的征伐》[259]《蒙古的高丽征伐》[260]《高丽朝时东女真的海寇》[261]《元世祖和耽罗岛》[262]《驻高丽的达鲁花赤》[263]《高丽末期与明、北元的关系》[264]等则对辽、金、元至明初居住在朝鲜半岛东北部、西北部的女真部落与高丽王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女真与高丽王朝关系的研究，还有丸龟金作《高丽与契丹及女真的贸易关系》。[265]对宋元与高丽、日本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有森克己《日宋与高丽的私献贸易》[266]《日本、高丽来航宋朝的商人》、[267]冈田英弘《元顺帝和济州岛》。[268]关于明代女真与李氏朝鲜关系的研究，较早的是内藤虎次郎，系统研究明代女真史的著述为和田清在1934年完成的长文《明初满洲的经略》，最初载于《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4、15辑），后收入1955年出版的《东亚史研究》（满洲篇）。[269]该文上篇论述了元末至明洪武年间对满洲的经略、对高丽境内女真的经略、纳哈出之归降、三万卫与铁岭卫的设立等；下篇论述了明朝对海西女真的经略、李氏朝鲜在半岛东北面拓疆置镇、明成祖经略建州、建州左卫东迁、猛哥帖木儿覆亡等问题。园田一龟在1948年和1953年先后发表了《明代建州女真史研究》[270]及《续编》，[271]实际上是对和田清研究的接续与发展。他也以《明实录》和《李朝实录》为基本史料，结合作者的实地考察，梳理了自永乐元年（1403）明代女真建州卫始设到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近200年间建州女真的发展，以及建州女真同明朝、朝鲜的政治关系。旗田巍《吾都里的部落结构》[272]一文，依据《李朝实录》中的《鲁山君日记》卷13，三年（1455）三月朝鲜咸吉道都体察使对图们江两岸各部女真的调查报告，分析了女真族的村落组织。认为女真各部落已经从血缘组织过渡到地缘组织了，部落成员间在地位上已经出现差别。相关的论述还有该氏《关于建州三卫的户口》、[273]中山八郎《关于明末女真和八旗体制的素描》、[274]田中克己《论明末野人女真》、[275]稻叶岩吉《建州的原住地和迁徙地》。[276]清朝与李氏朝鲜关系，有稻叶岩吉《光海君时代之满鲜关系》[277]《论朝鲜孝宗朝两次出兵满洲》、[278]鸳渊一《清初朝鲜关系与三田渡之碑文》、[279]田中克己《清鲜间的兀良哈问题》、[280]中村荣孝《满鲜关系的新史料——有关清太宗征伐朝鲜古文书》。[281]清朝与日本、李氏朝鲜间的关系研究，有浦廉一《明末清初满鲜日关系的考察》。[282]
20世纪60年代以降，日本学者的研究则较少受20世纪初的政治风云所左右。综论东亚三国关系的有西嶋定生《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283]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284]李成市《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285]关于箕子朝鲜、汉四郡的研究，主要有江畑武《箕子朝鲜开国传说的成立》[286]《箕子朝鲜开国传说的展开——以＜汉书＞、＜魏书＞、＜魏志＞为中心》、[287]青山公亮《史记朝鲜传考》、[288]谷丰信《乐浪郡的位置》。[289]唐及渤海、新罗的关系研究，主要有金子修一《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290]古畑彻《7世纪末8世纪初新罗与唐关系》[291]《后期新罗、渤海的统合意识与疆域观》、[292]河上洋《渤海的交通路与五京》、[293]田村晃一《东亚的都城与渤海》、[294]滨田耕策《渤海国王的即位与唐朝的册封》。[295]宋元与高丽王朝的关系研究，有周藤吉之《宋、高丽制度史研究》、[296]丸龟金作《高丽与宋之间通交问题》（上下篇）、[297]村井章介《1099年女真海贼与高丽、日本》、[298]森平雅彦《从〈宾王录〉所见至元十年的遣元高丽使》。[299]明代与李氏朝鲜的关系研究，首推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研究》。[300]该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明代女真的历史，特别是女真与明朝、朝鲜的关系加以系统的梳理与考察，可谓日本研究明代女真史的集大成之作。但该书中将明代女真视为独立政权，将明朝、朝鲜、女真的关系，作为“国际关系”问题的观点不妥，值得商榷。河内良弘相关论述还有《忽喇温兀狄哈的朝鲜贸易》（上）、[301]《忽喇温兀狄哈的朝鲜贸易》（下）[302]、《燕山君时代的朝鲜与女真》[303]《关于李朝時期女真人入朝鲜王京研究》。[304]此外还有，津田左右吉《朝鲜初期对鸭绿江方面的经略》、[305]有井智德《就十四、五世纪的倭寇谈中韩关系》。[306]清入关前与李氏朝鲜的关系研究，有江岛寿雄《关于天聪年间朝鲜的岁币》[307]《论崇德年间的朝鲜岁币》。[308]就清朝与李氏朝鲜的关系，寺内威太郎对清朝与朝鲜的贸易多有研究，发表《李氏朝鲜与清朝的边市——以会宁、庆源开市为中心》（上下）、[309]《义州中江开市》[310]《栅门后市管见——以初期的实态为中心》[311]《团练使小考——以李氏朝鲜贡物输送为中心》。[312]此外还有畑地正宪《有关清朝与李氏朝鲜的朝贡贸易——特别是围绕郑商的盛衰为中心》、[313]山本进《大清帝国与朝鲜经济——开发、货币、信用》。[314]关于明清两朝漂流民，有松浦章《明清时代中国与朝鲜的交流——朝鲜使节与漂着船》、[315]夫马进《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316]
其他国家的研究，与韩国、朝鲜、日本相比，成果少，在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