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型转变

在20世纪初，欧洲人的后裔超过了其他大多数族裔，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不断增长的财富和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快速成长。大约从1870年开始，身高和寿命的增加成为许多西方人口的特征，我们的表型也发生了许多其他变化。

生命始于母亲，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始于受孕。当两三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存活下来繁衍后代时，高繁殖力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当存活到成年成为常态时，高繁殖力就成了一个障碍。生育期的管理是表型转变的先决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发生了变化。

母亲的生活质量反映在她的孩子身上，孩子们的出生体重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逐渐增加。一方面，这是因为母亲更健康，吃得更好；另一方面是因为个子较高的女性生育的婴儿更大，同时，体型较大的婴儿长大后也会更高。我们的手臂和腿的长骨长度增加了，改变了我们的身体比例。我们的头骨更高更窄，下颌更轻，把牙齿挤在一起，给牙医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更大的体型和更强的肌肉增长能力改变了力量—重量运动的面貌。尽管那些喜欢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的人肌肉更小、脂肪更多，但人类运动记录却被不断刷新。

在生命的旅程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身体内部和身体上生活着无数看不见的生命。旧石器时代的表型有利于长期存活的寄生虫和代代相传的传染病。向农业生活的过渡使人们涌入永久性社区，从而使一系列新的传染病在人类社群中生根，其中一些成为我们历史上有记载的流行病。近来，我们与这些看不见的生命的共存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失去了其中一些古老的伙伴，双方交往的条件也不同了，这对我们的健康和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所有这些都反映在我们免疫表型的发展中。

一种表型是一段穿越时间的旅程，人类的平均寿命在最近一个世纪的进程中几乎翻了一番，这不仅是因为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医疗保健—尽管这些很重要—而且也是因为我们的衰老速度越来越慢。寿命的延长和过度消费的结合给我们身体的内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例如，“代谢综合征”就是一种典型的表型，肥胖的发展人容易导致控制血压、糖和脂肪的调节系统逐渐失效。我们把所谓的退行性疾病视为老年生活的疾病，但它们同样也可以被视为衰老表型的自然反应。

表型转变已经在我们的物质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可察觉的变化，但是，那些我们看不到的变化呢?我们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荷马史诗》的一些段落用一种让时间静止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理解，但过去的情况确实与现在完全不同。如今，早逝和丧亲之痛已成为罕见事件，儿童的死亡被视为一场可怕的悲剧而非日常事件。“生过五个，埋过两个”是20世纪上半叶对常见医学问题的标准回答。和现在一样，当时的父母也为他们的孩子感到悲伤，但反复的丧亲之痛或许可以解释这些父母情感上奇怪的平淡。[8]他们对孩子的死亡漠然置之，或对生者近乎病态地施加暴力。在《天路历程》这部关于基督教生命历程的寓言中，作者约翰·班扬笔下主人公为了寻求自己的救赎，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听天由命，这个决定我们大都不认为是值得称赞的。

我们怎么能如此不同却又如此相同?从广义上来说，我们的表型包括大脑和身体的工作方式、情感储备、互动方式，以及社会身份。如果这些事情改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我出生在一个由固定电话和接线员、无线电话机和条带打字机组成的世界，但现在，我却带着一个手持设备四处走动，它使我可以与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人交谈，并获得几乎任何信息。然而—这是一个古老的悖论—年轻的我以某种方式嵌入了一个拥有不同身体能力、欲望、期望、知识和经验的老年人身上。他包含在我里面，我却不包含在他里面。个人如此，集体也是如此。我们前辈的生活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经验之中，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了解，但是，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呢?

文学评论家们会用一种叫做“感情”的东西，一种难以捉摸的概念，来描述小说家或写日记的人如何体验他们周围的世界。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这种表达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感受都发生了变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指出，人们已经发展出了更强的同理心能力（尽管有许多相反的可怕事例）。一个简单的事实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化程度大大提高了。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估计，200年前，全球大约10%的人口能够阅读，而2017年这一比例为90%。[9]相比表型转变的其他特征，阅读对人们思考和感知自我的方式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理解我们自己的思维过程是很有挑战性的，更不用说理解别人的思维过程了，尤其是那些来自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那么，如何才能将我们的思想与前几代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呢?智力测试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测量方法，因为它旨在测量原始的智力能力，不受训练效果或文化背景的影响，并且独立于时间、地点或环境。智力测试中，被测人群的智力平均值被设定为100。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在1984年注意到，智力测试中心必须定期上调智力平均值。[10]他的分析表明，测试成绩正以每10年以3%—5%的速度增长。我们变得更聪明了吗?不太可能。更可能的是，我们运用大脑的方式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