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医药的起源
中医药的起源，是人类对疾病的发生和治疗过程的认识，它的发生和发展离不开人的生产和医疗实践。
我们不从远古说起，那都是地下发掘考古文物史料。现就从先秦时期开始，以书为证，以大系为主线，简述史略。首推《黄帝内经》的出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其中《黄帝内经》九卷，《黄帝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扁鹊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白氏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黄帝内经》是为仅存者。此外，还有许多不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医术，例如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简帛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及《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等，这些简帛医书都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下葬的。据有关学者认为，各书的编撰年代并不一致，最早的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最晚的乃是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际所成之书，其中尤以《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最为古朴，是现今已知最早记载经脉学说的中医文献。《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所述十二经脉，正是在帛书所述十一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知，在《内经》成书之前，曾有过更为古老的医药文献。在《内经》中亦有引用记载古医书二十一种（见于龙伯坚《黄帝内经概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单是《素问·病能论》篇提到的古医书就有《上经》《下经》《金匮》《揆度》《奇恒》等多种。这些已佚的古代医学文献，还可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某些内容相互印证。
《黄帝内经》即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其成书时期和著撰者，非出于一时期一人之手，大约开始于春秋战国，充实于秦汉时期，由众多医家搜集、整理、综合而成，甚至包括东汉乃至隋唐时期，不断修订和补充。
《素问》和《灵枢》，原书各九卷，每卷九篇，各为八十一篇，合而为一百六十二篇。《素问》流传到唐代只存八卷，其中第七卷的九篇已佚。唐代王冰注解此书时，又称从其师元珠先生处得到《素问》“旧藏之卷”的秘本，便补充了《天元纪大论》等七篇，仍缺两篇。现存《素问》，虽有八十一篇的篇目，但其中的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只有篇名，而无具体内容。直到宋代，又补充了两篇，附录于该书之后，称为“素问遗篇”，显系后人伪托之作。
《灵枢》一书，原来只剩残本，北宋元祐八年（1093），高丽献来《黄帝针经》，哲宗随即下诏颁发天下各地。（可见于《宋史·卷十七·哲宗本纪》：“元祐八年正月庚子，诏颁高丽所献《黄帝针经》于天下。”）后至南宋的史崧，才把“家藏旧本《灵枢》”加以校正出版，这就是现存最早版本的《灵枢》。
从现在的《素问》《灵枢》两书来看，各篇篇幅长短悬殊，文字风格体例亦不一致。例如《素问·经络论》通篇仅一百四十多字，而该书的“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等篇，字数却在六千以上。又如《灵枢·经脉》，字数有四千五百多，而同书的“背腧”篇，仅有一百四十六字。在文字风格上，有的很古朴，有的又类似于汉赋，有的所举事例是汉以后才出现的。如《素问·上古天真论》阐述养生时，有些语句颇像《老子》；《素问·宝命全形论》称民众为“黔首”，当是秦或秦以前的称谓；《素问·生气通天论》言平旦，言日中，言日西，而不以地支名时，似为秦人所作；《素问·脉解》言“正月太阳寅，寅，太阳也”，则可断定属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以后的作品；因为秦代和汉初皆用颛顼历，而颛顼历是以亥月为岁首，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才改为以寅月为岁首。从多篇的内容来看，有的还有互相解释的关系。如《素问·针解》和《灵枢·小针解》是解释《灵枢·九针十二原》的，这就表明《针解》和《小针解》是在《九针十二原》之后所成的。由此可见，《内经》之书，确非一时一人所撰成。
《内经》的基本内容和成就，可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疾病预防等。《素问》所论范围，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及针灸等。《灵枢》内容亦大致相同，除了阐述脏腑、病因、病机外，还着重介绍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两书都运用了阴阳五行学说，阐发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等辨证论治原则，体现了人体与外界条件统一的整体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对药物学的认知有了新的进展，见于文献记载的药物显著增多。西汉初期有过药物专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提到古代医药书中有《药论》，可惜已经失传。在《黄帝内经》中记载了十多个药方，其中提到了泽泻、半夏、连翘等多种药物。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医书《五十二病方》，虽非药物专著，却记载了黄芩、芍药、黄芪、甘草、蜀椒等药物243种。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红花、葡萄、胡桃、胡麻、大蒜、苜蓿及其他道地药材不断输入内地。《神农本草经》的出现，说明药学有了较快的发展。对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年代，说法不一，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有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有认为成书于东汉时代。多数医家认为，《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本草经》）亦和《内经》一样，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都是秦汉以来医药学家不断加以搜集和发掘，直至东汉时才整理成书。《神农本草经》之书，《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其书始载于梁代阮孝绪的《七录》，《隋书·经籍志》亦作了著录，但均未说明写作年代和作者姓名。郑玄认为乃神农氏所作，皇甫谧认为是岐伯和伊尹所作，这显然是不可信的。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说：“旧说皆称《神农本草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以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记。”又说：“本草时月，皆在建寅岁首，则从汉太初后所记也。”《颜氏家训》亦云：“譬犹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由后人所掺。”陶弘景和颜之推都指出，《神农本草经》所记药物产地，多为后汉时所设置的郡县，因此可推断本书为后汉时所作。陶弘景还根据采药时月以建寅为岁首的特点，认为此书不早于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再根据书中有较多的“久服神仙不死”等语的情况来看，此书受东汉道教思想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陶氏之说不无道理。
关于本书的作者，陶氏所说可能出于张仲景、华元化之手，这只是一种推测，其说不太可靠。该书何以称“本草经”？因古代是以植物药为主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药，治病之草也。”五代时韩保昇亦说：“按药有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至于书名，关于冠以“神农”，一是为古代有“神农尝百草”而发现药物的传说；二是一种托古之风的反映，就像《内经》之前冠以“黄帝”之名一样。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
《神农本草经》原书早已失传（一说在唐代初年就失传了）。现今所流传者，都是后人从宋代《证类本草》及明代《本草纲目》等书中辑佚所成。
关于《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和成就，全书共三卷（亦有作为四卷），收载药物365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中品各120种，下品125种。上品之药，多属补养类药物；中品之药，为补调兼顾治病之药物；下品之药，为除病攻邪之药物。在药物理论方面，以序例之总论形式提出了药有君臣佐使、阴阳配合、七情和合、五味四气等药物学理论，并介绍了药物的别名、性味、生长环境及功用、主治等。本书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意义，亦可说本书是奠定了中药防治疾病的基石。
《神农本草经》从记载内容和内涵底蕴来看，集东汉以前药物学之大成，亦是我国现今最早的药物典籍，通过系统总结秦汉以来的医家和民间医的用药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魏晋以后历代诸家的本草学，都是在该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中所述药物学理论，包括药物性能、功效及加工炮制方法等，至今尚有一部分内容仍有参考价值。所以本书仍然是学习中医药重要的参考书，但是限于当时科学水平，书中亦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缺点和错误，由于东汉时期谶纬神学盛行，因此书中也掺杂了一些神仙道教思想内容。例如“水银……久服神仙不死”“泽泻……久服不饥，延年轻身，面生光，能行水上”“紫苏……久服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等。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医学理论逐渐完善。在《内经》理论的建立和《本草经》药物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医学初具规模。但临床缺乏诊病治疗方法。东汉张仲景（约150—219），名机，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一说今南阳市）人。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建立了临床医学体系，诊疗疾病的水平得到了飞跃发展。《伤寒杂病论》实际上讲的是两大类疾病：以外感伤寒为主的疾病，以内伤杂病为主的疾病。外感伤寒以六经论治，内伤杂病以脏腑论治。张仲景还提出了以理法方药为主的辨证论治原则。论述外感伤寒的部分即今之《伤寒论》，论述内伤杂病的部分即今之《金匮要略》。伤寒为病，大都以外感病邪所致，病变传递多以先表后里，先实后虚，先热后寒，先阳后阴。内伤杂病为患，大都气血亏损，脏腑受伤，再以痰湿瘀毒内阻，诸病渐成。同时，《金匮要略》兼及妇科病和外科痈疽肠痈，其辨治精神与《伤寒论》基本一致，但《伤寒论》先明列伤寒等疾病，再以六经分证论治，而《金匮要略》不以独立疾病而以脏腑病证辨证分治，故适用于杂病论治。《金匮要略》分类明确，辨证切要，对病因、病机及诊断、治疗的论述均甚精当。在病因分析、归纳方面，其指出了三因致病学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事、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为中医学的病因学说做出了一定贡献，在诊断和治疗上亦总结了不少可贵经验。
从《伤寒杂病论》来看，实际上已概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以及汗、下、吐、和、清、温、补、消等八法。
同时，《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亦有贡献。《内经》方剂甚少，仅有10余首，到了《伤寒论》时载方就有113首（实为112首，因为其中的禹余丸有方无药），《金匮要略》载方262首，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首，丰富了临床方剂应用。
嗣后，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医学不断地进步与完善，到了晋代出现了脉学专著。王叔和撰成《脉经》，指出了脉诊的重要性和难以掌握性，他在自序中说：“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弦紧浮芤，辗转相类，在心易了，指下难明，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况有数候俱见，异病同脉者乎。”同时，王叔和指出脉学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四诊合参，“百病根源，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赅备”。
《脉经》首先确立了寸口脉法，分寸、关、尺三部脉位，配合脏腑，联系寸口切脉，倡导了临床广泛应用的独取寸口诊脉法。
到了隋代，巢元方系统地总结了中医病因、病理、证候学，撰写《诸病源候论》，在病源与症状、证候理论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全书共50卷，分列67门，论述1739种病候，概括人体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病变，可称收罗最广，叙证最多，内容极为丰富，是总结了魏晋以来的临床证候大全。本书对病源与证候研究既广泛又详细，所列病类，有中风、风湿痹、虚劳、伤寒、天花、霍乱、疟疾、痢疾、水肿、黄疸、消渴、脚气、呕哕、痔漏、痈疽等，以内科为主，包括外、儿、妇产、五官、神经精神等多科疾病的内容。如妇产科又分为妇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五类等。说明1400多年前，中国医家对这些疾病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对病源的认识上，除根据传统的医学理论对病源进行解释外，还根据临床表现，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如“温病候”中，认为某些传染病是由外界有害物质因素“乖戾之气”所引起的，这些物质还能“多相染易”，并且可以服药预防。对某些病源的认识颇具真实性。例如关于寄生虫病的感染，明确指出疥疮中“并皆有虫，人往往以针头挑得”。又说患寸白虫（绦虫）病，是因吃了不熟的牛肉所致。对“漆疮候”，认为“人有禀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煮，竟不为害也”。说明对本病的发生，已认识到与人的体质禀赋有关。同时本书对某些疾病如糖尿病、脚气病、麻风病等症状的描述亦颇准确。并指出：“夫消渴者，渴不止，小便多是也……其病多发痈疽。”又说：“凡脚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即觉……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疼痛，或缓纵不随，或挛急……或有物如指，发于腓肠，径上冲心，气上者，或胸心冲悸。”又说：“凡癞病……初觉皮肤不仁，或淫淫苦痒为虫行，或眼前见物如垂丝，或隐轸辄赤黑……令人顽痹，或汗不流泄……身体遍痒，搔之生疮……顽如钱大，锥刺不痛……眉睫坠落……鼻柱崩倒……从头面即起为疱肉，如桃核小枣。”同时书中又提及“妊娠欲去胎候”“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已有施行人工流产、肠吻合及拔牙等手术，可惜没有详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