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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血缘式人际互动的交往形态

在最开始的人类社会中,完全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形成了最初的社会形态,即血缘式人际互动的交往形态。在这种交往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会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由于散乱的互动地点和有限的互动范围等局限,在血缘式人际互动的交往形态下,大众的生产和交往主要建立在依赖天然的自然界、人体自身的需要以及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图1-7所示为血缘式人际互动的形成与生产关系链。

图1-7 血缘式人际互动的形成与生产关系链

刚刚进入社会环境的人,在寻求生存、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过程中,基于活动空间狭小、认知低级以及小规模群体的特点,会使得群体内部以及与邻近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狭隘性。

在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阶段,人们最初形成的是具有夫妻、父母和子女的家庭关系。最初,这种家庭关系是社会形态中的唯一人际关系。

但是从人类最早的杂婚状态演化到血缘婚姻、普那路亚家庭(原始社会中从血缘家庭发展而来的群婚家庭形式之一)以及对偶婚制(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一个女子在许多丈夫中有一个主夫,但并不排斥与其他异性保持两性关系)等,婚姻家庭形式在一次次文明提升,在交往层面上彰显着人的社会属性。在这种血缘式人际互动的交往形态中,包含着下述的两个较为突出的层面,如图1-8所示。

图1-8 血缘式人际互动的突出层面

1.以血缘为标准

血缘标准使得血缘共同体摆脱了动物形态,并以此为突破口提升血缘共同体的生存质量和生活环境。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具有生命的个体的出现,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条件就是这些个体的身体组织以及身体组织与自然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血缘将所有人类划分为不同群体。这种划分还会标明个体在群体活动中的身份和地位,从而让血缘关系成为血缘共同体内部与外部其他共同体之间交往的桥梁,并根据血缘桥梁最终确立氏族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范围。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血缘媒介为血缘式人际互动提供着较为坚实的基础。

2.战争成为普遍的互动形式

对于刚刚进入社会形态的人类族群来说,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本身就是一种流行的交往形式”的认知中。同时,在传统的粗陋生产方式下,激增的人口数量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互动形式”开始被频繁使用。但是战争这种互动形式可能会为本已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带来重创,也可能会为社会形态带来新的转机。因此,战争成为旧社会灭亡、新社会来临的催化剂。

人类在原始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式人际互动交往形态,它同样具有如图1-9所示的一般交往形态中的基本要素。

图1-9 血缘式人际互动交往形态的基本要素

通过对远古时期中国原始民众的生存生活状况进行分析与构建,我们可以得到在不同时期,原始民众人际互动交往形态的描述与总结,如表1-2所示。

表1-2 不同时期的原始民众人际互动交往形态

由于自然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血缘式人际互动交往形态解体的过程中,东西方的人际互动交往形态完全走向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

研究表明,我国传统社会由于缺少繁荣发达的商品交换,社会内部并没有出现能够推翻原始氏族部落共同体的主导性力量和阶层,例如普通民众、农民、工业者和商户等,所以最终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制方式解体了氏族部落。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后,民众的人际互动交往形态还是以血缘为主,建立国家并承担建设国家的相应任务,从而使传统社会呈现出鲜明的血缘宗法特征。

而在古代西方,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由于发达的商业发展,使原有意义上的氏族部落被解体的同时,平民与工商业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自主性,从而最终以城邦制的方式解体了氏族部落。图1-10所示为氏族部落解体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区别。

图1-10 氏族部落解体过程中东方和西方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