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要有史德”
毛佩琦
尚钺简历
尚钺，字健庵，原名仲吾、忠武，1902年3月生于河南罗山县。1907年入家乡私塾，1917年就读于开封省立二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尚钺被推举为本省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
1921年，尚钺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入本科英国文学系学习，曾学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并在鲁迅指导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是《莽原》《狂飙》等刊物的积极撰稿者。这时，尚钺受到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倾向革命，并于1927年春南下参加革命工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尚钺极为愤慨。在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他毅然于1927年9月6日在河南开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尚钺入党后，就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同时仍搞些文学创作。他曾受命回河南罗山、光山一带发动秋收起义，组织工农革命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曾任中共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部长、上海党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满洲省委秘书长等职。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党组织介绍他到武汉工作。1938年春，他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随之迁往重庆。由于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政策，三厅的工作受到限制。周恩来号召有条件的同志要努力成为一方面的专家，准备在思想战线上同敌人进行斗争。从此，尚钺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工作，努力钻研中国历史文献，着手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尚钺遵照党的指示到了昆明，先后在云瑞中学和云南大学任教，同时以此身份开展了新的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一二·一”惨案和“李闻惨案”，尚钺不顾反动派的威胁，仍然坚持斗争。
1946年8月，在党的关怀下，尚钺经上海到达山东解放区。从此，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任教并担任史地系主任等职。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先后担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
为了党的文化和教育事业，尚钺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新中国成立初，他响应党的号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教学科研、教材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短短几年中，他编写了一部近200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培养了80余名研究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尚钺是为了党的事业而从事历史研究的。他在研究历史之先，已经有了较深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他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注意对历史规律的探索。他常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历史是躺着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就站起来了。”他不囿于成说，勇于提出新的见解，而又力求实事求是，得出接近科学的结论；他摒弃烦琐哲学，总是努力纵观全局抓住要害问题。在教学中，他强调使学生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本领。因此，他重视通史教学，努力改变旧大学通史不通的状况，努力“使学生完整地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进程”。他还强调通过历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把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相并列，作为历史教学必须坚持的三原则。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即古代史分期问题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他用力较多的两个领域。他在这方面的观点，构成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系统认识。
尚钺是魏晋封建说的较早提出者和主要代表。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西周到春秋，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的基本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从战国到两汉，则是中国奴隶制从发展到没落的阶段，而西汉初期就已产生了封建关系的萌芽；直到魏晋，中国才进入了封建社会。他认为，任何社会经济形态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残余长期存留于奴隶社会，而预示着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雇佣制、租佃制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前即已存在。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主导、制约作用的那种生产形式，则反映出社会的根本性质。他从生产工具、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劳动者与统治者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思想、法律诸方面论证了这一学说，从而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值得重视的一家之言。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前人虽有论及，但尚未展开深入研究。尚钺是较早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研究的研究者。他根据马克思列宁阐明的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原理，指出中国至迟在明代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这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他以大量材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新特色等等。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他强调，中国历史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鸦片战争这个外因是通过中国社会的内因才起作用的，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不能因此而割断。
尚钺很注意国外史学研究成果的介绍。他参与发起《历史问题译丛》的编辑工作，还曾编辑《奴隶社会历史译文集》《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两书，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4年，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出版了。这是一部简明晓畅的中国通史。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纲挈领地阐述了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眉目清楚、脉络分明，受到了学校师生和广大干部的欢迎，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国外很快出现了日、俄、波兰等几种文字的译本。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先秦生产形态之探讨》等论著相继出版或发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959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尚钺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使他的身心和家庭受到更严重的摧残。但是尚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他完成了专著《中国原始社会史探索》和多篇学术论文，表现了一个史学家高贵的品德和坚韧的毅力。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历史系成立，尚钺任系主任。他不顾年迈多病，孜孜不倦地为教学与研究努力工作。同时他着手整理旧日文稿，组织人力增订《中国历史纲要》，编写《续编》，并计划对大型《中国通史讲义》进行整理。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要有一种史德。我想，这就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品格。”“史学工作者应该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拿出独立的研究成果去丰富历史科学的宝库，即使不是珠玑，哪怕是砖瓦也好。”“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该能识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真理。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历史也将考验他们的研究。”这正是尚钺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原文发表于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