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诸科的考试

“诸科”既称“诸”，就意味着科目众多，然而考试却既繁杂又简单：繁杂的是所考之经、史、律令等各不相同，名目甚夥；简单的则是其考试方法，一般都是“帖书”和“墨义”，后来增加对大义。

一、诸科的考试方法

诸科的考试方法，《宋史·选举志一》述之甚详：

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

以上述及《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开元礼》、三史、学究、明法，共八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明法”指旧科明法，“新科明法”不对墨义，其考试方法已详第一章。

又，上列诸科考试，无仁宗时设置的明经科。按《宋史·选举志一》曰：“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仁宗置明经科，于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五日诏曰：

明经科并试三经，谓大经、中经、小经，各一也。以《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其习《礼记》为大经者，许以《周礼》、《仪礼》为中、小经；习《春秋左氏传》者，许以《穀梁传》、《公羊传》为小经。每经试墨义、大义各十道，仍帖《论语》、《孝经》十道，分八场，以六道为合格；又试时务策三道，以文词典雅者为通。其出身与进士同。(1)

则明经科不仅要试经，包括墨义、大义（即经义）、帖经，还要试“时务策”，且“出身”高于诸科，“与进士同”。虽仍试墨、帖，在考试方法上与熙宁后的“新制进士”尚有距离，但在此前的各科考试中，它却最接近“新制进士”。

太祖乾德二年（964）权知贡举卢多逊上言：“（发解试）诸科举人第一场十否者殿五举，第二场、第三场十否殿三举。其三场内有九否者殿一举。其所殿举数，于试卷上朱书，封送中书门下，请行指挥。”太祖“从之”(2)。所谓“否”（文献或书作“不”），即不通，包括回答错误或未能回答等。殿举，即被罚停止应考，明、清叫罚科。太宗雍熙二年（985）十二月三十日诏，又重申了这一规定(3)。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三月十九日，知贡举晁迥等“又具诸科终场初通《毛诗》学究二十二人，四通《三史》五人。一通准格合落”，“帝以《三史》习者少，《毛诗》卷帙稍多，并特令奏名”(4)。这意味着对“冷门”及难度较大的科目有所放宽。

由上可见，诸科考试，大多为“帖书”和“对墨义”，而且殿举甚重。所谓“帖书”，源于“帖经”（因宋代诸科所考不全为经，故称“帖书”），是唐代早有的考试方法。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又曰：天宝十三载（754），“礼部侍郎杨浚始开为三行（原注：不得帖断绝疑似之言也）”。这与今天考试中经常还有的“填空题”相仿佛，故帖经又叫“填帖”(5)。因“掩其两端”，故不知是何篇；“惟开一行”或“三行”，又不知在何段（不知上下文），假如不对原书烂熟于胸，便摸不着头脑，加之举子临场紧张，故仍颇有难度。

所谓“对墨义”，南宋时因诸科久废，人们对这种考试方法已不很清楚，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〇《选举三》中举例作了详细说明：

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垫，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曰：“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其上则具考官批凿，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一“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盖以其区区记问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艺祖许令再应，待士之意亦厚矣。

则简单说来，“对墨义”就是挑选几句（或正文，或注疏）让人背诵（即“挑诵”，又叫“抽背”），实际上是默写的一种方式。可见无论帖经还是墨义，考的都是记忆力，也就是“背功”，宋人称其为“记诵”或“记问”之学。

诸科的考试，太宗之后略有变化，但不大。如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诸科始试律义十道，进士免帖经。明年，惟诸科试律，进士复帖经”(6)。这是在考“背功”的同时，增加了对刑律条文的“理解题”。真宗景德二年（1005）秋七月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论及是岁贡举中的诸多问题，其中言及诸科的考试，有曰：“《开宝通礼义纂》，请改为《义疏》。今后《通礼》每场问本经四道，《义疏》六道，六通为合格，本经通二、《义疏》通三亦同。”诏两制、知贡举官同详定以闻。翰林学士晁迥等上议：“前举《尚书》、《周易》、学究、明法经义不广，宜各问《义疏》六道，经注四道，六通为合格。《三礼》、《三传》所习浩大，精熟尤难，请问经注四道，《义疏》六道，以《疏》通三为合格。”真宗“从之”(7)。“义纂”盖纂辑各家之说，比“义疏”繁难，故更改的目的在于降低记诵量。大中祥符四年（1011）五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晁迥等上言：“准诏详定《礼部贡院条制》。……其《开宝通礼义纂》，望改为《疏》。自今所试墨义，每场问正经五道，《义疏》五道，通六为合格。”真宗“并从之”(8)。同年十二月三日诏：“惟《礼经》之奥义，暨传学之繁文，念其研习之勤，特蠲条对之数。自今《三礼》、《三传》宜各试一场，仍以五通为合格。”(9)

仁宗天圣初，允许诸科不究经旨的可对策一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二载：天圣二年（1024）三月戊子朔，“诏礼部：诸科举人不能对策者，未得退落。先是，上封者言经学不究经旨，乞于本科问策一道。至是，对者多纰缪，帝以执经肄业，不善为文，特令取其所长，用广仕路”。这就是说，即使对策不佳，亦不得黜落，可谓宽矣。到庆历四年（1044）三月十三日，宋祁等准敕详定贡举条制，对诸科考试作了新的规定，略曰：

诸科举人，《九经》、《五经》并罢填帖六场，皆问墨义。其余《三礼》、《三传》已下诸科，并依旧法。《九经》旧是六场十八卷，帖经、墨义相半；今作六场十四卷，并对墨义：第一场《春秋》、《礼记》、《周易》、《尚书》各五道（为二卷），第二场《周易》、《仪礼》、《公羊》、《穀梁》各五道（为四卷），第三场《毛经》、《孝经》、《论语》（原误“论论”）、《尔雅》各五道（为二卷），第四场《礼记》二十道（为二卷），第五场《春秋》二十道（为二卷），第六场《礼记》、《春秋》各十道（为二卷）。《五经》旧是六场十一卷，帖经、墨义相半，令作六场七卷，并对墨义。……立《开宝通礼》科。……诸科举人依旧制场各对墨义外，有能明旨趋愿对大义者，于取解到省家状内具言愿对大义。除逐场试墨义外，至终场并御试，各于本科经书内只试大义十道。……明法科愿对大义者，并立甲乙罪犯，引律令断罪。(10)

这些新规定中，较大的变动之处，一是减少帖经，二是鼓励对“大义”，殿试则“只试大义”，目的在降低记诵所占的比重，而强调对经籍“大义”（即经义）的理解。随着“庆历新政”的迅速失败，此条制并未施行。

二、诸科考试之弊

宋代的诸科，实只存在于北宋熙宁以前（唯改制后的新科明法延及南宋），终因其固有的弊端而被废罢。诸科之弊，集中于一点，那就是专重“记问”（背诵）。其实不止诸科，宋代各科考试都有此弊，只是相较之下，诸科考记诵的方式最简单、低级罢了。宋人重记诵，有其历史原因。首先是传统如此。司马光谓唐代“有司以帖经、墨义试明经，专取记诵，不询义理”(11)。宋人沿袭了这一风气。其次，如赵鼎臣所说：“宋承五季之乱，人厌兵革，既脱去，即饱食而嘻，自庆苟免，因不向于学。祖宗悯之，始以记诵诱进田野朴茂之士。循习既久，益猥且众。”(12)他是说，重记诵是宋初诱导人们向学的一种方法。为了打好学问基础，初学者适当地背诵是必要的；但若强调过度，将学习的方法当作目的，那就把人变成了没有思想的“刻录机”或“复读机”，迂腐疏阔，最多只会背“本本”，不能解决任何学术和现实问题。对此，有宋卓识之士早已指出，统治者也采取过相应的补救措施。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九月癸亥，右正言鲁宗道上言曰：“诸科对义，但以念诵为工，罔究大义。”真宗谓辅臣曰：“前已降诏，……诸科有能明经义者，别与考校，可申明之。”(13)叶清臣也主张“诸科举人取明大义，责以策问”(14)。王珪在《议贡举庠序奏状》中，更提出废诸科，他说：“诸科徒专诵数之学，无补于时。请自今新人毋得应诸科，皆令习明经。不数举间，可以尽革其弊。”他又在《诸科问经义奏状》中详细阐说道：

右，臣窃以有唐取士之法，虽有数科，然当时士选之盛者，惟明经、进士而已。盖明经先问义而后策试，三试而皆通者为得第，其大略与进士等。国家比试诸科，既不明经义，又无策试之式，但能精于诵数者，即举以中选。是岂朝廷设科取士之意哉！前诏礼部，令诸科终场日于本经问大义十道，《九经》、《五经》只问大义。兹诚国家推广教道，将令士者悉以明六经大法之归，固不专于记诵之功也。臣已著之于条，然虑议者以谓难于猝更，犹欲安习前弊，伏望朝廷预戒有司，永以遵守。(15)

但是，诸科重记诵的观念历时既久，根深蒂固，即便“只问大义”，有司却并不以此定“去留”（录取与否），定“去留”的仍是记诵。司马光于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十一日上《论举选状》，曰：

国家置明经一科，少有应者，及诸科所试大义，有司不以定去留。盖由始者立格太高，致举人合格者少。臣欲乞今后明经所试墨义，止问正文，不问注疏。其所试大义，不以明经、诸科，但能具注疏本意，次引诸家杂说，更以己意裁定，援据该赡，义理高远，虽文辞质直，皆为优等，与折二通。若不能记注疏本意，但以己意穿凿，不合正道，虽文辞辨给，亦降为不通。(16)

司马光的目的，是要尽量缩小背诵的范围：试“墨义”（即默写）只问正文，不问注疏，试诸经大义“但能具注疏本意”——他实际上是要举子放弃背诵注疏。由此知当时试经传，不仅正文，连注、疏都要背诵，“记问”面竟如此之广，令人咋舌。

背诵面广，或许日久可练出“功”来，而出题官又专与举子为“敌”，费尽心机整人。司马光《论诸科试官状》曰：

右，臣伏见朝廷取勘诸处发解、考试诸科官，以所解之人到省十不、九不者。臣窃惟国家本设诸科，以求通经之士，有司专以上文下注为问，已为弊法。窃闻去岁贡院出义题官，更于弊法之中，曲为奇巧，或离合句读，故相迷误；或取卷末经注字数以为问目。虽有善记诵之人，亦不能对。其于设科本意，不亦远乎？……仍敕贡院，将来科场选择通经术、晓大体之人，充诸科出义官，依条出义，毋得更如今来诡僻苛细。(17)

司马光所说，是出“义题”（即问大义之题）的情况。本欲用问大义稍革记诵之弊，但所谓“义题”又如此诡僻，甚至问到经注的字数，诸科考试已彻底走入了死胡同。而帖经，早在唐代，考官们就用来刁难举子：“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18)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举子们，只能设法对付，将偏僻易混、极难背诵的文字编联成诗赋然后背诵(19)，实在是把人逼到绝境后的“求生”之术。结果是记住了偏僻易混的，却连普通“平文”的“大义”都弄不明白，足见帖经的荒唐可笑。宋代的“帖书”，其刁钻恐较唐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怀挟”、“授义”、“传义”等针对记诵的科场作弊，也主要发生在诸科考场之中，而有司对诸科作弊的防范也特别严密。沈括《梦溪笔谈》卷一曰：“礼部贡院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经生，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幕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盖尝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待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试进士时对举子颇为礼遇，而试诸科（经生）则不然，原因是诸科所考科目多为记诵，不得不撤除考场帐幕，不许举子与他人接触，以防隐藏传递而作弊，沈括所谓“自有谓也”指此。防范作弊固无可非厚，但若换个角度看，举子作弊又无疑是不合理的考试制度“逼”出来的。

王安石罢诗赋而代以经义取士，曾引起当时及后来相当多人的批评甚至反对；但对罢诸科，人们的反映却十分平静，即使恢复以诗赋取士，也未见有人怀念它。盖诸科弊至如此，罢之理所当然。上引王珪以为诸科是“诵数之学，无补于时”；岂止无补于时，凡以背诵求才，只能是对人才的戕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