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童年往事
我五岁时由国润幼稚园直升国润小学一年级。国润是私立学校，创办人是我外公巫惟润，校长巫惠淑是巫家长女——我的母亲。
规定入学年龄是七足岁，但那时候私立学校不那么顶真，况且一切都在自己家里人的范围内将就。在班上数我最小，无论是在年龄上，或在个头上。但在学习和劳动上，母亲可一点也不允许我将就，更不能倚小卖小。好强的我立志要做个“三好学生”，就像校园内墙上写的那样： “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谁让我是校长的女儿呢？做校长的母亲处处以身作则，做女儿的就要青出于蓝。我不但不能使母亲脸上无光，也绝不能在学校里让同学闲言闲语，以为我是校长的女儿就处处沾光。这种无形的压力使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看着我，使我每天在上课、交作业、考试、参加课内外活动和劳动上都战战兢兢地比别人勤奋。
一个班上有四十名左右的学生，在上小学的六年之中我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但永远在前五名之内。每次都是因为体育课分数偏低，而把总平均分数拉了下来。
小学六年中我唯一沾到光的就是上课永远不会迟到，因为家就住在操场边上的一排房子里。每天早晨，上第一堂课之前的五分钟会打预备铃，即使我在听到预备铃时才起床，还是有时间刷牙、洗脸、冲进教室，最多是饿着肚子不吃早饭。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打完预备铃后我仍在早饭桌上。负责打铃上课的工友田春魁总会跑来问我： “好了没有？”然后我拎起书包和他一起出去，他看我入了教室才摇起上课铃来。
母亲一直没有教过我班上的课，只有一学期在我上高班时，她要给请产假的老师代课，在我班上教“自然”。记得学校的期终考试要到了，我拼命在家温习功课，念、背、记，晚上困倦得直打瞌睡也不敢上床去睡。妈妈就在灯下出第二天自然课的试题，她装着没看见我的样子。帮助母亲照顾我的姨婆，看我实在熬夜熬得辛苦，就劝妈妈把试题先给我看一下，结果她不但不答应，反而对我说： “即使我给你看，你也不应当看。作弊是不诚实的行为，念书不是光为了分数，将来得益是自己的。”第二天“自然”课期终考，我考了个全班唯一的百分。班上同学怀疑我在课前作了弊，当面冷嘲热讽，背后嘀嘀咕咕。我是有理无处评，因为一评理就得上我妈妈那里去，要她作证。我无故受冤屈，只好请求妈妈重新安排课表，希望她不要到我班上来直接教我。这点要求她也没有答应，告诉我：“只要自己行得直、坐得正，不应当理会别人怎么想、怎么看。”
我不知道作弊的定义是什么，我没有在考试前窥视过妈妈出的考卷，可是我窥听过一次她和外婆的谈话。
那是一九五六年我十岁，中国开始了“整风运动”，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前奏曲。“国润小学”在一九五五年响应了国家公私合营的号召，连百分之五十的权益也放弃了，无条件地将学校产业捐献给国家。学校的名称也改为“公立邢家桥北路小学”，妈妈仍旧保留校长的职位。“整风运动”开始不久，妈妈就不见了，外婆告诉我：“你妈妈最近出差开会，要过些时候才能回家。”我自小习惯了把外婆家当自己家，所以也无所谓。但等了好一阵子，实在等得想妈妈了，于是设法打听，原来她就在虹口区第十七中心小学里。那所学校在山阴路口，和鲁迅的上海故居相距甚近，那里我参观过很多次，去那里的路我认识，于是马上偷偷地领着大弟弟摸上门找妈妈。在大门口的传达室中，等了好一会儿，在另一人的陪同下，妈妈出现了。她竟是那样的憔悴，平时不爱讲话的她此时更加沉默，什么也没说，只有眼泪汪在眼眶里。我第一次见到她这样，心慌了，只会问：“你什么时候才开完会回家呢？”“乖乖地把弟弟带回家，会一开完我马上就回来。”妈妈竟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就这样我又盼了好一阵子，一天，妈妈突然拎着一个小包裹回来了，走路都不太稳的样子。她和我们亲热了一阵子之后，就去了外婆的大房间。直觉使我猜想这不是寻常的开会归来，妈妈一定有什么秘密要和外婆讲。于是我躲在关着的厚重的木门外，在黑暗中，我屏住气息，从门缝中窥听到了一次惊心动魄的谈话。原来整整那一个月，我母亲被“隔离审查”，软禁在第十七中心小学的一间课室中，要她坦白两件事： 一、供认我父亲在海外的间谍活动（五十年代初期，母亲曾赴香港一次，想动员我父亲回内地投入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但未成功，单人折返）；二、承认她母亲是披着宗教外衣在进行政治活动（外婆是基督教徒）。因为一切是无中生有，妈妈不肯“大义灭亲”，所以受“隔离审查”处分。夜以继日地逼口供，连上厕所都不准许她单独行动，以防她畏罪自杀。长期的胁迫、精神虐待，使她近乎崩溃。我母亲对我外婆哭诉： “如果那天不是小青带着毛毛（江秀的小名）来看我，我是过不了那一关的，多少次我想从楼上跳下去，但想到孩子们忍不下心，死比活来得容易，我到底还不是那么自私的母亲……”我吓得魂不附体，没再敢往下听就逃离了。我没有把所听到的话告诉弟弟。那天，妈妈在外婆房中待了很久很久，她出来时不再哭了，但眼泡红肿得像桃子。
我仍记得当天夜晚，睡在绿色钢架的席梦思大床上，我紧紧地搂住妈妈，生怕她消失了，这是我第一次想到死亡。这以后我常常会突然地想到，如果我没有了妈妈该怎么办？我能活下去吗？这样的念头来袭时，我就会痛哭起来，在半夜中还失声哭醒过。我告诉过母亲我怕她死，但从来没有告诉她，是自己窥听导致的。
我童年中也是我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日子是在上海度过的，确切地说是一九五四年（我八岁）九月三十日之前。正因为我是在远离父亲的环境下长大，所以母亲大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就格外地宠爱和照顾我们姊弟。母亲工作极忙，早出晚归，一周中只有星期天是属于我们的，也是我最快活的一天。不成文的规定，星期天白天不是上公园就是去郊游或者去参观，晚上下馆子，一周中只有这一顿我们才脱离大家庭的大锅饭，选些自己喜欢的吃。上海的大小馆子妈妈差不多都领我们去过。记得去得最多的一家，是在南京西路上的一条巷子里，那里吃烤鸭最有名，每次我们都点半鸭三吃： 荷叶卷夹鸭皮，鸭丝炒芹菜，鸭架粉丝白菜汤。吃饱了总是雇辆三轮车高高兴兴地回家，我大弟弟永远是上了车就呼噜呼噜地睡。
星期天之外，母亲永远是属于学校的，我的课余时间就都在外公、外婆住处和舅舅、阿姨、表兄妹们一起度过。外公趁他高兴时喜欢讲一些中国传统的故事——《水游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一类。大舅舅喜欢讲《基督山恩仇记》《罗滨逊漂流记》《天方夜谭》一类的外国故事。那时候在中国十分提倡的苏联现代文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静静的顿河》等都是在我母亲督促之下看的。我虽不完全理解，却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
我记得园子里有外公亲自栽培的两棵桂树、两棵桃树、两棵杏树，还有一棵石榴树，和一些蔷薇花、月季花、凤仙花。桂花开时香极了，将整所屋子浸透在醉人的香气中。
学校放暑期时，我们就把教室里的课桌搬到园子里拼成一张一张的床，上面铺上凉席，坐在那里，边听故事边吃瓜。家中的瓜不是一只一只买的，都是成担地往家里挑，平湖西瓜之外还有浅玉色的香瓜、黄金瓜和翠绿色的菜瓜。乘凉时，总是讲《聊斋》一类或自编的鬼故事。讲得活灵活现、绘声绘色的数平时几乎半句话也不说的三姨父。我胆子小，又怕又爱听，听到紧张处就掩着耳朵钻到毛巾被里，然后不知何时就睡着了，总是等到第二天早上露水下来时，才觉得凉飕飕的，然后发现自己睡在外面花园里。
冬季春节前后家中总是一番喜洋洋、乱哄哄的热闹景象。冬至以后外婆就要开始张罗准备过年了，托人到乡间买山民打来的野鸡，总有上百只连毛一起挂起来风干，白天一排排地挂在弄堂的围墙上，小孩子们轮流在弄堂里一边玩耍一边看着。猪是整只地买回家，我记得我最害怕看见猪头，虽然爱吃又脆又韧的猪耳朵。厨房外的天井里放着做腊八豆和腌雪里蕻的大瓦缸。记得田春魁还卷着裤脚光着脚站在缸里吱吱地踩个不停，有时我也会凑上一脚帮忙在缸里跳。加上厨房里切菜板不停的噗噗声和灶膛旁拉风箱的呼呼声，在楼下讲话非得扯着嗓子嚷嚷才能听见。腊月的后半个月就更忙了，忙着蒸各式各样的年糕、糯米烧卖、包子、馒头。我最喜欢用雕花的木模子倒出各种图案的糕点来，和帮着推小石磨，磨水磨糯米粉做汤团用。记得楼下两间大的房中，放着几个大竹匾，盛放着各种春节用的点心，年货也在屋子四周吊挂得琳琅满目。最精彩的还是看外婆在她的大床底下小心翼翼地抽搬出那笨重粗糙的深褐色的大坛子，坛子中段肥大，坛口用大碗倒扣着，碗边浸在坛口放的一圈水中，那是为密封用的。坛子里面是封存了整整一年、用上好的香喷喷的小磨麻油浸泡已用粗盐暴腌过的青鱼段。大家团团围住外婆开坛献宝。坛子打开时个个往里吸气，扑鼻的香气，使人垂涎。
在学校放春假、秋假或其他的节庆日时都有两三天的假期，我和母亲常随着外公去上海附近的名胜古迹玩。他一生爱美食，为了吃道地的小笼包还专程跑到南翔去，为了吃山上庙中的素食也不辞辛劳地去爬山，最喜欢吃镇江肴肉和干丝汤，兴致来了，非回镇江老家一趟不可。
最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外公喜欢上附近的澡堂子，洗完澡在起坐间休息时，总要泡上壶好茶叫点心来吃。我下午一放学如果见外公不在家就知道他人在哪里了，书包一放，就往那固定的地方跑去。外公也习惯了，等我到了才开始点吃的，只有两个人，吃得也就精致些，蟹粉小笼、火腿糯米烧卖，还有比普通烧饼贵两分钱的加油酥的蟹壳黄等。由于大家庭中人太多，不到逢年过节就讲究不起来，但外公是一家之长，他打打牙祭，当然谁也不会有异议，我是大家庭中的“天之骄女”，好像也理所当然。我们祖孙俩分享过许多轻松愉快的时光。
…… ……
一九六一年夏天上海一别，没有想到竟这么久，重见“老家”已经是一九七八年了。
上海有我一生中最温暖愉快的时光，在那里我曾欢度了一段美好的童年。现在忆想起来，心中仍然觉得暖洋洋、甜滋滋的。入鼻的还是那自家花园中醉人心腑的桂花香，入眼的仍是放在我外婆大床底下、密封的深坛中用麻油浸泡的青鱼段。
我常常这样想： 如果不是我母亲和家中老人们、阿姨舅舅们，在上海我的童年时期，给了我那份无私、无限的爱，影响教育了我自爱、爱人的情怀，我想我是经受不起在我后来的生活经验中许多无情、冷酷的打击和无边的寂寞的。在我的半世生命中，许多经历不想重过，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童年可再，我愿重温上海的几段温馨的童年旧梦。我不敢预测将来会怎么样，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被击倒，我还是上海童年时候的我，心中充满着“爱”。
一九九〇年于瑞典
节选自《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上海童年”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三阿姨抱着弟弟江秀和江青站在滑梯顶上
父母结婚照
3岁扭秧歌，前排第2为江青
1949年江青和江秀
1948年江青（左）跟弟弟江秀在花园中骑木马，三阿姨在照片左
1953年花园中江家合照。后排左起： 江巫惠淑、巫惠
、戴廷佑（外婆）、巫惠湘、戴廷佐、胡旭东、胡巫惠潜、胡德滋
前排左起： 江青、江山、巫惠沄、江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