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诸畤的成立及其性质

雍城曾为秦国都城，也是秦人的祭祀中心。雍四畤，是秦人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逐步设立的四个祭祀场所。战国秦及秦帝国的国家祭祀均以雍四畤级别最高。除雍四畤外，秦人以“畤”为名的祭祀地点尚有西畤、畦畤两处。诸畤设立皆在秦统一前。

在《史记·封禅书》的叙述中，雍诸畤的祭祀对象是以白、青、赤、黄为名的“五色帝”。关于雍地诸畤的起源和具体位置，学者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但雍地诸畤的祭祀对象，以及秦汉五帝祭祀的发展，是否全如《封禅书》所载，还存在深入考辨的余地。

（一）秦诸畤考略

西畤

秦国诸畤中，西畤成立时间最早。《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系西畤之立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史记·秦本纪》[3]：

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史记·封禅书》除用牲制度记载略异，其余与《秦本纪》大致相仿，也将西畤的建立与襄公立国、秦进入诸侯之列相联系[4]：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西畤地处“西垂”，《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州上邽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5]《秦本纪》之“西垂”地望何在，学者久有异议[6]。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甘肃省天水市西南的礼县发现了大量故秦国遗址[7]，可证《括地志》所载近真。2004年，礼县鸾亭山发现一处祭祀遗址，其中有大量汉代祭祀遗迹[8]。梁云认为此即秦汉西畤遗址[9]，李零则认为或为人先祠[10]。以鸾亭山祭祀遗址所发现的玉器与其他遗存来看，这应为汉代一处重要的祭祀地点。秦汉祭祀地点往往相承，但目前鸾亭山暂未发现秦代祭祀遗迹，秦西畤的具体位置还需更直接的证明。

此外，梁云指出，鸾亭山遗址出土的玉人（图1.1—1.2），与1971年西安北郊联志村所出玉人、1980年西安西北郊芦家口村出土玉人相近[11]。2005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到一对片状玉人（图1.3），一男一女，与鸾亭山玉人十分相近，研究者将其年代定在秦代[12]。值得一提的是，西安博物院藏有一对与前二者酷似的玉人（图1.4）。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男性玉人（图1.5）[13]，与前述几件中的男性玉人极为相似。

2016年起，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位于陕西省凤翔县西北柳林镇的雍山血池祭祀遗址，目前发掘的区域有雍山夯土台、血池祭祀坑、北斗坊祭祀坑等。其中血池祭祀坑以车马坑为主，北斗坊祭祀坑还兼有动物祭祀坑。此外，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陶器，刻有“上畤”“下畤”“下祠”等字样[14]。发掘者判断，血池遗址是一处畤祭遗存[15]。尤为研究者所关注的，是血池遗址出土的玉器。各类祭祀坑中发现了与鸾亭山、联志村等遗址极为相似的男女玉人共50件（图1.6），另有琮、璜、璋等[16]。血池遗址的玉人，将鸾亭山、吴山、下站等祭祀遗址出土的玉人，以及征集而得的几件玉人系联起来，也使学者再次开始思考玉人的功用[17]。吕敏梳理了祭祀遗址出土的玉人，她提出，单凭玉人尚不能确定血池与鸾亭山遗址的祭祀对象[18]。正如吕敏已经注意到的，上述各遗址的玉人虽有相近之处，但玉人的具体性质、组合、放置位置，乃至遗址的整体状况都颇有区别[19]。玉人以外，对遗址的位置、祭祀坑的形态、祭品组合的综合判研可能更为重要。在其他遗址的材料进一步公布后，也许会使学者对秦汉的畤祭、山川祭祀的祭祀方式与仪式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西畤是秦初立国时的重要祭祀，随着秦人政治中心的东移，其地位有所下降。至秦始皇时，国家祭祀重心已完全移至雍地，“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亲往”[20]。汉代中前期西畤祭祀仍存，地位略低于雍五畤。

鄜畤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鄜畤作于秦文公十年（前756），在西畤后十四年[21]。《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22]：

四年，至汧渭之会。……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

《史记·封禅书》[23]：

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史记·秦本纪》《集解》引徐广说，以鄜畤在左冯翊鄜县（今陕西中部偏北的洛川县一带），鄜畤即因鄜县得名[24]。此说有误。文公时秦势力尚未及鄜县。《秦本纪》又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以牺三百牢祠鄜畤。”[25]这也说明，鄜畤只可能在雍地附近。《史记》记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十年在“鄜衍”立鄜畤，鄜畤应即在“汧渭之会”附近。

先谈“鄜衍”之“衍”，《封禅书》《集解》引李奇曰：“山阪曰衍”，《索隐》此条则引作：“三辅谓山阪间为衍也。”[26]两注含义相左。《周礼·地官·大司徒》郑注曰：“下平曰衍。”[27]《索隐》“山阪间曰衍”与郑注相合。《管子·轻重丁》有“北方萌者，衍处负海”之语，“衍”为地势低洼之谓[28]。“衍”应指山坡之间的谷地，鄜畤处于“汧渭之会”的地势相对平缓之处。

至于“汧渭之会”的具体所在，学者尚未达成一致[29]，但大致不出今陕西凤翔至宝鸡之间。《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三畤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并此原上，因名也。”[30]《括地志》认为西畤在雍县显然有误，但以鄜畤在雍县南三畤原似不为无据。《括地志》载三畤原在雍县之南，即今凤翔塬的一部分。不过，《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的文献所记三畤原的位置皆与《括地志》不同。《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京兆府武功县下有“三畤原”条：“在县西南二十里。高五十丈，西入扶风县界。”[31]《太平寰宇记》“武功县”条因之[32]。《太平寰宇记》卷三〇扶风县下又有“三畤原”条，曰：“在县南二十里。”[33]何景明《雍大记》卷九曰：“三畤原，在扶风县南二十里，东连武功县界。”[34]扶风、武功县境去原秦雍城较远，更远离“汧渭之会”。相比较而言，似仍以《括地志》之说较优。

20世纪80年代，凤翔马道口遗址附近曾发现铜器四件，其中包括羽阳宫鼎[35]。《汉书·地理志》陈仓县下有羽阳宫，为秦武王所起[36]。有学者认为马道口遗址即秦汉羽阳宫遗迹，又以马道口一带为鄜畤之所在[37]。另有学者认为鄜畤在今陕西东渭河以北的宝鸡千河镇魏家崖一带[38]。田亚岐则认为蕲年宫即鄜畤的一部分，梁云从之[39]。从地势上看，以孙家南头最高，在塬上，马道口略低，至魏家崖一带则地势相对平缓，已近塬下[40]。鄜畤的具体所在，有待进一步调查与探索。

密畤

密畤为秦宣公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系之于秦宣公四年（前672）[41]。《史记·封禅书》云：“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42]“渭南”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难以就此推知密畤的具体地望。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宝鸡陈仓下站秦汉祭祀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宝鸡市陈仓区潘溪镇下站村，秦岭北麓渭河南岸的台塬上。在已发掘的800平方米中，发现祭祀坑52座。出土陶罐、陶盆表面刻有隶书文字，可辨识的有“密”“宣房单仓”等。此外，遗址还出土了玉璧改制的玉人（图1.7）、玉璧与璋等玉器。发掘者认为，这处祭祀遗址与血池和吴山祭祀遗址十分相似，三者都是畤祭遗存，陶器上的“密”即“密畤”的省称[43]。

吴阳上、下畤

《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44]《六国年表》系此事于灵公三年（前422）[45]。《封禅书》云[46]：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封禅书》载雍地旧有祭祀遗存，名“吴阳武畤”与“好畤”。因同有“吴阳”之名，司马贞《索隐》据此认为吴阳上、下畤即是在吴阳武畤的基础上修造的[47]。但是，史籍中，“畤”一直是秦地对祭祀场所的特殊称谓（参附录一）。“黄帝时尝用事”“晚周亦郊”云云，恐不足信。吴阳武畤和好畤的存在近于传闻，《索隐》之说并不可靠。

所谓“吴阳”，即吴山以南地区。吴山在今宝鸡市西北，又称汧山。吴阳上、下畤的具体位置，学者有很多推测[48]。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陈仓吴山祭祀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位于陕西省宝鸡陈仓区新街镇庙川村北侧的山前缓坡上，地处吴山主峰东麓约3.8公里处。祭祀坑内出土了车马、玉人等（图1.8），考古工作者判断这里为一处与凤翔雍山血池祭祀遗址性质相同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祭祀遗址，应为秦汉雍五畤之一[49]。

畦畤

秦人的畤祭之所还有畦畤。《史记·封禅书》：“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50]《六国年表》记栎阳雨金事于献公十七年（前368）[51]。《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太康地理志》云：“畤在栎阳故城内。其畤如畦，故曰畦畤。”[52]《封禅书》《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索隐》又引《汉旧仪》云：“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53]如此，畦畤地望有两说，一曰在栎阳，一曰在陇西西县。人先祠仅见于《索隐》所引《汉旧仪》，具体情况不详。《史记集解》将之与畦畤混为一谈，恐不可信。且《封禅书》已明言“作畦畤栎阳”，应当信从[54]。

畦畤兴立时代最晚，距雍地其他诸畤颇有距离。或因此故，畦畤与同样远离雍地的西畤地位相同，皇帝不亲临祭祀[55]。

（二）雍诸畤的祭祀对象及性质

要理解秦诸畤的性质与作用，首先应考察其祭祀对象。《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人诸畤所祭对象为“五色帝”[56]：西畤、鄜畤、畦畤祭白帝，密畤祭青帝，吴阳上畤祭黄帝，吴阳下畤祭炎帝。以五行五色论，诸畤祭祀对象独缺北方黑帝，后刘邦立北畤祭黑帝，遂成雍五畤。《封禅书》的说法被广泛接受，相关研究一般都基于这一认识[57]。细究文献，这一说法尚有讨论的余地。

秦人立畤的过程，可表列如下：

秦立畤的位置与其一路东进的过程吻合，诸畤基本与同时代的国都相去不远[58]。但与后代不同的是，秦人虽立新畤，旧畤不废，数畤并存同祭[59]。

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司马迁认为秦襄公立西畤的目的是“用事上帝”，性质是“郊”[60]：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藩臣而胪于郊祀，君子惧焉。

文公以下的诸畤，皆继承了襄公西畤的性质：祭祀上帝、行郊礼之所。如《史记·秦本纪》载[61]：

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昭襄王〕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于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再如《封禅书》[62]：

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

〔始皇封禅〕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

可见，从襄公西畤始，秦人诸畤的祭祀对象都是“上帝”，祭祀性质为郊祭。

上帝是周王朝国家祭祀中的最高神，唯天子有权祭祀。祭祀上帝之礼，呼之为“郊”[63]。《礼记·礼器》：“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宫。”[64]所谓“有事于上帝”，即指郊祭。两周时期，除周天子有郊祭之礼外，唯鲁国有权举行郊祭[65]。但在秦地，上帝作为国家祭祀中的最高神祇，屡见于记载。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晋厉公派吕相致书，与秦绝交，其书转述楚人对晋君叙述的秦人之语，曰[66]：

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

秦人对楚盟誓，连言昊天上帝，视其为不可欺瞒的最高神。《史记·秦本纪》[67]：

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

秦有人殉之俗，秦穆公俘虏晋惠公后本拟以其祭祀本国最高神。在这两条材料中，上帝的身份都是秦人的至上神。

秦人之至上神为上帝，雍诸畤祭祀对象为上帝，祭祀性质为“郊”，皆无疑问。《史记》既载秦人郊上帝，又言其祭祀对象为五色帝。为了厘清秦汉五帝祭祀的实际操作，必须首先对五帝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作简单说明。

郊祭的对象“上帝”，后代又称为“昊天上帝”[68]。这一至上神的内涵，自殷周以下虽不断演变[69]，却从未包含“五帝”。礼书中，五帝与上帝并提的情况，主要见于《周礼》。不过，《周礼》中的“五帝”与“上帝”，并非同一概念。在《周礼》中，五帝祭祀作为郊祭的一部分，配享最高等级的天神[70]。如《天官·掌次》[71]：

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设皇邸。朝日，祀五帝，则张大次、小次，设重帟、重案；合诸侯，亦如之。

《春官·司服》[72]：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

上引两条中，祀五帝都列于“大旅上帝”之后，祭祀先公先王及四望山川之前。姑不论《周礼》的祭祀系统是未经实践的设想，其本文中“五帝”与“上帝”的区别，相当明确。

将五帝置于“上帝”范畴之内的，是郑玄。《周礼·春官·典瑞》“祀天、旅上帝”郑注[73]：

玄谓，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犹五帝。殊言天者，尊异之也。

《春官·大宗伯》“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郑注：“上帝，五帝也。”[74]这两条注文中，郑玄明确提出上帝即五帝[75]。而郑玄所谓五帝，是一套可名为“五天帝”的五帝系统[76]。如《礼记·礼器》有“故鲁人将有事于上帝”云云，郑注曰：“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谓苍帝灵威仰也。”[77]《礼记·月令》“以共皇天上帝”条郑注曰：“上帝，大微五帝。”[78]再如《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郑注曰[79]：

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赤则赤熛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汁光纪，皆用正岁之正月郊祭之。……《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泛配五帝也。

可见，郑玄所言之五帝，是以“灵威仰”为代表的“五天帝”[80]，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五方帝”。郑玄的五天帝架构对后代礼学的发展影响甚深，对后代南郊郊祀中的五帝祭祀也有直接影响。清代学者黄以周对郑玄一系的阐释做了很好的概括：

郑玄说，大旅上帝即祭天，旅上帝，祭五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礼》所称帝者，昊天上帝与五帝而已，则上帝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以周案：祀昊天之大神曰昊天上帝，祀五行分王之神曰五帝，兼祀五帝于南郊曰旅上帝，兼祀六帝于圜丘又曰大旅上帝。……若诸经散文浑称上帝者，多合六帝言。[81]

旧注早已点出，郑玄的五帝，直接来源是纬书[82]，与《周礼》之“五帝”有异。他的上帝／五帝观，与其“六天说”的理论直接相关[83]。郑玄之说，自王肃以下一直有礼学家驳正。王肃曾总结道：“天体惟一，安得有六？……五帝是上帝之佐……可称天佐，不得称上天。”[84]可谓清通简要之论，更符合礼书本文。

总之，后代学者“上帝非一帝”“祭上帝则兼存五帝”等认识，皆源自郑玄。在郑玄之前，上帝与五帝是互相区别的两个概念。如果雍诸畤所行为郊礼，其祭祀对象就只可能是上帝，而非五色帝[85]。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出三个证据。

其一，《封禅书》的文字来源与《秦本纪》等篇不同。寻绎《史记》论秦人诸畤之文，《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载诸畤之立，皆仅记诸畤祭祀“上帝”。关于诸畤祭五色帝的记载，全部集中于《封禅书》中。《史记》中秦国史料的来源不同，《六国年表》及《秦本纪》与《秦记》有直接联系，内容相对可信[86]，《封禅书》的来源则较为驳杂，可能采取了其他素材[87]。《封禅书》中秦人诸畤祭五色帝的记载与《秦记》来源应当不同[88]。

其二，《封禅书》对雍诸畤之立的叙述，本身充满疑点。“五色帝”或“五方帝”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流行并大盛的阴阳五行学说直接相关，是五行配伍系统的一部分。如果承认五帝以五行说为基础理论，那么，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五色帝，都应同时出现，并按五行配伍规则安排。而秦人先立的西畤、鄜畤、畦畤所祭皆为白帝，在西畤后约百年建立的密畤祭青帝，约250年之后的吴阳上畤祭黄帝，吴阳下畤祭炎帝，不设黑帝祠。三个白帝祠的同时存在，以及祭青帝与炎黄二帝的诸畤之间长时段的间隔，颇难解说。西汉以来的五帝祭祀，皆为五帝合祭，秦代雍诸畤的五色帝祭祀方式，就更难以理解了[89]。

其三，秦人祭祀中无五色帝／四色帝的记载。以《封禅书》所论，雍诸畤所祭为“四色帝”，但秦汉史籍中从未出现过秦“四帝”之说[90]。秦始皇时大臣奏议也有提及“五帝”者，皆指上古帝王，而非五色帝。《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琅琊刻石有“功盖五帝，泽及牛马”[91]。《秦始皇本纪》又载[92]：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

完整的五行配数配物系统，在《吕氏春秋》中已经出现。所以，至晚到秦始皇时，五帝、五德转移之说对秦人来说已不陌生。秦人并未在“四帝”祭祀的基础上增至五帝，文献中也不出现“四帝”字样。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秦人并无系统的五色帝祭祀[93]。

总结以上讨论，可得如下几点认识：其一，秦人诸畤的祭祀对象是“上帝”，祭祀性质为郊祭。其二，先秦文献中，“五帝”与“上帝”的概念从未相混。诸畤祭祀对象既为“上帝”，不可能同时为“五帝”。其三，《史记》记秦人诸畤祭五色帝的文字，全在《封禅书》中，不见于《秦本纪》和《十二诸侯年表》。后者文字多来源于《秦记》，较为可靠。《封禅书》中可能保存了一些传闻之辞。其四，《封禅书》对雍诸畤所祭诸帝的叙述存在诸多疑点。其五，秦代人对“五帝”已不陌生，若雍诸畤仍坚持祭“四帝”，则殊不可解[94]。

秦诸畤是举行郊祭、祭祀上帝的场所，并不祭祀五色帝。《封禅书》所载雍四畤祭祀对象，很可能是司马迁据汉代的情况回溯而得。司马迁对此事的叙述，或与汉代五帝祭祀，以及他本人对“改正朔”一事的高度关注有关。汉代五帝祭祀，将在第2章讨论。关于秦人诸畤的考察，暂可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