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针灸处方学是针对某一病机或某一症状，研究针灸治法、穴位配伍、组方规律及其临床应用的一门学科，是针灸的重要基础课程之一。

两千多年来，历代医家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积累了大量的针灸处方。从历史各个时期的发展来看，针灸处方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积累于晋隋唐时期，发展于宋金元时期，成熟完善于明清时期。至今已有4300余首处方。

春秋战国至东汉是针灸处方及其理论由萌芽到形成的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形成及针灸处方的诞生，其中记载针灸处方240余首。处方多以经络辨证为纲，循经取穴为主，提出了针灸处方的局部与远端选配穴原则，还为上下配穴法、前后配穴法、左右配穴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处方组成以单穴为主，多穴处方少见。注重选用五输、原、络等特定穴。《难经》根据五输穴的主治性能与五行配属，并结合脏腑五行属性，提出“虚者补其母，实者泻其子”的理论，为创立补母泻子配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全书在收集中药处方314首的同时，倡导针药并用，记载针灸处方10首，还根据阳证与阴证的不同，主张分别采用针或灸的不同方法，充分体现了他“阳证用针，阴证用灸”的规律。

晋唐时期，针灸学有很大发展，出现许多针灸专著，记载了大量针灸处方。现存最早最完整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记载针灸处方56首，共选穴47个。晋代王叔和所著《脉经》，记载针灸处方137首，其中有45首处方多次应用了募穴和五输穴，并且完整地叙述了俞募穴理论，提倡“五输穴”与“俞募穴”配伍应用，还提出了针刺的补泻方法。善于治疗急证的东晋医家葛洪编写的《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许多有效的民间单方、验方。介绍针灸处方129首，针灸治疗急症处方109首，其中99首为灸方。唐代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集唐以前针灸医方之大成，转载名医扁鹊治卒中恶风的灸法，华佗治伤寒的针灸法，徐嗣伯的灸风眩法，甄权的治喉痹风痹的针法及医学文献中关于各科针灸治疗的处方461首，并在处方后注明针刺的深度、留针时间及艾灸的壮数，显示出针灸处方学已开始走向系统化。《黄帝明堂灸经》标志着儿科疾病针灸处方的出现，其载录灸法处方48首，用穴70余个。王焘所著《外台秘要》收录了多种已佚著作的内容，记述针灸处方74首，其中单穴处方有52首，还全面介绍了各种灸法，对灸法在临床上的应用作出重要贡献。

宋金元时期是针灸配穴处方理论不断发展和针灸处方大量积累的时期。宋代翰林医官院编著的《太平圣惠方》，记载36首多由3～7个腧穴组成的针灸处方，并最早记述了火针处方。载录195种疾病针灸治法的《针灸资生经》，搜集了《素问》《甲乙经》《备急千金要方》《黄帝明堂灸经》等诸家及民间散在的针灸临床经验，共载方387首。其配穴特点是根据病因选穴，重视压痛点在临床上的应用。元代杜思敬所著《针经摘英集》记载处方47首，所载处方中的每一个穴位都注明其具体针刺方法，体现了针灸处方中穴法与针法并重的原则。元代医家罗天益师承李东垣脾胃论，所撰的《卫生宝鉴》，记载针灸医案15则，其用穴特点以配穴处方居多，处方用穴重在补益脾胃，治疗上多用中脘、气海、足三里3穴，体现了罗氏温补脾胃的学术思想及其处方配穴原则和规律。最为重要的是，罗氏对其大部分针灸处方方义予以明确阐述，这在针灸处方发展史上尚属首创。《卫生宝鉴》为后世形成完整的针灸治疗理、法、方、穴、术体系作出了贡献。

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针灸专著，针灸处方的数量急剧增加，配穴理论趋于完善。各类书籍记载大量针灸处方，《针灸大全》载方248首，《针灸全生》载408首，《针灸聚英》载56首，《神灸经论》载147首，《类经图翼》载129首，《普济方》载180首，《医学纲目》载261首，《针灸逢源》载310首，《针灸集成》载252首，等等。处方用穴多在3～7个。特别是《针灸大成》，总结了明代以前的针灸治疗学成就，在配穴处方中，杨氏除吸取了前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循经取穴、十二经井穴、交经取穴等方法外，还总结了治疗某些疾病的经验配穴法。载方266首，已经具备了针灸处方的完整形式。例如：“伤寒无汗：内庭（泻）、合谷（补）、复溜（泻）、百劳。”体现了针灸处方组成的基本规律。这一时期的针灸处方有如下特点：首先，单穴处方显著减少，配穴处方成为主流。这一时期的针灸处方基本上都是3个穴位以上的配穴处方，两穴处方及单穴处方已很少见。其次，配穴理论、配穴方法极其丰富，如远道取穴法、十二原穴夫妇相合法、担截配穴法、八脉交会穴配穴法等。

近50年来，针灸处方有了长足的发展，广大的针灸工作者积累了大量有效的针灸处方。以中医专业用的本科教材《针灸学》和针灸专业用的本科教材《针灸治疗学》为代表著作，对每一病证都有专一的处方。各针灸专家的专著中，也都反映了各自的处方特点。

有一个问题必须明确，即处方与处方学的关系。无论是古代的针灸处方还是药物处方都有其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每一处方都是针对每一病或每一证而设的，即专病专方。对于古代药物处方，后世学者抓住了每一方剂的功能，将其主治范围扩大、延伸。有不少方剂的主治证，已远远超出了原来的主治证，产生了质变与升华，赋予原方剂更多新的内涵。这种质变与升华，就是处方学。如方药学中的六味地黄丸，出自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原书主治“肾怯失音，囟门不合，神不合，目中白睛多，面色白”。因其能滋阴补肾，后人将其主治证扩大了许多，应用于内、妇、儿、皮外诸科。石学敏院士创立的“醒脑开窍法”，原来是针对中风病而设，因其适应的病机是“窍闭神匿，神不导气”，故石氏本人及其后学者将其主治证扩大到由多种精神因素导致的病证。总之，处方是根据某一具体的病证而设的；而处方学是根据病机而设的。前者是以证论方，每一病证随病机的不同而遣以不同的处方，一证多方。后者是以方论证，每一处方都适应一定的病机，而每一病机都可导致多种病证，一方多证。两者之间既有密切的关系，又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