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有研究基于2000—2019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资本错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资本错配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且显著降低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依赖增加投资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而增加消费、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城镇化水平以及完善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有研究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数字化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域创新能力在此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数字化转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减弱；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具有同步性，再次验证了数字化转型和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二者相互协调融合下更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即使考虑内生性和经济惯性，数字经济发展依然有效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其作用效果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城市TFP水平，技术创新和要素配置效率是数字经济影响TFP的中介渠道。这一数字经济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同样适用于解释数字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有人从技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角度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资本深化作用明显，技术扩散效应、人才配置效应和自主研发效应是ICT资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渠道，但当技术扩散越过对经济发展质量正向影响的临界值时，ICT资本积累将成为经济发展质量阻碍因素。而人工智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则可概括为对三类产业的扩张效应、赋能效应和活化效应。其中，核心产业扩张效应与融合产业赋能效应交互构建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循环过程，潜在关联产业活化效应则通过提供非匹配、非集约、非规整、非公平问题解决方案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还有研究从空间入手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利用E—TOPSIS方法和基于增益水平的动态激励评价方法对我国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静态和动态评价，并探究其空间分异特征，研究发现，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性，高质量发展水平正向集聚趋势不断增强，总体保持稳步提高的态势，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部分省份。有研究进一步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和内生增长理论以及贸易自由度约束下的局域溢出模型，探究了创新的空间扩散与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得出了对称均衡是模型的唯一内点均衡，创新的空间扩散对整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影响，当创新的空间扩散效应足够大或者集聚租金较小时，外围区域的普通劳动力偏好集聚状态等结论。建立健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机制可以从加强区域空间功能定位与协同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及建立区域联动发展新机制等方面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