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欲望掌控者的生杀予夺

从洪武六年正月到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在这将近七年的时间里，朱元璋一直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军务有徐达，政务有胡惟庸。可就在洪武十三年的正月，南京城爆出一个大新闻：中书省左丞胡惟庸蓄意行刺皇上，意图谋反！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史书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在洪武十三年的正月，胡惟庸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老胡认为这是上天赐予圣天子的祥瑞，所以就邀请朱元璋来自己家里观赏。朱元璋这个人很喜欢祥瑞，所以欣然前往。当朱元璋即将抵达胡惟庸府邸时，一个名叫云奇的太监突然冲了出来，为朱元璋拉车的马因此受惊，侍卫们立刻动手，用乱棍把这太监给打死了。

但神奇的是，云奇不但不反抗，还在将死未死时用手指着胡惟庸府邸的方向，一句话也不说。看到这种奇景，朱元璋感觉非常奇怪，出于小心谨慎的态度，他命人先行一步去胡惟庸住处探望，探子回来后对朱元璋说：“胡惟庸家里静悄悄的，根本不像是在迎接圣驾。”得到这一消息之后，朱元璋立刻返回皇宫，居高临下地朝胡惟庸府邸探视，发现有许多人藏在暗处，个个手持凶器，显然是胡惟庸有刺王杀驾的打算。第二天，朱元璋下令逮捕并处死胡惟庸，异常惨烈的“胡惟庸案”就此拉开帷幕。

这虽然是史料的记载，但怎么说呢，里面的“宿命”味儿实在是太浓了。我们能从这个故事里读出来的信息，恐怕只有朱元璋受天帝保佑，小人不得加害。

首先，朱元璋本就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他极少离开皇宫外出，更别说是到胡惟庸家里去。而且此时的朱元璋已经被淮泗功臣集团排挤得快成汉献帝了，他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祥瑞跑出去呢？谁知道老胡会不会两杯酒下肚，一时头脑发昏就让朱元璋在此长眠呢？那毕竟是在别人家里啊。想想刘伯温是怎么死的，老朱不可能不小心谨慎。

其次，胡惟庸家里有没有祥瑞，这是根本瞒不住的，朱元璋完全可以派一个亲信先行一步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何必一听到这种消息就坐不住呢？这种毫无城府的做法，哪里像一个白手起家的马上皇帝呢？

再次，这个太监到底是谁，史书上没交代，但他未免也太忠诚了吧？自己不过是不小心拦了朱元璋的马车，然后就被杀了？如果是被一刀砍死，那也说得过去，毕竟护卫们在情急之下直接杀人是有可能的。但这位老兄居然是被乱棍打死，用这种钝器杀人，总是需要时间的吧？在此期间，朱元璋为什么不给这个太监一个申辩的机会呢？太监为什么一直不说话呢？这种情节怎么看都不合乎常理。

另外，朱元璋派人到胡惟庸家，居然能探查到隐藏起来的持凶歹徒，可见这个人至少是进了胡惟庸的家门。而这位老兄发现了这种情况之后，还能笑眯眯地和胡惟庸告别，最后溜达着来到朱元璋身边，报告胡惟庸家的情况，你们说胡惟庸的反应是不是有些过于迟钝了？

最后，朱元璋回到皇宫之后，居然能居高临下发现胡惟庸家里的歹徒，且不说皇宫有没有高到能俯瞰全城的程度，就说老朱那双眼睛，难道比望远镜都强吗？

要我说，记录这段历史的人还是太年轻了，故事都不会编。《二十四史》其实就是各朝各代的新闻，你说它全不可信，那当然不客观；但你要是把它全当作真相，那显然又太天真了。怎么样从史料的边角夹缝里找出事件真相，这是一件很考验读史者功力的事。

胡惟庸这个人既有资历又有才华，还在与杨宪、汪广洋和刘伯温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已经位居百官之首，眼看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你说他为什么要造反呢？想不明白吧？其实很简单，因为人胡惟庸压根儿就不想造反，是朱元璋一个屎盆子扣到他脑袋上：你不反也得反，朕说你要反你就是要反。

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朱元璋早就忍无可忍了。可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等到七年之后才动手呢？事实上，在这七年时间里，朱元璋并不是一直在混吃等死。虽然史书没有写太多细节，但他在洪武十年重新启用汪广洋，洪武十二年赐死汪广洋，可见他一直在为夺回权力而努力。

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没有更多的确凿证据，只能大概推断，双方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一定程度，朱元璋强行掀桌子，最终成了一个“不讲道理的赢家”。

朱元璋在掀桌子之前，除了找人制衡淮泗功臣集团，同样也在频繁拉拢胡惟庸。老胡的权力很大，但对朱元璋而言威胁有限，毕竟朱元璋是打天下的开国君主，胡惟庸手里又没有兵权。朱元璋最担心的是，如果放任胡惟庸继续掌权，淮泗功臣集团和官僚士绅集团就会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自己虽不会受制于他们，可自己的接班人朱标呢？那是个仁厚的主，他能降得住这帮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官僚吗？朱元璋打造“奸臣集团”的目的其实就在于此。

在计划失败之后，朱元璋更改了战略战术，他希望淮泗功臣集团和官僚士绅集团能够泾渭分明，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拉拢淮泗功臣集团的代言人——李善长和胡惟庸。李善长此时已经处于隐退状态，再加上此人老谋深算，以他为突破口并不合适。只要朱元璋能够顺利收服胡惟庸，再利用胡惟庸多年的影响，以李善长那谨慎保守的性格，他大概率会就坡下驴，主动与官僚士绅集团划清界限。

出于这个原因，朱元璋开始想办法拉拢胡惟庸。《明太祖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洪武六年八月，也就是汪广洋被降职为广东行省参政的那一年，新任右御史大夫陈宁受朱元璋派遣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在祭祀结束后，陈宁把祭祀时用的肉分给了胡惟庸、刘伯温和冯冕。随后有人弹劾陈宁，说胡惟庸、刘伯温、冯冕三人没有参加祭祀，按规矩是不能分肉的，这样做是玷污圣人，该罚！

朱元璋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刻表示陈宁是个武夫，他不懂你们读书人的这些规矩，不知者不罪，罚他半个月薪水以作警示。但刘伯温和冯冕你们都是读书人，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于是也对这两人开出了罚单：扣一个月薪水。

这就奇怪了，刘伯温和冯冕是读书人不假，可胡惟庸也是读书人啊，为什么只罚后两人，唯独漏了胡惟庸呢？再者，陈宁是武夫不假，可他坐在右御史大夫的位置上，又接到了祭祀孔子的任务，却对相应礼节毫不了解，按说应该负主要责任，为什么他所受到的处罚比刘伯温和冯冕还轻呢？

朱元璋就是要拉拢胡惟庸，他怎么可能处罚呢？陈宁是胡惟庸推荐上来的，爱屋及乌给个面子，又怎么可能责怪呢？

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好几次，言官弹劾胡惟庸时，朱元璋都会主动维护。这里面固然有朱元璋不愿朝局失控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对胡惟庸始终是以拉拢为主，并不打算继续找人和他对抗。这种现象，直到汪广洋第三次进入中书省时，才算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胡惟庸对朱元璋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这个人是大明皇帝，也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但他却不是最先发现自己的人。出于这个原因，胡惟庸并不会像杨宪那样，事事唯朱元璋的利益优先，更何况即使是杨宪，最终也因过于恐惧而不断做出忤逆朱元璋的事情。

当朱元璋掏出糖果时，胡惟庸的第一想法是得吃，毕竟对面的是皇帝。可站在胡惟庸身后的人又不断说：“不能吃，那是夹心糖，里面全是毒药。”胡惟庸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愿得罪朱元璋，却又难免不得罪；他想通过建立班底的方式独立出淮泗功臣集团成为朝堂的第三极，却又担心朱元璋和李善长联合起来把自己清理出局。

就在这种极度纠结的状态中，胡惟庸度过了独揽大权的七年。或许在胡惟庸看来，这个局面可以暂时先将就着，等遇到合适的机会，再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朱元璋已经忍无可忍了，赐死汪广洋之后，他决定亲自下场。

不管上面那个故事有多假，反正胡惟庸是被朱元璋的突然袭击给打蒙了，他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朱元璋直接处死。但在给胡惟庸定罪时，朱元璋并没有说胡惟庸“蓄意谋反”，而是说胡惟庸“擅权枉法”，这就引出了“胡惟庸为什么被杀”的第二种说法。

据说胡惟庸的儿子某天乘坐马车回家，路旁突然有行人窜出，马夫立刻停车，由于车速过快，胡惟庸的儿子被甩了出去，当场就断气了。胡惟庸暴怒不已，在未通知司法部门的前提下，用私刑处死了马夫，为自己儿子报仇。朱元璋铁面无私，他决定将胡惟庸绳之以法，没想到“挖出萝卜带出泥”，竟然发现胡惟庸有许多不法之举，于是轰轰烈烈的大案由此展开。

在这种背景下，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出现了，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揭发胡惟庸的“罪证”。

比如说，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曾被朱元璋责罚。作为中书省左丞，胡惟庸不说立刻整死他们，至少也得让他们脱层皮，可胡惟庸是怎么做的呢，他暗自收买这两人，希望能为己所用。

比如说，刘伯温就是胡惟庸毒死的，他的病本来并不致命，但胡惟庸命令御医更改药方，把刘伯温的药量加重，导致刘伯温最终不治身亡。

比如说，越南中部有一个名叫占城的小国，他们派使者向朱元璋进贡，但胡惟庸私吞了人家的贡品，并把这事隐瞒下来。

比如说，汪广洋死的时候，他的妾陈氏一同陪葬，而这位陈氏是犯官陈知县的女儿，属于没官（没收入官）妇女，朝廷会将她们集合起来统一送给功臣，汪广洋这样的文臣没资格拥有，是胡惟庸徇私情送给他的。

比如说，胡惟庸眼红徐达在朝堂上的显赫地位，曾打算和徐达结盟，但是徐达光明磊落不搞派系，导致胡惟庸心生嫉恨，曾试图买通徐达的下属刺杀他。

“胡惟庸案”影响极为深远，在案发当年仅有胡惟庸被诛九族，陈宁与涂节等数人受牵连被杀。但直到十二年后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还有人被定性为“胡惟庸党羽”，并因此被杀、被流放。在这十二年间，被冠以这个名称被诛杀的人，足有三万余。

对于这种现象，明史学家吴晗先生曾坦率地说：“这是明太祖（指朱元璋）巩固君权的办法，也是这几次大狱（指胡惟庸案和蓝玉案）的起因。”吴先生的明史著作中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在胡惟庸案的定性上，他说得非常正确。胡惟庸案就是一个垃圾箱，任何人打击政敌时都可以说对方是“胡惟庸党羽”，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应该怎样评价胡惟庸呢？我认为胡惟庸比杨宪和汪广洋更有能力，也比刘伯温和李善长更有情怀。想做一个好官，没有能力是不行的，他处理不了错综复杂的政务；想做一个好官，没有情怀也是不行的，他没法在名利诱惑中洁身自好。

尽管朱元璋朝胡惟庸泼了很多脏水，但我们通过胡惟庸的行为也可以窥见一丝端倪。胡惟庸是中书省左丞，按照通俗的说法就是“丞相”。什么是丞相？《史记·陈丞相世家》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从表面上看，丞相不负责任何具体事务，可他任何事情都要操心。毕竟当意外发生时，皇帝最先问责的一定是丞相。吉安侯陆仲亨和平凉侯费聚都是淮泗功臣集团的一分子，胡惟庸没有从重处罚他们，从坏的角度来看，这自然是他居心叵测，打算插手军队。可胡惟庸也不傻，他不知道朱元璋对军队有多看重吗？

除此之外，史书还曾记载过胡惟庸收买亡命徒的事，所谓亡命徒，其实都是起于草根的人，谁敢说这不是胡惟庸从尘泥中找出遗珠，为大明建功立业呢？从始至终我们都没有胡惟庸插手军队的直接证据，有的只是各种似是而非的事件和迫不及待扣下去的大帽子。至于说胡惟庸擅权，操心政务就叫擅权吗？请问哪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丞相不擅权呢？

胡惟庸肯定不会很干净，但这正是胡惟庸的自保之道。他知道自己拥有了太多的权力，朱元璋肯定会不放心，所以他主动送了不少把柄给朱元璋，以示自己毫无威胁。萧何是随汉高祖刘邦一同打天下的人，最后都被逼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在一个强势皇帝的手下打工，不战战兢兢的怎么能行呢？

处死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立刻废除了中书省丞相的职位，将六部的权力收了回来。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朱元璋觉得杨宪、汪广洋和胡惟庸等多位宰相都辜负了自己，于是决定不再找助手，大事小事都自己解决。可是从权力博弈的角度来看，朱元璋从处置胡惟庸到废除丞相只用了五天时间，动作实在是太快，以至于李善长根本没反应过来。

胡惟庸死了，大明朝堂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丞相没了，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可这真的是好消息吗？大明的官僚集团比任何朝代都要嚣张，党争也比任何朝代都要剧烈，谁敢说这不是朱元璋独断专行所酿成的苦果呢？就算这不是全部原因，至少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吧。

夜深时，当朱元璋从书案中抬起头来，一边捶着酸疼的腰背，一边看着堆在眼前的那一摞摞文件时，会不会偶尔想起忠心耿耿的杨宪、如履薄冰的汪广洋和兢兢业业的胡惟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