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为絜矩之道

“絜矩”的意思，是一切作为，都应该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设想，将心比心，才能合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人，心里的想法大致是相同的。拿尺来度量，使上下四方一切事物都能够合理，便是絜矩之道。

“礼”引申为絜矩之道。礼包含法，管子说：“法出于礼。”法是成文的礼，产生于礼之中。礼重在预防，法则侧重于应报。管理者强调法治，实在不如礼治。因为法治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就是子贡当年所说的“我不愿意别人对我无礼，我也不愿意对别人无礼”。法治只能循法守法，礼治才能进一步对于非礼的不法行为防患于未然。子贡这一番道理，充分表现“我不愿意别人凌驾我，我也不愿意凌驾别人”，正好符合《大学》的“絜矩之道”。

作为组织成员，大家所喜爱的事情，他也喜爱而乐于去做；大家所厌恨的事情，他也厌恨而把它摒弃。每一个人，只有合理地将心比心，设身处地，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才能够产生合理的规范、制度。

孔子的管理思想，以“礼”为起点，首先倡导“管理制度化”。但是他深知“制度”的制定“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多则“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寡则简陋而造成自由心证的流弊。“礼”必须“唯其称也”，便是合乎“时”“位”而得其“中”。不过环境变迁，制度日久僵化，必定产生许多不能适应的毛病。于是孔子发挥“不停滞”的精神，认为管理制度化只是管理必经的阶段，却不是最好的管理形态。他主张管理制度必须“义之与比”，亦即依“理”而适时修订，同时在未修订之前，要赋予适当的弹性，使管理者得以“持经达权”，因时而制宜。

孔子“摄礼归义”，表示管理制度化之后，还应该进一步合理调整，做到“制度合理化”。制度合理，大家比较乐于遵从。絜矩之道是管理必备的态度，也就是制度合理化。

“义”是“正当性”，正当与否是一回事，而组织成员接受不接受，则是更为重要的一回事。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人如果有“仁”心，则大公无私，便能够“明辨是非”，所以“仁”为“义”本，孔子更由义推到仁。孟子说“居仁由义”，以“仁”为“人心”，“义”为“人路”。组织成员立有“道心”，则其态度行为，必力求正当，而凡是合理的，也就由肯定而欣然接受。管理合理化之后，再进一步，即是“管理人性化”。

人性化与合理化是制度化顺利有效的基础，管理者不重视人性化而追求制度化，乃是“舍本逐末”。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管理者“克己”（去私）“复礼”（循理），便是返显“仁心”。具有“仁心”的管理者，在创立、修订与执行制度时，成员才会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