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随借贷而生

Medici Money

Banking Metaphysics, and Art in Fifteenth-Century Florence

“当高利贷出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写道，

“……没有人再会用上好的石头盖房子，

把每块石头都切得光滑合适，按照设计拼接在一起。”

庞德所说的“高利贷”（usura）指的就是一般的借贷，即以利息借钱。高利贷一词所暗示的不仅是高得离谱的利息，还包括收取任何利息的借贷行为。他接着说：

“没有人在教堂的墙上画上天堂的样子……

没有一幅画作是用来历久弥新或朝夕欣赏的，

它们是用来出售的，而且出售得很快，

带着利息，带着违背自然的罪恶。”

20世纪20年代，美国诗人庞德相信——许多人现在仍然这么认为——银行业是罪恶之源。他在诗中使用了意大利语“usura”（高利贷）一词，因为银行的故事正是从意大利开始的。在13世纪和14世纪，一张信贷之网横跨欧洲，向北延伸至伦敦，向东延伸至君士坦丁堡，向西延伸至巴塞罗那，向南延伸至那不勒斯和塞浦路斯。佛罗伦萨是这张信贷之网的中心。但在同一时期，特别是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座位于托斯卡纳地区的城市也孕育出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绘画和建筑作品，石块的切割面从未如此光滑，教堂墙壁上的绘画也从未如此精美。特别是在美第奇家族掌控这个城市的时期，这两种现象——现代银行业和无与伦比的艺术——紧密相连，甚至相辅相成。所以庞德似乎搞错了——有了usura（高利贷），才有了文艺复兴。

本书简要回顾了15世纪的美第奇家族的历史——他们的银行业务；他们的政治活动；他们的婚姻、奴隶和情妇；他们经历的阴谋；他们建造的建筑物和赞助的艺术家。这本书试图告诉读者，美第奇家族的故事对今天的我们理解高雅文化与信用卡之间的关系，理解国际金融及其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大有启发。

这本书所讲的故事很复杂，纵贯五代人。从一开始就牢牢记住重要的名字和日期以及事情的整体发展轨迹，这对理解整个故事至关重要。

美第奇家族的银行成立于1397年，于1494年倒闭。差一点儿就能办百年庆典晚会了。乔瓦尼·迪·比奇·德·美第奇（Giovanni di Bicci de’ Medici）是一切的开端。乔瓦尼·迪·比奇生于1360年，他完成了美第奇家族银行最初的扩张，确立了美第奇银行的商业风格。在1429年离开人世之前，他一辈子埋头于账簿，给家族积累了海量财富。他在临终前给他的孩子们郑重地留下遗言：“远离公众事务。”

科西莫·迪·乔瓦尼·德·美第奇（Cosimo di Giovanni de’s Medici）最终违背了这一遗嘱，这就是为什么他后来被尊称为Cosimo Pater Patriae，即国父。他生于1389年，死于1464年，因此，他是本书所讲的五位富豪中最长寿的一位。在经历了短暂的监禁和流放之后，科西莫让美第奇银行实现了最大限度的扩张和盈利，他还果断地进入政坛，几乎管理着整个佛罗伦萨共和国。他是哲学家、建筑师和画家的朋友，是艺术的赞助人和大型公共工程的出资人。在他去世时，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银行已经步入了衰落期，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皮耶罗·迪·科西莫·德·美第奇（Piero di Cosimo de’Medici）被称为皮耶罗·戈托索（Piero il Gottoso）或痛风病人皮耶罗（Piero the Gouty）。美第奇家族的许多男性成员都患有痛风，这是一种遗传性关节炎，会导致关节疼痛并最终发展成慢性炎症。皮耶罗之所以是美第奇家族里唯一一个被冠以“痛风”绰号的人，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他父亲活得长，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功绩，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让人们记住的声名。然而，皮耶罗的功劳或过错在于，他继承了本不该继承的衣钵，皮耶罗子承父业成了美第奇银行的首脑是理所应当，但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他应当接替科西莫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领导人。皮耶罗体弱多病、长期卧病在床、脾气暴躁，但他仍比佛罗伦萨共和国里美第奇家族的敌人更加坚毅且更有手腕。皮耶罗出生于1416年，从1464年到1469年，他只掌权了短短5年，然后在1469年将庞大的家族财产几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长子洛伦佐。

洛伦佐被誉为“伟大的洛伦佐”。他完全背离了远离公众事务的祖训。刚刚20岁的他就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把“鸡蛋”放在了金融和商业以外的篮子里，致使家族银行陷入了难以挽回的衰败。与父亲和祖父一样，洛伦佐也曾在一次重大的政治阴谋中幸存下来，并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操纵技巧。与先祖不同的是，洛伦佐向往贵族生活，喜欢写诗（水平不错），并几乎不掩饰其独裁的本性。1492年，43岁的洛伦佐因痛风而瘫痪，无法去与他那丰满富态的情妇幽会，并最终因为疾病缠身而死去。

皮耶罗·迪·洛伦佐（Piero di Lorenzo）在美第奇家族传奇的五代掌门人中排在最后，被称为“昏庸的皮耶罗”。事实证明，他父亲的艺术成就和贵族气质都不如他曾祖父留下的巨额金钱财富（虽然当时已大幅缩水）那样容易传给后人。出生于1472年的皮耶罗只有一项天赋，那就是佛罗伦萨足球，结果就是，他两年的当权时光，不过是对他父亲高明治理方式的蹩脚复刻。1494年，当法国军队逼近佛罗伦萨时，他逃离了佛罗伦萨，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逃跑。他的逃亡导致家族财富被没收，银行倒闭。近十年后，皮耶罗在横渡那不勒斯北部的加里格利亚诺河时溺水身亡，这也再次证实了他的无能，或者他糟糕的运气。

经过这样简单的回顾，轨迹就很清楚了。一百年，五代人——先是在两位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家族的财富陡然增长，整个家族的影响力也快速扩大，先是经济上的，而后是政治上的；之后是由一个脾气暴躁、卧病在床的中年男人主持的短暂的转折期；然后是财富迅速耗散，但政治地位快速提升的25年；再然后是骤然而彻底的崩溃。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尽管性格各异，但本书所介绍的五位美第奇家族成员，除了痛风之外，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都很丑，“伟大的洛伦佐”尤其如此。他们都是狂热的收藏家，藏品包括各种圣物、礼仪盔甲、手稿、珠宝、浮雕。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带有很强的控制欲和强迫症的色彩，收藏的行为带有强烈的控制、秩序和占有的冲动，与他们在银行业务和艺术领域的行为模式极为相似。

说到文艺复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产生的伟大艺术品和建筑，从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到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主流的观点认为，美第奇家族与这些艺术品和艺术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美第奇家族，尤其是科西莫和洛伦佐，生活在欧洲近代史早期的鼎盛时期，在此之前，除了但丁（Danta）、乔托（Giotto）和薄伽丘（Boccaccio）这些具有前瞻性的人物，一切都是黑暗的。因此那段历史非常神秘。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谈论的这些人，尤其是乔瓦尼·迪·比奇和科西莫，他们一定认为自己是紧跟前人的后来者，生活在某些大事件的余波中，而不是黄金时代的开端。

复式记账法、汇票、信用证和存款账户……这些创新让意大利人几乎垄断了欧洲金融业。而作为银行家，本书的五位主人公是在这些创新出现之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美第奇家族在银行业的实际经营中没有发明任何新东西，如果勉强要说有什么创新，他们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早期的控股形式。此外，美第奇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非常清楚，美第奇银行是在比自己大得多的银行破产之后兴起的。13世纪和14世纪的巴尔迪银行、佩鲁齐银行积累了美第奇家族永远无法企及的财富。但在14世纪40年代，这两家银行都因为英格兰的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国王赖掉的巨额债务而倒闭。乔瓦尼·迪·比奇与巴尔迪（Bardi）家族的许多人合作过，还雇用了其中的许多人，并让自己的儿子科西莫娶了一位巴尔迪家族的女孩。乔瓦尼·迪·比奇的脑海中肯定会经常浮现出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以及对银行财富如临深渊的感知。

作为佛罗伦萨的市民，美第奇家族是在经历了种种动荡之后才把这个共和国塑造成型的：神圣罗马帝国将注意力转向北方，失去了对迅速分裂的意大利的控制，封建法律逐渐瓦解；在无休止的动荡中，权力从乡村的世袭领主转移到城市的富裕阶层；佛罗伦萨形成了共和宪政国家；在与罗马教皇的战争中，城市政府没收并出售教会财产，直到人民在宗教狂热中被激怒，最终在1378年爆发起义。这就是所谓的“羊毛工人起义”（ribellione dei ciompi），当时城市里贫穷的羊毛工人试图赶走商人阶层，就像一个世纪前商人赶走贵族一样。

16世纪的历史学家弗朗切斯科·吉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在谈到这次起义时写道：“政府中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平民而不是贵族，他们以乔治·斯卡利（Giorgio Scali）和托马索·斯特罗齐（Tommaso Strozzi）为首。在三年的统治期间，他们干了不少坏事，比如为了排除政敌，他们在无罪的情况下，砍掉了皮耶罗·迪·菲利波·德利·阿尔比齐（Piero di Filippo degli Albizzi）的头，他曾是佛罗伦萨最有声望的市民；他们还砍掉了多纳托·巴巴多里（Messer Donato Barbadori）的头，以及其他许多无辜者的头，直到最后，如同老套的故事一样，当人们忍无可忍时，他们背弃了乔治·斯卡利，并砍掉了他的头；托马索逃出了城，保住了性命，但他和他的后代，以及最早支持他们的贝内德托·德利·阿尔贝蒂（Benedetto degli Alberti），都被流放了。”

简单地说，佛罗伦萨经历了两次政权更迭，各种“人头滚滚”。吉恰尔迪尼说，“Come è usanza（惯例如此）。”美第奇家族当时最尊贵的家族成员，短暂成为佛罗伦萨政府首脑的西尔维斯特罗·德·美第奇（Silvestro de’ Medici）因为站在了羊毛工人一边，在羊毛工人起义失败后，让整个家族名誉扫地。乔瓦尼·迪·比奇当时只有18岁，他非常明白自己必须低头保持低调，因为不低头的后果很可能就是被砍头。

但也许最重要的是，美第奇银行是在1348年消灭了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大瘟疫之后建立的。1338年，佛罗伦萨有95000名居民；1427年，只剩了40000人，与当时伦敦的人口差不多。薄伽丘写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生病……许多人暴死在大街上，由于尸体太多，没有足够的墓地来埋葬他们。”当瘟疫结束时，感觉就好像城市被清空了，大地“卸下了沉重的负担”。无论如何，12世纪和13世纪标志性的贸易繁荣和人口快速增长肯定已经成为过去式。世界还能再次像过去那样充实和繁荣吗？一个漫长的恢复时期开始了，但似乎一切刚刚恢复正常，瘟疫就再次袭来。1363年，病魔夺走了乔瓦尼·迪·比奇的父亲，那时，那位未来显赫的银行家还只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1400年，拉波·马泽伊（Lapo Mazzei）写道：“商店的大门常常紧闭，政府办公室空无一人，法官们离开了法官席，法庭上也不见人影。”人们又开始大规模地死去。

但是，法官和政客们当然可以随意旷工，可这对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来说却是不可饶恕的。1420年，尽管身为美第奇家族的一员，坎比奥·德·安东尼奥·德·美第奇（Cambio d’ Antonio de’ Medici）还是因为离开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出纳岗位去躲避一场瘟疫而被解雇。早在1402年，乔瓦尼·迪·比奇就曾是一个艺术评委会的成员，这个评委会负责选定由哪位艺术家设计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教堂（San Giovanni Battista，洗礼堂）大门上的青铜器，这座教堂是佛罗伦萨最古老的教堂，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广场上，与当时尚未完工的大教堂遥遥相对。这些青铜器是作为贡品委托制作的，以乞求上帝让这座城市免受无休止的瘟疫侵扰。洛伦佐·吉贝尔蒂（Lorenzo Ghiberti）最终胜出，他的作品描绘了亚伯拉罕（Abraham）献祭儿子以撒（Isaac）的场景。

因此，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们生活在非凡的金融创新和巨大的社会动荡之后。吉恰尔迪尼回忆起乔瓦尼·迪·比奇年轻时的岁月，“家族疲惫不堪，只想着休养生息”。不过这时的美第奇家族所处的时代跟后来完全不同。回过头来看，在美第奇家族银行消失前——16世纪的大动荡前，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科西莫和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属于一个更加自信的时代，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天真的时代。昏庸的皮耶罗刚刚出逃，意大利就先后被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攻占，德国人和瑞士人也竭尽全力地插上一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十几支军队横跨半岛，肆意掠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美第奇银行出现在罗马被洗劫（1527年）之前，那不勒斯（1527—1528年）和佛罗伦萨（1529—1530年）被围攻之前，反宗教改革的残酷和令人窒息的僵化之前的“黄金时代”，在接下来的三百多年里，意大利几乎失去了所有独立性。因此，尽管本书要记述许多战争和间或出现的酷刑、谋杀和腐败、可鄙的操纵选票和逃税行为，但我们还是可以把15世纪的佛罗伦萨，也就是美第奇银行存在的97年，看作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过渡的大动荡时期的一个平静的插曲。在这个时期，借贷和艺术得以并肩繁荣发展。

瘟疫杀人无数，乔瓦尼·迪·比奇的父亲阿韦拉多（即比奇·德·美第奇）立下了遗嘱，归还了他妻子的800金弗罗林嫁妆。在阿韦拉多的五个儿子分家产之前，他们还预留了50里拉皮乔利银币，用于补偿曾经向阿韦拉多借贷的借款人，这是一个惯例。60年前，臭名昭著的帕多瓦高利贷者雷吉纳尔多·德利·斯克罗韦格尼（Reginaldo degli Scrovegni）向借款者归还了一笔数额更大的赔偿金，他的儿子阿里戈（Arrigo）为了替父亲赎放贷之罪，还家族清白，委托乔托为帕多瓦的竞技场小教堂绘制壁画。其中一幅壁画表现的是罪人在地狱中燃烧的场景。从那时起，放贷与艺术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很模糊。

事实上，在他们临终前，放贷似乎不仅是众多罪孽之一，而且还是富人心中最大的罪孽。他们的贪婪、暴食、滥交和穷奢极欲，都远不如放贷这个罪孽令他们担忧，其中的原因或许只是因为放贷不同于其他罪过。根据教会法，放贷者只能通过归还全部非法所得来赎罪。如果放贷者已经把放贷赚的钱花掉了，就很难把罪孽洗清。在那些从未拥有过大笔钱财的人眼中，放贷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罪过。在薄伽丘《十日谈》（Decameron）的开篇故事中，两个放贷人非常担心他们的一个即将死去的客户——一个不思忏悔的大罪人——会被教会拒绝下葬。而且由于其放贷者职业被曝光，这俩人也非常担心当地人会把他们俩赶出镇子，甚至动用私刑将他们杀死，在这种情况下，放贷人也将同他们罪大恶极的客户一样，无法得到安葬。1179年的拉特兰教会理事会拒绝为放贷者举行基督教葬礼，1274年的里昂教会总理事会再次确认了这一裁决。菲利波·德利·阿加扎里（Fra Filippo degli Agazzari）写道：“他们的尸体应该与狗和猫一起埋在沟里。”1478年在皮亚琴察，一名放贷者在教堂下葬后，暴雨倾盆而至，迷信的乡亲们认为这天灾正是允许这名放贷者下葬导致的，于是他们挖出尸体，将其游街示众，还对尸体进行了模拟绞刑，然后将尸体投入波河之中。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根本不被认为是罪恶或犯罪的交易会被当时的人认定为如此令人发指的行为？尤其是在其他更恶劣的行为——比如买卖奴隶——根本不被视为犯罪的情况下。难道仅仅是因为圣路加（St. Luke）说过“给予，不求回报”吗？历史书上对这一问题一笔带过，或者只停留在描述那些用极端手段压榨穷人的高利贷者的罪行之上。这根本没法解释放贷为何被视为如此大的罪孽。当科西莫·德·美第奇为修复圣马可修道院而捐款，以换取教皇赦免他所有罪过的诏书时，肯定不是因为他向穷人收取了高额利息，因为科西莫即使在梦中也决不跟信用不佳的人做生意，除非这个人是王子或教皇。

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前——也就是在1397年秋天，乔瓦尼·迪·比奇与两位合伙人一起在佛罗伦萨的监管机构，即所谓的“汇兑商行会”（Arte di Cambio）注册他的银行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里世界观跟我们完全不同，尤其是在金钱方面，我们要理解当时银行的常规做法与当时道德法律之间的深刻矛盾。

汇兑商行会里的一个佛罗伦萨商人告诉美第奇：“你加入（汇兑商）行会是个大错误，以后再没人会把你视为一个诚实的商人。”

哪怕在货币发明之前，贸易的概念就包含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即一种想要的东西总是可以通过交出另一种东西来获得。

大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曾在他的帐篷里闷闷不乐，拒绝为阿伽门农（Agamemnon）从他那里夺走的女孩开出任何价码，阿喀琉斯说过一句名言：“肥羊和黄牛你可以偷；炊具和金鬃马你可以买；但人的生命无法交换，无法偷，也无法买。”

阿喀琉斯说，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有一些神圣的东西不能被“交换的艺术（贸易）”所左右。但即使在他说出这句话两千年后，买卖一个女孩，或用钱减少一个人在炼狱中的时间（指中世纪赎罪券制度），或买一支雇佣军，甚至买一个主教区，或买一件圣物，买一个城镇和城镇里所有的人，仍然是很平常的事。据说一位教皇临终前说他不能接受圣礼，因为“上帝啊，我把它们都卖了！”。

正是在阿伽门农王治下进行的一系列疯狂的交易活动，拉开了史诗《伊利亚特》（Iliad）的序幕。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国王的头像总是出现在钱币上。君主受命于天，他特许并管理着贸易的行为，也就是他所统治的臣民之间的经济关系。当然，这个过程现在加快了许多，因为货币使我们能够轻易地把货物卖给一个人，积累我们的财富，然后再用这财富从另一个人那里购买别的东西。我们不必再四处寻找那个刚刚好拥有我们想要的东西，同时他想要的东西也正是我们想要交换出去的那个人。尽管如此，只要货币是由贵金属构成的，而贵金属作为商品本身具有价值，那么事情的本质就没有改变。我们挥汗如雨地生产，就像上帝把我们赶出伊甸园时训诫我们必须如此一样；我们以一定重量的金、银或铜出售我们的商品，然后用这些钱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别人挥汗如雨生产出来的东西。诚然，也会出现一些反直觉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可以把一壶酒的成本与一份抄写的手稿或一篇祈祷文的成本进行比较。不过整体上，事情还算是井井有条，各归其位。

但借贷改变了一切。有了利息，货币不再是一种简单而稳定的金属商品，它只是碰巧被选为一种交换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货币会成倍增长，而放贷者无须付出任何辛劳，一切都变得更加灵活。一个人可以借钱，买一台织布机，高价卖掉羊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另一个人可以借钱，买下第一个人的羊毛，运到国外，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以财富提升他的社会地位。但如果他运气不好或犯了傻，那他就会破产。与此同时，放贷者、银行家却越来越富有。我们甚至无法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富有，你可以去数一数他的牛羊，量一量他拥有多少土地，但这都毫无意义，因为钱是可以转移和隐藏的，跟实物交易不同，金融交易的收益难以追踪。谁能让他缴纳教会的什一税？谁能让他交纳国王的税金？在追逐利息的过程中，谁能说服他们关注一下自己的灵魂？事情开始变得脱离教会和国王的掌控。

Contro natura（拉丁语：反自然）！教会咆哮着认定放贷是对大自然的冒犯。“上帝会用瘟疫来惩罚放贷人。”圣地的传教士警告说。为了抵御教士口中的瘟疫，佛罗伦萨的商人们花钱购买了一扇昂贵的青铜门来把瘟疫挡在城外，门上展示的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交易之一：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为了感谢上帝的爱，准备用自己儿子以撒的生命作为祭品）。米开朗基罗说，这扇名叫吉贝尔蒂的青铜门是如此美丽，“足以成为天堂之门”。讽刺的是，他是个同性恋者，也是Contro natura（教会口中的反自然之物）。在但丁描绘的地狱里，同性恋者和放贷者在同一个地方受罚，即第七层地狱的第三道沟（无间沟），他们被插入炙热的沙地，经受着天上降下的无尽的火雨。同性恋者在此地被迫不停地劳作，而放贷者则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不停地算账。只有他们的手快速而不自然地移动着，就像他们曾经数硬币或写账本一样，而这些东西在坟墓之中没有任何价值。他们的脸被毁容了，他们的眼睛里迸发出悲痛的神情，他们在账本上毁掉了自己的眼睛。正如乔托壁画所描绘的：“他扭曲着嘴伸出舌头，就像一头舔鼻子的牛。”

无间沟里的另一种罪人是亵渎者（对上帝和圣徒缺乏敬意的人）。乱喊造物主的名字当然也是反自然的。好玩的是，这三种中世纪的重罪在今天都已经不被认为是罪。

如果你还觉得难以理解，那也很正常。但丁笔下的朝圣诗人也曾要求他的向导维吉尔（Virgil）：“回去一点，回到你告诉我放贷冒犯了上帝的仁慈的地方，帮我解释为什么（他们要被罚）。”但丁跟你一样也不能理解放贷的罪恶。维吉尔解释说，“万物运行必须遵从上天的智慧，人类必须遵从上帝的法则，如同学生遵从教师。”简而言之，上帝创造了工作来完善人的本性。不劳而获的放贷者就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上帝为他选择的生活方式，侮辱了上帝的子民。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古人这样一种思想，它认为道德准则的基础不是我们同胞的福祉或其他——这里没有提到穷人——而是天道。从那时候的人认为按利率借贷总是有罪的，因为这是反自然的，演化到现代人认为借贷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利率过高，导致第三世界国家陷入贫困，则是不公正的，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可以用来衡量14世纪的人与当代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尽管如此，即便阿奎那（Aquinas）和但丁的信仰是出于善意的，但教会对借贷的敌意之强烈，让人很难相信神父和教皇在这件事上没有某种迫切的世俗利益。毕竟，在中世纪的世界里，一个人的“劳作”意味着他的社会地位——磨坊主、骑士、屠夫、农民——这在很大程度上从人一出生就已经固定了。拒绝自己的生活地位就等于拒绝固定的社会秩序，而教会在其中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确保这种社会固化，而任何可能带来变化的行为，都可能让教会的世界陷入混乱。

“在我们这个喜欢变化的意大利，”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写道，“在这里，没有什么是稳固的，没有古老的王朝，仆人很容易成为国王。”当乔瓦尼·迪·比奇于1360年出生时，意大利半岛正处于混乱的边缘。基本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20多个小国一直处于革命和政变之中，南面的教皇国和北面的神圣罗马帝国两极对立，无休无止地进行着阴谋和争斗，双方都声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但又都无法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对方。城市宣布独立，雇佣兵冒险家们为自己开辟小王国，然后去找教皇或皇帝买一张羊皮纸来授予其合法性：“作为里米尼、克雷莫纳或博洛尼亚的合法领主，我们授予你们统治那里的权利。”当然，这需要一笔钱或一份税收作为回报。没有人把这任命状当回事，尤其是下一个冒险家。

在乡村，贵族的封建权利取决于是否承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最终的封建主，因此他们支持皇帝（皇帝派）；在城市，中产阶级试图摆脱贵族的控制，他们倾向于支持教皇（教宗派）。通常情况下，很难分清谁控制了某一块领土或谁有权合法征税，派系林立。在城市中，强大的家族会建造塔楼来抵御其他家族。1200年，佛罗伦萨大约有100座这样的家族防御建筑，许多都超过了45米高。即使在今天，佛罗伦萨的面积似乎也不足以容纳这100座塔楼。人们在武装营地之间的狭窄街道上穿行。在不同的地点穿过阿诺河，常常意味着从一个家族的领地到另一个家族的领地。武器到处都是，谋杀率高得吓人。在一片混乱之中，在没有任何公认权威的情况下，两个因素变得极其重要：个人魅力和金钱。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写道：“在这里看不到半点宗教忠诚的痕迹，西欧正统王公所靠的那种合法性荡然无存。个人声望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这种忠诚的方式，才能和算计是晋升的唯一手段。”

但是，没有现金，何谈才能和算计？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崩坏，放贷者、银行家就会变得更加危险、更加强大。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碍货币的发展。混乱之中，没有什么比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币更坚固可靠了，它上面没有君主的头像，一面是佛罗伦萨的名字，另一面是城市的象征——百合花。由于钱币上没有国王的头像，银行家或多或少得当一回自己的王。他们资助胜者，否则就要被胜者掠夺。他们要么控制财政系统，要么因被征税而破产。不用说，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出身低微却从社会底层中崛起的平民”的抨击。还有比这更冷酷、更邪恶、更骄傲的吗？“不过搞几块红布，”狡黠的科西莫·美第奇说，“你就能拥有自己的贵族。”

这是一首写于14世纪上半叶的小诗：

金钱让他人前显贵

金钱让他显得知识渊博

金钱能掩盖一切罪恶

金钱能让他买到一切

金钱能让他享受女人

金钱能让他的灵魂在天堂

金钱能让一个无名小卒变成贵族

金钱能让他的敌人败落

没有金钱，人就会陷入困境

因为它能转动世界和命运之轮

如果你愿意，它还能送你上天堂

我认为囤积它的人是明智的

因为金钱比任何美德都更能驱散忧郁

我们能感受到诗人近乎疯狂的热情。有了钱，你可以改变你的社会地位，你可以拥有女人，可以上天堂。我们必须谴责这种谵妄，但实际上我们却在这种谵妄中茁壮成长。这就是西方许多精神活动背后的矛盾。我们热爱金钱，热爱我们想象中的金钱所能做的和买到的东西，与此同时，我们又被一种像阿喀琉斯一样古老的恐惧所困扰：肯定存在着某种超越买卖的价值，某种超越以物易物的东西。哦，但请不要告诉我们，金钱是完全邪恶的，夺走我孩子的瘟疫是上帝对我放贷交易的惩罚。

在所有这些紧张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宗教的难题。这种宗教一开始就呼唤基督徒远离尘世，过着贫穷的生活，同时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穷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将承受土地”。但后来，令人困惑的是，“再临”从未到来时，它却成了当权者和富人的宗教，成了完全属于世俗的宗教。除了虚伪，这还能带来什么呢，艺术？

“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人人都知道这句话。然而有谁比王子和红衣主教更富有呢？特拉伊尼（Traini）在比萨《最后的审判》（Last Judgment）中描绘了衣冠楚楚的商人们在丑陋的恶魔推走被诅咒的富人时惊愕地后退。这些人既想上天堂，又不想停止经商，因为正如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所解释的那样，穷人永远不可能“轻易获得荣誉和名声”。这就是14世纪和15世纪银行家的分裂意识，这种矛盾多年来将鼓励他们培养不那么令人不安的，具有非货币价值的东西——哲学、美学和爱情。

我们从税表里能真正认识一个人。因为他们不得不列出自己的收入和财产清单，而妇女们需要记下嫁妆的价值。乔瓦尼·迪·比奇并不是一介草民。美第奇的名字经常出现在记录着城市长官名字的羊皮纸上，他们中的九个人曾经组成了政府。但乔瓦尼并不富有，他和四个兄弟分享了母亲去世时留下的800弗罗林。在征税时，乔瓦尼的税款不过12枚金币，但他的一个远房表亲却要支付220弗罗林金币。维埃里·迪·坎比奥·德·美第奇（Vieri di Cambio de’Medici）经营着一家银行。无论关系多么疏远，家族都倾向于雇用家人。1385年，乔瓦尼和他的兄长弗朗切斯科各自在结婚时得到了1500弗罗林，乔瓦尼得以南下投资，成为维埃里银行罗马分行的合伙人（事实上是执行合伙人）。关于乔瓦尼的妻子，我们还知道她叫皮卡尔达·布埃里（Piccarda Bueri），为丈夫生了两个儿子科西莫和洛伦佐，但她并没有和乔瓦尼一起住在罗马。

罗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很反常。格陵兰人在布鲁日出售鲸骨，然后把钱送到罗马。波兰人把毛皮运到布鲁日出售，然后把钱送到罗马。更确切地说，是送到教廷，即教皇那里。教会要求整个基督教国家缴纳贡品，其他国家只向自己的公民征税，而且往往困难重重，而罗马却从全欧洲征税。红衣主教、主教或修道院院长在接受教职时，必须向罗马缴纳相当于第一年收入的款项。否则，他就无法接受这份利润丰厚的任命。钱从斯堪的纳维亚、冰岛和贫困的苏格兰运来。延迟付款会被逐出教会，不交钱就会下地狱。教皇的信使在宣布一个特殊的大庆时通知佛兰德斯的甘德人，如果在给定时间内，他们来做弥撒并为圣战慷慨解囊，他们将获得一次大赦。直接上天堂，没有炼狱。人们纷纷掏钱，谁会拒绝呢？信使在布鲁日，与意大利银行家一起一个金币一个金币地数钱，帮信使数钱的人总是意大利银行家。有意大利人的地方就有银行，没有意大利人的地方就没有银行。无论如何，钱都会被送到罗马。

人们说，“钱已经寄出去了”，但实际上，这些根据命令支付给罗马教廷的钱，要么是由在国外收到钱的银行的罗马分行付款给教廷，要么是由一家值得信赖的代理银行代付。实际上，带着钱骑马或步行穿越欧洲是很危险的。“小心洪水泛滥的河流，”送信人被警告道，“全副武装，结伴而行。”因此，前往罗马的朝圣者、牧师或唱诗班领唱首先要去离他最近的银行，如伦敦、布鲁日、科隆、阿维尼翁——除了康斯坦丁堡，莱茵河以东没有银行——开具信用证，然后前往罗马，抵达后兑现成金币。在汇率上损失一点儿，还要给银行支付一笔服务费，但路上不会被抢劫。因此，尽管教会谴责许多银行的做法，但它比任何其他组织都更需要并促进国际银行的发展。因为教会是最大的国际经济实体。教皇很难将那些为他收税并使他的宏伟计划得以实现的人打入地狱。

与其他组织相比，教会加剧了平衡欧洲现金流的困难。因为罗马的银行如果不吸收现金，又如何把存入其他地方银行的贡金支付给教廷呢？意大利和北欧之间已经出现了贸易不平衡。伦敦和佛兰德斯正在意大利购买大量的丝绸、香料和明矾，但换来的只是英国原羊毛、一些壁挂和荷兰亚麻布。无论他们运来多少这些东西，似乎都抵不上他们想买的东西的价值。因此，运进意大利的钱币比运出意大利的钱币还要多。罗马的反常现象使情况变得更糟：教皇宫廷吸纳了大量现金，却没有寄回一分钱。运抵罗马的钱主要用于购买奢侈品——厚重的锦缎、丝绸、艺术品和银器——而这些货品并不是来自北欧。

银行家也是商人，他们尽可能通过三角贸易来解决这个问题。佛罗伦萨从英国科茨沃尔德购买原羊毛，佛罗伦萨在伦敦的银行可以用教皇贡品的收入支付羊倌。佛罗伦萨对羊毛进行清洗和编织，然后将成品布匹送到罗马销售，佛罗伦萨银行的当地分行现在可以收回之前代表伦敦分行支付的部分现金。威尼斯和巴塞罗那也有类似的三角关系。但问题是复杂的，有时金银必须直接送到罗马，也许藏在一捆羊毛里。或者，日耳曼人在武装守卫下把他们银矿中的银锭运往罗马。这不是很方便，幸运的是，还有所谓的“委托存款”（一种规避放贷恶名的放贷手法）可以消化其中一部分。

乔瓦尼·迪·比奇在罗马表兄的企业工作了12年，他一定学到了建立一家大银行所需的一切知识。他了解到，在主要商业中心拥有自己的分行对一家银行来说有多么重要，以及如何将不同国家的金融和商业交易结合起来，以保持他的资本运作。但最重要的是，他会知道法律精神与法律应用之间的区别有多么重要。例如，当教会向银行贷款时，银行不能要求利息作为回报，因为放贷是一种罪过。因此，作为贸易公司，银行会提高卖给教会的商品价格，以换取它认为应得的贷款利息。同样，当主教、红衣主教或教皇自己有钱存入银行，并想扮演投资人而非借款人的角色时，他也渴望得到一些回报。尽管这不能称之为利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就是全权委托存款。

有些牧师谴责罪恶，大喊粗口，口吐诅咒。另一些人研究教会法，找出其中（可供放贷）的漏洞。人们怀疑基要主义者和妥协者这两类人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共谋关系，就像任何永久的敌人之间一样，他们需要对方才能成就自己。无论如何，双方都对文字和交易的描述方式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因此，全权委托存款涉及两种意义上的全权委托。存款人的姓名是保密的，因此这种安排是全权委托的。即使通常可以预期年利率在8%至12%之间，但存款人的存款收益由银行家决定而非合同规定，因此存款收益可以视为一种馈赠。由于银行并不承担提供这种馈赠的合同义务，因为那样就算放贷了，而且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投资亏损，那么这种馈赠也就没有了。

一些神学家认为，既然没有确定的收益，那么这种安排就不是放贷。另一些人，特别是佛罗伦萨大主教（后来被封圣）安东尼诺（Antonino）认为，既然存款是为了希望获得收益——因为礼物的多寡肯定是经过讨论的——那么这就是“精神上的放贷”；意图是存在的，没有合同也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弥天大罪。

尽管秘而不宣，但我们仍得知了许多著名的全权委托存款人的名字。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温切斯特的主教，亨利四世（Henry IV）的同父异母兄弟。博福特的灵魂有危险吗？据说，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的密友红衣主教赫尔曼·德韦格（Hermann Dwerg）曾生活在“一种圣经一般的贫困之中”，同时却秘密持有4000弗罗林金币的全权委托存款，并接受科西莫·美第奇的年度礼物。也许红衣主教真的过着节俭的生活，也许他慷慨解囊。（此为反讽）

有时，当贸然承诺的“礼物”没有兑现时，就会发生争执。佛罗伦萨政府当然对放贷深恶痛绝，但认为送礼换取存款的习惯“值得称赞”，并规定必须兑现赠礼承诺。历史学家雷蒙德·德·鲁佛（Raymond de Roover）写道：“合同都是用晦涩难懂、模棱两可的语言写成的，因此成了昂贵诉讼的沃土。”因此，对弥天大罪的焦虑不仅影响了金融服务的实际性质，也影响了银行业对语言的态度。交易总是有记录的，但其真实性质往往被掩盖。银行家们认为，重要的是你不能明显犯错。很明显，如果一家银行未能及时给出（存款的）礼物，教会的客户就会把金币带到其他地方。

但是，罗马的红衣主教为什么要把钱存入一家银行呢？除了放贷的问题之外，银行还可能倒闭，而且经常倒闭。为什么不把钱投资到城市和周边地区迅速升值的房产上，或者投资到珠宝上呢？把教会的财富（包括红衣主教的薪水）转移到私人部门是违法的。新教皇有权没收那些在前任教皇统治下致富的人的财产。土地是可见的，也是脆弱的。在15世纪，教皇更替了11次，这还不包括有两位甚至三位教皇同时在位的时期。基督说：“变卖你们所有的，跟随我。”但富有的教士们却急于把财富留给家里的兄弟、侄子或私生子。由于有了新的银行工具，货币的好处是无声无息而难以追查，如果遇到麻烦，还可以在外国城市取出来。

因此，除了放贷使人的社会地位不再固化的负面影响之外，还有一些非常不自然的事情正在发生：一个人的财富不再与当地社区联系在一起。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V）家族成员存入罗马银行的钱币，可能很快就会以信用证支取或冲抵国外贡金的方式支付出去。与此同时，在阿维尼翁、科隆或布鲁日，卖出信用证或收取贡金的意大利银行家可以把钱投资到从巴塞罗那运来的杏仁或从土耳其运来的明矾中，然后再卖到伦敦。教会的财富因为担心新教皇（的没收）而流通起来。因为新教皇不同于新国王或新公爵，他来自不同的家族，而且非常有可能来自一个与前任不同的城市，并带着他自己的小算盘和一套全新的班子。

乔瓦尼·迪·比奇必须利用这种流通，利用金钱与形而上学的神学相遇时会产生的特殊共振。1393年，他的堂兄维埃里·美第奇退休，乔瓦尼买下了该银行的罗马分行。但为什么四年后，他又搬回佛罗伦萨，果断地成立了自己的银行？为什么佛罗伦萨会成为这家银行的总部，尽管其利润永远无法与罗马支行相提并论？

正如红衣主教和他们随意赠送的礼物一样，答案与家庭有关。14世纪初，一位热那亚匿名作家问道，一个人怎么会“为了自己的孩子，不惜一切代价去获取权力、财产、土地和物品，犯下罪孽从而使自己在死后不得翻身？”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正如在《神曲》（Commedia）中，许多但丁笔下的被诅咒者似乎更关心他们在佛罗伦萨的姓氏荣耀，而不是他们在地狱中的永恒折磨。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在写于14世纪30年代的《家族》（Della famiglia）一书中回答了这个问题。阿尔贝蒂说，既然家族是最优秀的社会单位，那么任何有利于家族或增加家族荣耀的行为或投资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人生决定性的目的。

简而言之——尽管阿尔贝蒂绝不会这样说——如果赚钱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嗜好，那么家族就可以让你把赚钱升华为达到更高目的的一种手段。家族提供了一种价值，一种生活的理由，它比单纯的财富积累更高尚，比死后进入天堂的愉悦更直接。

现在，财富能以货币的形式从一个地方轻易地转移，但家族却不能。美第奇家族深深扎根于佛罗伦萨，那里有祖产和积累下的社交关系网。乔瓦尼去罗马时把妻儿留在了佛罗伦萨，那是因为他自己一直想回去。这样一来，他就不再是一个网络的前哨，而是将自己牢牢地置于网络的中心。乔瓦尼将再次行使佛罗伦萨公民的政治权利，成为社会中令人敬畏的精英成员，而这在罗马是不可能发生的。“远离公众事务”的禁令并不一定意味着“剥夺自己的政治权力”。事实上，一个人可能正是为了积累权力而远离公众事务。此外，与罗马人不同，托斯卡纳人在经营国际银行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而国际银行正是从罗马赚钱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