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章
我在圣莫尼卡码头的艺术展上第一次见到了托比亚斯。四年后,在停在十四街地下的地铁上我们互相做了介绍,后来我们步行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开始了第一次约会。我们俩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的那天正好跨越了十个年头。不过正如老话所说——万物之始更易看明,万事之终更难明了。
那时我在读大二。我选了康拉德的哲学课。这门课有一部分内容是由学生轮流每周组织一次实地考察旅行。有人带我们到好莱坞那几个大字标牌那里去,另一位同学则把我们带到穆赫兰一幢被废弃的房屋去。那幢房屋是一位很有名的建筑师设计的,不过我从未听说过此人。我不清楚这些外出考察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康拉德承认他喜欢走出教室去。他时常说:“教室可不是学习的地方。”
轮到我组织外出时,我选了去看《尘与雪》艺术展。我是从上一个周末去看过这个展览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的。圣莫尼卡码头旁边的海滩上搭起了两顶巨大的帐篷,摄影艺术家格利高里·考伯特在这里展出他的作品——大幅的摄影作品,美丽的形象,展示了人类跟野生动植物和谐相处。整个2006年日落大道上都竖着一幅很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的画面是一名小孩在给一头跪着的大象念故事。
那是感恩节前的一周。第二天我就要飞回费城,跟我妈妈家那个大家庭一起过节。我妈妈正在考虑搬回到东部老家去。我六岁起,自从我父亲一离开,我们就住在加利福尼亚。
我当时有些慌乱。我记得曾咒骂自己,手头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还去报名组织这次活动。我跟安东尼在吵架。他是商务专业学生,是我的男朋友,跟我分分合合。除了去参加“环游世界”聚会之外,他很少离开大学生联谊会所在的房子。而参加这些聚会唯一需要做的旅行便是在灌了各种各样的酒之后去上厕所。我们俩全部的关系如同虚构的一般,主要就是互相发发短信,或者在喝多了的夜晚勉勉强强地相拥在一起。实际上,我们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他比我大两岁,是大四学生,在纽约金融业已经有份工作在等着他去。我很不确定地觉得,某天我们会从这种游戏过渡到假装过家家,当然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尘与雪》棒极了。室内空间布置得很戏剧性同时又很宁静,就如同在悬崖边上练瑜伽一样。
我们这群学生很快就分散开去了。大家都被作品的尺寸比例迷住了。一个小孩在亲吻一头狮子。一名小男孩跟一只山猫睡在一起。一个男人和几条鲸鱼在一起游泳。然后我看见了他。我站在一幅照片前,所能回想起来的是,那幅照片强烈地揪住了我的心,我甚至只好退后一步。照片上是一名小男孩,他紧闭着双眼,身后是老鹰展开的翅膀。
瞬间我便充满了敬畏之心,对那些照片,对那些形象本身,以及对那个男孩。还有照片外的那个人。他的头发是棕褐色的,蓬松杂乱。他穿着低腰牛仔裤,上身两件棕色衬衣像泥土般叠在一起。我没有马上看到他的眼睛。我并不知道它们有着最为灼热的绿色,跟珠宝一样,目光那么锐利,可以直接刺入你的心房。
我站在他旁边。我们没有看着对方。就那样站了五分钟,也许更久。我说不清自己在看什么——看他,还是照片里的男孩。可我感觉到了我们之间的电流,我们周围被人踢起来的沙子也像被充了电一样。一切似乎都在融合。在那美丽而精妙的一刻,没有隔阂。
“我已经来过四次了。”他对我说,两眼依然注视着前方。“我根本不想离开这个地方。”
“他真漂亮。”我说。
“整个展览太难以置信了。”
“你还在读书吗?”我问。
“嗯。”他说。他瞥了我一眼。“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是南加州大学的。”我告诉他,同时用手拍了拍胸口。
要是他是另外一种人——比如安东尼——他可能会做个鬼脸,他可能会说一些学校竞争之类的话。不过我不敢确定他是否知道南加州大学学生都要做的这个拍胸仪式——特洛伊木马队对阵棕熊队的动作。
“你读什么专业?”我问他。
他对着画布做了个手势。“我是名摄影师。”他说。
“哪方面的?”
“还不确定。现在我的专长是做什么都一般般。”
他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我怀疑那是真的。”
“怎么会?”
“我不知道。”我说。我又朝着那幅照片看回去。“我就是这么觉得。”
一群十几岁的女孩在附近转悠着,盯着他看。我朝她们看过去,她们咯咯咯笑着散开了。我没法怪她们——他太出众了。
“你学的什么?”他问,“我猜下。表演。”
“哈,不沾边。传播学。”我说。
“很接近。”他把食指朝着我的胸口伸出来。我很想把那整个手指都抓住。“不管怎么说,那是很好的技能。”
传播中最重要的是要听出人们的言外之意。
“我妈妈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转向我,双眼睁着看我的眼睛。我只知道这样来描绘。那是锁眼中的一把钥匙。门刚刚被打开了。
起风了。我的头发开始在我身边飘动。那时我的头发留得很长,比现在长多了。我试图把头发捋好,不过就像抓蝴蝶那样,我总是没法理好。
“你看起来像头狮子。”他说,“真希望我带着相机。”
“头发太长了。”我说道。我脸红了起来,希望头发能把脸遮起来。
他只是朝我微笑着。“我得走了。”他说,“可是现在我不想走了。”
我看见康拉德站在他身后,正在一幅长颈鹿的照片旁边给我们小组中的四个学生讲着什么。那幅长颈鹿照片几乎跟真的长颈鹿差不多大。康拉德朝我挥挥手让我过去。“我也是,”我说,“我是说,我也不想走了。”
我还想再说些什么,或者我希望他再说些什么。我站在那儿没动,等着他问我要电话号码。或者任何更多的信息。可是他没有。他仅仅向我微微敬了个礼,就朝康拉德的方向走过去,然后走出了帐篷。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问过。
我回到宿舍时,杰西卡已经回来了。我们是南加州大学整个校园里唯二还住在大学宿舍的大二学生。不过住学校宿舍更便宜,我们谁都没钱搬到外面去住。我们可不像很多来自奥兰治县或是好莱坞家庭的同学那般有钱。
那个时候,杰西卡留着褐色长发,戴着副大眼镜。她每天都穿着飘逸的长裙子,冬天也是。尽管这里最冷的天气气温也才十几摄氏度。
“展览怎么样?”她问,“今晚你想不想去兄弟会?苏米尔说他们要办一个沙滩主题的聚会,不过我们不用特别打扮。”
我把包扔在地上,一屁股坐到客厅的椅子里。厅里摆不下沙发。杰西卡坐在地上。
“也许吧。”我说。
“给安东尼打电话。”她说着从地上站起来,关掉了鸣叫的茶壶。
“我觉得自己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我说。
我听见她在倒热水,撕开了一个茶叶包。“你说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我拉了拉牛仔短裤的边。“今天在展览会我碰到了一个人。”
杰西卡手里拿着冒着热气的杯子走回来。她要给我倒茶,我摇了摇头。“跟我说说,”她说,“是班上的?”
“不是。他正好就在那里。”
“他是干吗的?”
“他是摄影师,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
杰西卡吹了吹她的茶,然后又坐到地板上。“那么你准备去见他吗?”
“没有。”我说,“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杰西卡朝我皱了皱眉。她的整个生活里就只有那么一个男朋友——苏米尔·贝迪。这个男人几年后会成为她丈夫。在我看来,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浪漫,现在依然如此。大一时他们住在同一个宿舍楼。他邀请她去参加他的大学联谊会活动,她答应了,于是他们开始约会。一年后他们一起过了夜。他们两个都是第一次。她不多谈他,也没那么多愁善感,他们之间也很少争吵。我怀疑那是因为他们俩都很少喝酒。不过她是个很浪漫的人,在我的爱情生活里投入了很多精力。她想知道每一个细节。有时候我发现自己会把自己的事涂脂抹粉,好让她听到更多的事情。
“我就是觉得自己不想再跟安东尼在一起了。”我该怎样解释发生的事情呢?就在一瞬间,我把自己的心给了一个可能再也见不到的陌生人?
她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好吧,”她说,“我们得去找到这个家伙。”
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她的喜爱。这就是杰西卡——她不需要什么办法,只要有个理由。“你疯了。”我对她说。我站起身,朝我们位于二十楼的窗外看了出去。外面,学生们如同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小锡兵般在校园里来回穿越。从高处看下去,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有条理,那么刻意。“他都没来过南加大。不可能找得到的。”
“有点信心吧。”她对我说,“我觉得你的问题在于你不相信命。”
杰西卡来自密歇根州一个保守家庭。我看着她慢慢地演化,从一名中西部的基督徒变成一名完完全全的自由派嬉皮士,然后——很多年后——从一名激进的右翼变成东海岸保守派。
上周,她回来时带回来一摞杂志、白纸和彩笔。“我们要做写满愿望的梦想板。”她宣布道。
我看了看那堆材料,转过身继续看我的书。“不了,谢谢。”
杰西卡曾选了一门灵性课程——那种差不多是让托尼·罗宾斯的继子女“释放内心的力量”的玩意儿,由一名自己给自己起了个印度教名字的妇女上课。
“你从来没跟我一起做过这种练习。”杰西卡说着,边重重地坐到地上一个枕头上。
我俯视着她。“你可以做点不那么华而不实的事情吗?”
她的双眼亮了起来。“斯瓦妮要我们列出五个我们想要一起吃晚餐的人的名单,不论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的人。”她在自己装满东西的包里翻找着,拿出来一叠黄色便利贴,“很实在。”
“这会让你开心吗?”我问道,同时合上了书,已经听天由命了。
“大概一小时吧。”她说。不过我已经看到她眼睛在发亮了。我从来不对诸如此类的东西说好,即使她老是问个不停也不说。
她接下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谈这个练习,谈它的意义,谈这个想象中虚拟的晚餐就如同你自己各部分之间需要进行的清算,你需要跟它们妥协——诸如此类。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在听。我直接开始拟名单。
起先几个人很容易:奥黛丽·赫本,因为我是个十九岁的女孩。柏拉图,因为从高中起我就读过四遍《理想国》而且被牢牢吸引住了——况且康拉德教授也时常提起他的贡献。我想都没想就写下了罗伯特的名字。我一写下来就想把他划掉,不过我还是保留了。他仍是我父亲,尽管我几乎不记得自己认识他。
还要两个名字。
我爱我的外婆。她名叫西尔维娅,去年已经去世了。我想念她。我写下了她的名字。我想不出第五个该写谁。
我朝杰西卡看了看。她正专心地用红色和金色彩笔在一张很大的仿羊皮纸上写名单。
我把纸条递给她。她看了看,点点头,又递回给我。我把纸条塞进口袋,又回去继续看书。她似乎很受慰藉。
不过此刻,谈到托比亚斯时,她没那么淡定了。“我信命。”我对她说。我以前不信,可现在信了。这很难解释清楚。在站在他身边的那十分钟里,我关于人生和爱情的深刻想法就那么固定下来了。“我不应该说话。那很蠢。那不过就是一个片刻而已。”
但我想要从那一个片刻得到更多。于是我们去寻找了。我们在网上没能找到他(在脸书上搜索“绿眼睛”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没能给我们显示出很积极的结果——我感觉他不是那种在脸书上留个人简介的人),于是我们开着苏米尔那辆丰田卡罗拉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园。那车在高速路上时速最多不超过四十英里。
“我们到了后,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问杰西卡,“直接开始大喊‘褐发男生你在哪里’吗?”
“放松。”她对我说,“我什么都不喊。”
她把车停在西木区,然后我们步行走到校园的北侧,那里是联排屋和学生公寓所在地。这些房子都端坐在延伸到落日大道的街道两侧,并一直往北通向漂亮完美的贝莱尔丘陵。街道两边绿树成荫。我跟在后面,很庆幸今天阳光明媚,外面人很多,我们很好地融入了人流。
“我知道不应该这么说,”我说道,“不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南加大漂亮多了。”
“只不过地段好罢了。”杰西卡说。她在一栋校园建筑外的公告牌上贴着的一份公告前停了下来。这楼是图书馆?我不能确定。
“啊哈,”她说,“如我所愿。”
我靠近去看了看。那是个俱乐部公告牌。我跟着杰西卡的手指看过去,美食俱乐部,诗歌俱乐部。她用手指轻轻地在一份黄颜色传单上敲了敲。“摄影俱乐部。”我念道。
杰西卡满面笑容。“不用谢。”
“我很佩服。”我说,“不过这不说明任何事。他也许不是俱乐部成员。他看上去真的不像那种会加入俱乐部的人。而且我们要怎么做呢?闯到他们的会场去?”
杰西卡翻了个白眼。“我发现你的消极态度真是可爱,正好下周二他们要举行开放参观日,因此你直接去就是。”
我摇了摇头。“要是他在那儿,那我会显得很疯狂。”
杰西卡耸了耸肩。“或者从此以后你就会幸福地活着。”
“没错,”我说,“两者居其一。”不过我感到心里的激动开了个口子。要是又见到他了我该怎么办呢?我该说些什么?
我的肚子这时咕噜噜叫了起来。
“想去快餐店吃东西?”杰西卡问。
“要的,要的。”
我们开始朝丰田卡罗拉车晃荡回去。临走前,我扯下了一份传单,塞进自己包里。
“我什么也没看见。”杰西卡边说边挽住了我的手臂。
回到宿舍后,我拿出那张便利贴,加上了第五个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