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容旨趣

以上我们讨论了中国文学在文字形式上的特质，接下来要谈谈内容旨趣上的特点。其实从一百多年前近现代之交开始，要讲中国文学的特点，都不是单独来看，而是和其他文学传统做比较，关注中国文学区别于其他传统之处。

如果把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做比较，一个很大的差别在于：西方文学延续的是从古希腊神话开始的英雄传统，表现神和英雄的非凡故事，而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是面向现实人生的。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N. Frye）曾讨论过西方文学中作品主人公和读者的关系，认为刚开始读者对作品主人公采取仰视的态度，比如古希腊史诗表现的阿喀琉斯，是个非凡的英雄人物，全身除了脚后跟都刀枪不入，其孔武勇猛，不是常人所能想象的；后来慢慢出现读者与主人公平行的关系，读者可以平等地看待作品中的人物；20世纪所谓现代主义文学出现后，很多读者开始对主人公产生俯视的态度。对于弗莱的宏观观察，当然可以举出不少反例，比如西方文学刚开始表现对英雄和神的崇拜，在中国祭祀相关的文学中，也不乏类似的因素，但在比较的视域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学面向现实人生的特点。

中国新文化的开创者胡适，在1917年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据学生记载，他的课往往令人瞠目结舌。在他之前的老师讲哲学史，大概是从三皇五帝开始讲，到课程结束时，才讲到周公，而胡适一上来就从周公开始讲，把前面的都去掉。这是由于胡适所受的西方教育，要求采取严格的史学态度，用批判的学术立场看待问题，所以他认为三皇五帝不算“信史”，只能从西周开始讲，因为根据《诗经》，大概能知道西周社会历史、人民生活的状况。胡适立足于现代的史学立场，显然是把《诗经》当成史料看待。清代浙东学派的大家章学诚有个说法，叫“六经皆史”，也是把《诗经》等经书当作史料看待，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诗经》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我们现在一般把《诗经》看成文学性的作品，但其历史性也非常明显，可见中国诗歌的开端即注重表达现实的经验。

西方的情况则大不一样。《荷马史诗》虽然包含真实的成分，比如19世纪挖掘出的特洛伊城遗址，表明了历史上特洛伊战争的存在，但史诗中刻画了大量神灵、英雄，实际上是高度的想象与真实历史的结合，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中国文学中包含充分的虚构性的作品，出现得相当晚，早期文学往往都由现实经验组成。假如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学，想必首先会谈及最精华的唐诗，而绝大部分唐诗写的都是现实经验，表现日常生活的状况。诗歌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两个人相逢喝酒时写诗，送别时写诗，亲朋死亡时写诗，考试落第写诗，现实生活就是诗歌写作的场景。

当然在中国文学中，也不乏超乎日常生活的成分。比如李白被称为浪漫主义诗人，这实际上借鉴了西方的概念，他在文字中表现了许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比如《梦游天姥吟留别》中，铺陈大量想象之后，他写道：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说刚才正做着春秋大梦，醒来发现梦中的场景都消失了。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通过最后的自白，诗人把超乎现实之物都转化成现实，可见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仍是关注现实的。

实际上，这一特点与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有关。在儒、佛、道等思想中，儒家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秉持的就是现实的态度，他说：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表明自己就是与人打交道的，倘若不在人间推行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理想，难道要和鸟兽待在一起吗？怪力乱神的东西，孔子是不谈的，包括被问及死后是什么样的，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不愿深入讨论，而更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从先秦儒家开始，中国文化面向现实的精神，就一直延续下去。

关于中国文学的现实精神，讨论非常之多，意见纷纭，这里无法一一展开。比如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他在1980年代写过文章，就特别谈到中国文学具有“非虚构”的特点——这也是在比较的视野中谈的。他认为相比之下，西方诗人与其说是关注历史的特性，不如说是关注超越历史的普遍意义，他们在写完现实经验之后，往往强调一个具有深度的普遍价值；而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非虚构的，经验世界对诗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诗歌使现实事件得以呈现。对于宇文所安的观点，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也包含激烈的批评，这里不一一展开，但我想中国诗歌关注现实经验这一点，基本上是可以认同的。

此外，特别是与西方文学传统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的伦理性、政治性、社会性，也表现得非常显著，这与面向现实的文化精神相对应。孔子评价《诗经》的作用是“兴、观、群、怨”：“兴”指感发、感动，是说文学能够感动人、激发人的情感；“观”指“观风”，通过风谣观察现实社会的情况；“群”指让人们结成有凝聚力的群体；“怨”指不满、愤怒或哀伤等负面情绪的抒发。这些很大程度上都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群体的问题、社会性的问题。儒家极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伦理的关系，《毛诗序》指出好的文学应“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表达不能过度；孔子也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评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也强调情感表达应符合礼仪规范。礼的本质，便是确定社会中区别尊卑、上下的规范。儒家认为文学可以表达感情，但不可逾越人伦的规范和秩序。

这种观念在西方出现得相当晚，大概到17世纪时，古典主义、理性主义思潮兴起，要求文学服从于理性，但这在西方仍然难以成为主流。对中国文学而言，符合礼、符合社会规范，则是非常基本的要求。也有人认为这种观念限制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但抛开评价的问题，就事实而言，对合乎秩序、合乎伦理的强烈追求，确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

中国文学最高的审美理想，是所谓的尽善尽美、美善兼备，这也体现出对道德伦理的强调。《论语·述而》有一句话：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说孔子听到《韶》这一乐曲后非常陶醉。他对《韶》的评价载于《八佾》篇：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是关于舜的，《武》是关于周武王的，二者都是古代的圣王，但为何孔子说《韶》尽善尽美，而《武》虽美却未尽善？这是由于武王推翻商纣虽是替天行道，但以诸侯的身份推翻天下共主，仍是以下犯上，伯夷、叔齐也因此不食周粟，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迂腐，但他们确实极端地贯彻了内心的价值观；而舜是以受禅的方式登上王位，可谓名正言顺。孔子所言“尽善尽美”，含义非常清楚，是要求音乐或者其他艺术不仅在形式上要美，也要完全合乎道德、伦理的要求，这始终是中国文学传统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基于这一标准，大部分人认为杜甫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人物。唐代有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鬼李贺等，而最伟大的毫无疑问是诗圣杜甫。这是由于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他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下关心民生疾苦，对上要帮助皇帝达到尧、舜的境界，这种高远的道德、伦理追求使他被尊为“诗圣”。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谈到，大家都讲诗画一律，但他认为中国传统中，诗、画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画的传统，尤其是宋代以降发展起来的文人画传统，着重表现意趣，表达画家的内心境界；而中国诗的标准是尽善尽美，最高典范是杜甫，像清代王士祯所讲的神韵，或者风格、意趣等，永远无法成为最高的标准。中国文学对社会、伦理、政治的重视是非常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