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全球化”成为世界学术界最热门的词汇之一。21世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全球化的变化已经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的世界观也正在随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改变着文明对于世界的看法，也改变着对历史的看法。

全球化时代需要相应的全球化观念、全球化思维。在历史学领域的标志，就是全球史观的兴起。全球史是史学界对于日益深化的全球化的学术反思与回应。全球史观批判“欧洲中心论”，主张从全球视角考察和分析世界历史的进程，专注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地区的文化或文明交往和联系，形成一种跨学科的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

“全球史观”是建立在人们的意识对全球化现实反映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超地区、超民族的史学观念，是一种从全球的视野和宏观历史学的角度去考察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历史文化的认知方式。

用全球史的观点去重新认识历史，就是在不同时代的“世界体系”“全球化体系”中，重新认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各民族、各文明间的相遇、对话、交流、互鉴、互动，是“全球化体系”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这个“全球化体系”的基本内容。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观来看待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就会使我们获得新的认识、新的知识和新的理解。

按照全球史的观点来看中华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将获得一种新的视野和眼光，就是不但是在中国的范围内、在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中看待中华文化，而是从全球文化的范围来看中华文化，即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这也就是“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之中”“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结构中来讨论”[1]，也就是将中华文化的“过去”“全球化”，探讨其赋予世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梁启超当年在谈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时曾说过，根据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以及“世界的中国”三个阶段。所谓“中国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指中国的先秦史，自黄帝时代直至秦统一。这是“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所谓“亚洲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中世史，时间是从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末年。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相互交流并不断融合的时代。所谓“世界的中国”的研究阶段是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至当时，这是中华民族与亚洲各民族开始与西方民族交流并产生激烈竞争之时代。由此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许倬云说，梁启超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得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2]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直存在的，尽管中国的地缘有一定的封闭性，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梁启超从世界史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国文化的地位和贡献。梁启超指出，中国史主要应“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人类所应负之责任。”[3]虽然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但他认为，中国文明的力量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

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的范围来考察，就赋予了我们新的视野。这就是一个全球的历史眼光、世界眼光，把中国史、中国文化史作为世界史、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既然是“一部分”，就要注意“全部”的面貌，注意其与其他部分的联系，注意其与其他部分的比较，也更要注意考察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全部”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考古学家李济说：“中国历史是人类全部历史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体人类历史的背景上看，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4]

许倬云说：“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5]以全球史的观点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史，首先就是要把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历史时代的“全球化体系”衔接起来，把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放在一个框架下来对比研究。对于中华文化的历史的了解和认知，如果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去认识，就是要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并且揭示中华文化在其中是如何与之互动及发展的。

二

中华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一个源远流长、奔流不息的文明长河。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勤劳的品格和智慧的心灵，以其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开榛辟莽，艰苦奋斗，持续地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以丰富的内涵、卓越的风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丰富的和先进的中华文化，不仅给世代的中国人以精神的滋养，而且还以其璀璨的内涵、深沉的智慧、飞扬的灵感、优雅的英姿、独特的风貌，播扬全世界，从古至今，未曾终绝，时时展现它的世界性辉煌。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中华文化占有显著的、重要的地位，是世界文化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壮观、风光无限的高峰。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自己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伟大创造。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中华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界定包含有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从时间上来说，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自文化曙光时代的草创开始，在世界文化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中华文化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直至近代以来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和现代化的历史性嬗变，中华文化始终道统不绝，在不断的自我更新中绵延发展，传承不断，历几千年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从空间上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繁衍生息在广袤而丰饶的东亚大陆上，中国疆域之广和中华文化辐射范围之大，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

中华文化不仅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一以贯之的发展系统，而且长久以来其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周边地区。所以，中华文化的发展并不限于中国本土，它还扩散到周边的东亚各国，形成了包括朝鲜、日本、越南在内的“中华文化圈”。中华文化圈大约在隋唐时代完成了它的总体构造。当时的东亚世界，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轴心，直到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进入东亚地区以前，基本上保持这样的格局和态势。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是亚洲历史舞台的主角，中华文化以其强大的文化力度向周边地区辐射和扩散。朝鲜、日本和越南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吸收和融合中华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符合本民族特性的文化体系。

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文化发展、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从西到东还形成了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中华文化圈与之一起并称为“四大文化圈”。各个文化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文化体系和基本文化的特色，辐射到一定的区域范围。然而，一个文化圈从其中心地区向周边地区传播，逐渐便会与另一文化圈的文化要素发生接触，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接受其影响。有时候这种接触、交流和影响甚至是很强烈的。所以“四大文化圈”之间存在着互相交流、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关系。随着陆路与海上交通日益发达，各民族之间、各文化圈所属地区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渠道越来越通达。各民族的文化创造成果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圈，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各民族的文化、各文化圈的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和特殊性，而且也具有同一性、普遍性和世界性。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在这一时期，“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世界性帝国的出现，它们能确保极其重要的和平环境，使陆上以及海路贸易繁荣起来。中国唐朝（618—907）、中东的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661—1258）、伊斯兰帝国以及北非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的崛起，都对广泛的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球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发生在公元600年后的时期。……正如麦克尼尔指出的，阿拉伯世界和中国（以及南亚）的繁荣、商业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风箱煽起了一种新兴的全球经济的火焰。”[6]

不过，各民族的文化和各文化圈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也不尽相同。就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在近代以前，在世界史的中世纪时代，中华文化不仅明显高于周边地区，而且高于其他文化圈，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居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唐代的世界性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唐朝是国力最强盛、文化最发达的大帝国，是当时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重心所在。正如著名科学史学家贝尔纳指出的，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7]。

三

本书所讨论的是，在19世纪以前，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接触、认识和了解，以及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所起到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这是全球史观视野下的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样本，是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一个宝贵经验。

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认识，早在中西交通、接触之初就已经开始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史、知识史，是与中西文化交流史同步的。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最开始只是通过传闻和间接的贸易，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在古罗马时代的文献中，就已经有关于中国和中华文化的记载。但是，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知，主要限于具体的物质形式（主要是传到欧洲的丝绸），还有源于几经周转的传闻，有许多不确切的、模糊的甚至误传的东西。这也反映了当时中西文化初步接触的条件和水平。那个时候，西方人只是对遥远的那个产丝的国家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罗马帝国覆亡之后，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大约有五六百年的时间，即直到12世纪以前，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黑暗时代”。这一时期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是落后的、发展缓慢的。在这一时期，虽然有许多中华文化的物质成果和先进技术经阿拉伯人西传至欧洲，虽然中国与欧洲也有一些外交上的往来，如与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的交往，但实际上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欧洲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并没有显著的进步与增长，并没有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文献记载。当盛唐文化在东方如日中天、展现它的世界性辉煌的时候，欧洲人却对此知之甚少。实际上，限制人们知识水平的，不仅仅在于被认识客体的表象和呈现，更主要在于认识主体接受、理解的条件和能力。处于“黑暗时代”的欧洲人还不具备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华文化的条件。

到13—14世纪，即中国元朝统治的时代，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从客观条件来说，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四大汗国的建立，中西交通大开，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从主观方面来说，11世纪以后，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出现了新的复兴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蒙古人西征的威胁，强化了欧洲人了解东方的愿望和自觉性。因而，13—14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在广泛性和丰富性上，还是在知识的层面上，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13—14世纪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知识，已经主要不是得自传闻，而是来自那些亲自到中国游历和在中国生活过的旅行家们的经历和见闻的记录，来自他们对中国事情的记述和报道。他们在中国生活的时间有的甚至很长，如马可·波罗竟在中国17年之久。因而他们有机会与中国社会各方面人士接触，包括皇帝、官员、僧侣、商人，乃至普通百姓；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广泛游历，南至广州，北至哈剌和林，鄂多立克甚至到过西藏，马可·波罗到过云南大理。因而他们面对面地认识了中国人，他们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了解是直观的、具体的、生动的、真实的。他们不再把传闻，而是把直接的感性经验作为中国知识的基础。当然，“从这些接触的实际背景对基督教中世纪观念的影响来看，它们并未造成东西方在思想层面的实质性遭遇，但这些旅行家的经历再一次刺激了西方世界对东方这一神秘、虚幻之地的兴趣。……这些历险使得欧洲看到了对东方兴趣和信仰的重新解释的可能性，在随后欧洲心灵对东方的想象和知识建构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8]

四

16—17世纪以后，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南欧、西欧先后迈入近代社会的门槛。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这对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各个文化圈的界限，打破了各民族文化体系独自发展的状况，把它们纳入统一的文化大系统中，促进了世界文化体系的形成。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能游离于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或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

新大陆的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最初的动因与中国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方的诱惑，对于西方文化来说，是深藏于历史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记忆，而东方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几乎是西方文化精神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生俱来的一种基因。在这个时候，在寻找“契丹”的激励下，这个“文化基因”再次被“激活”了。于是，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大航海时代的来临，第一次建立了全球性的交通和贸易体系，迎来了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浪潮。法国汉学家毕诺指出：“如果16世纪的人发现了美洲，那么17世纪的人则获得了发现中国的成功。”[9]

按照西方学界普遍的看法，中国自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就已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潮流。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以前很久，中国经济就已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些学者如弗兰克甚至认为，在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把当时世界主要“硬通货”白银的一半吸引到中国。史景迁则认为，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

所以，16—18世纪这一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既是过去历史的继续，又是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如果从交流所持续的时间，以及交流所达到的深度来看，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西两大文化体系开始了实质性的、直接的接触，开始了大规模的、多层次和多渠道的交流，“中国与西方之间彼此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10]。莱布尼茨曾热情地赞颂这种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称“这是一次互相的启蒙”，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事情，其伟大意义将超越人们的想象。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这一时期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史，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这种交流和接触，不仅对于中国与欧洲双方的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更是文化全球化历程的一个极为关键的事件。英国学者小约翰·威尔斯指出：“从利玛窦入华起，耶稣会开始接触到中国文明。这是近代世界史初期全球文化沟通的一件大事。”[11]

这个时期的中西交流，是以西方人到东方来为主要载体。在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兴趣，远远大于中国人对于欧洲的兴趣。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场域，一个急于探索的广袤之地。在欧洲，谈论关于中国的知识，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基本文化修养，是他们的浓厚兴趣所在。

因此，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态势，是中国文化对于西方的影响作用，大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就发生影响的深度还是就其广泛性来说，这一时期的西方文化都更多得益于中国文化。

英国学者艾兹赫德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总的来说，中国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远远高于欧洲。因此，技术的流动仍然是从东方向西方。欧洲取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其进口商品的质量方面。印刷术和科举考试是西方从东方引进的两项主要成果，这强化了西方日益增长的文化力量。引进的第三项成果是酿酒技术，成为西方实现奢华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到了17—18世纪，“这时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达到了顶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上都引人注目，其哲学、花卉和重农思想受到密切的关注，其经验被视为典范。正如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神父所言，中国就是‘文化界的秘鲁和波托西（Potosi）’”。艾兹赫德还说道：“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像启蒙时期这样，使得中国的商业贸易相对而言如此重要，世界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如此之大，中国形象在整个世界上如此有影响。”[12]

孟德卫也说：“要从西方历史中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敬意，我们必须回到1500—1800年这一时段。”[13]

所以，16—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国文化大规模西传、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中国与欧洲，进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相遇、相识的大交流时代。而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没有亚洲就没有今日的西方文化，只是在西方掌握了这个世界以后，他们编造出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真实的历史其实不是这样。

五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知识史，也就是西方人走向东方、走向世界的历史，是西方文明从边缘进入文明中心的历史。这一过程是波澜壮阔的，激动人心的，也可以看到西方文明开拓性和进取性的品质。这一过程，也为我们认识人类文明的交流和互鉴提供了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历史文本。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则为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量。

所谓“互鉴”，就是互相了解、互相认识、取长补短，更从他人的眼光“观照”自己，认识自己。这样，就能分享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也会更深刻和全面地认识自己。所以，我们研究这个历史文本，也是从“他者”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本身。这样，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认识得就会更深刻、更全面了，同时也更了解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总体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更了解我们对于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发达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手段，密切的国际关系，频繁的人员往来，已经使整个世界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小，使各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文化交流和互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和广阔态势，文化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文化。

我们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我们。在现代世界的总体文化格局中，在具有健全机制和健康态势的现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同时，也重现丰采，以更宽阔的渠道、更丰富的内容、更广大的范围继续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在现代世界文化的总体对话中，在现代世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