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写作动因

本书写作的动因，一是出于对农村发展无限的眷恋。“50后”历经了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是在迷茫中上下求索，力求改变生存与发展环境，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代，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试验与实践的一代。这代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二是大学的理论基础及其对协同创新的热衷。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大学生，有着与众不同的成长背景，使得求索的思维与渴望的学习机会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人们难以想象的历史使命感。三是有幸在从事政府工作的7年时间里，正是城镇化飞速发展的时期，直接参与了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有着实践历练与深深的体会，在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与实践中获得了较多的积淀。四是长期从事城镇化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较为系统地理解与掌握了国内外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理论资料与实证案例。基于情感、学识、经历与研究积淀的集成，奠定了本书的孕育过程，旨在为城镇化健康发展提供新思维，为参与城镇化研究与实践的同路人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对农村发展的眷恋

作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成长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新中国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随着共和国成长，我们不断成熟。同时，共和国的每一个变迁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个深深的烙印，而且挥之不去。我们这代人刚刚出生，就赶上50年代轰轰烈烈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大兴水利，我们的父母，扔下怀中的幼子投入当时“大跃进”的洪流之中，可怜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儿时父母应有的关爱。父母长期远在水利工程工地，我们五六岁就学会去公社食堂打饭，这使我们幼小的心灵失去了依靠，不得不为生存下来而展现动物的本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58年兴起“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当我们正长身体时，正好赶上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的人就连最基本的生命都维持做了，开始吃野菜、吃树皮维持生命。这时我们正是学龄前儿童，如何生存下去难以想象，还是比较幸运，没有饿死，在生死线上挣扎过来了。

随着生活的好转，我们顺利的读完小学，该读中学的时候，又赶上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学阶段都是在这段动乱的岁月中度过的。看到现在的中学生的生活，回想起我们那一代的中学时代，感慨万千。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学生都跟着起哄，无学可上，荒废时光。当时我们为了满足求知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在“破四旧”焚烧的旧书堆中偷偷藏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旧书，打发求学阶段无书可读的时光。60年代末期，百万青年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高中毕业后只能回乡务农，1973年开始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当时的“造反派”、干部子女和下乡知青都难以解决，我们上大学、进城当工人根本无望，就是当个社办企业临时工，都根本轮不着我们。由于长期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我们当代青年都有在农村改天换地的理念，“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高中毕业后，直接投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从生产队记工员开始做起，生产队会计、队办企业负责人、生产队长、民办教师等，经历了农村基层的各种工作，把人生最精华的时光献给了生我养我的土地。

1977年恢复高考，很多人都是赶上了“末班车”才跨进大学的门槛。20世纪70年代的改革开放，才使他们如沐春雨，焕发青春，正是这不平凡的经历，使得这一代人有很高的素质，很多人都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走上了领导岗位。

二 大学学习为研究协同理论奠定了基础

大学4年，学习自动控制专业，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有过系统的学习和理解，这些基础理论对我日后的工作与研究产生了一定的支配作用，成为思维活动的理论基础。

最优控制理论是研究和解决从一切可能的控制方案中寻找最优解的一门学科。它是现代控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主要是由贝尔曼提出的动态规划和庞特里亚金等人提出的最大值原理。这方面的先期工作应该追溯到维纳等人奠基的控制论。1948年维纳发表了题为《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中控制与通信的科学》的论文，第一次科学的提出了信息、反馈和控制的概念，为最优控制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钱学森1954年所著的《工程控制论》直接促进了最优控制理论的发展和形成。

最优控制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对一个受控的动力学系统或运动过程，从一类允许的控制方案中找出一个最优的控制方案，使系统的运动在由某个初始状态转移到指定目标状态的同时，其性能指标值为最优。这类问题广泛存在于技术领域或社会问题中。

最优控制理论是现代控制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其主要实质是，在满足一定约束条件下寻求最优控制规律或控制策略，使得系统在规定的性能指标（目标函数）下具有最优值。最优控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常用方法有动态规划、最大值理论和变分法。

为了解决最优控制问题，必须建立描述受控运动过程的运动方程，给出控制变量的允许取值范围，指定运动过程的初始状态和目标状态，并且规定一个评价运动过程品质优劣的性能指标。通常，性能指标的好坏取决于所选择的控制函数和相应的运动状态。系统的运动状态受到运动方程的约束，而控制函数只能在允许的范围内选取。因此，从数学上看，确定最优控制问题可以表述为：在运动方程和允许控制范围的约束下，对以控制函数和运动状态为变量的性能指标函数（称为“泛函”）求取极值（极大值或极小值）。解决最优控制问题的主要方法有古典变分法、极大值原理和动态规划。

最优化技术。最优控制的实现离不开最优化技术，最优化技术是研究和解决最优化问题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和解决如何从一切可能的方案中寻找最优的方案。也就是说，最优化技术是研究和解决如何将最优化问题表示为数学模型以及如何根据数学模型尽快求出其最优解这两大问题。

所谓最优化问题，就是寻找一个最优控制方案或最优控制规律，使系统能最优地达到预期的目标。在最优化问题的数学模型建立后，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不同的求解方法解决寻优问题。

模糊优化方法与普通优化方法的要求相同，仍然是寻求一个控制方案（即一组设计变量），满足给定的约束条件，并使目标函数为最优值，区别仅在于其中包含有模糊因素。普通优化可以归结为求解一个普通数学规划问题。模糊规划则可归结为求解一个模糊数学规划问题。包含控制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但其中控制变量、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可能都是模糊的，也可能某一方面是模糊的而其他方面是清晰的。

三 从事城镇化工作经历的实践积累

20世纪90年代以来20年间，参与河南省的及郑州市的城镇化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活动。在政府任职多年，直接参与了城镇化的实际操作与决策过程，对城镇化的理论与实践从理论的科学性、技术的可行性与经济的合理性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成效。

郑州市城市化发展研究与实践，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自任职于郑州市中原区政府以后，一直围绕河南省城镇化发展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认为大学发展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城镇化发展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青年学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从学生入学到就业，60%要融入当地，繁衍生息，这是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原动力。城镇化应以大学扩建为契机，使得大学扩建与产业相融合，促进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研究建议得到了省市相关部门的采纳与实施，并取得了以下效果。

一是在河南率先实施大学城建设，带动了城市新区的快速发展。

郑州高新区前10年建立了16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但是晚上是一片“鬼城”。2000年建议并参与实施了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郑州大学与河南工业大学三所高校进驻中原区，在河南省率先形成河南高校园区，与郑州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协同发展，既为高校提供了培养人才的空间，又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就业机会，同时也为高校科研成果的实验应用提供了平台与市场机会，形成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高校与产业园区的协同发展。同时，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研究成果，有力推动了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如今，在校学生已达10多万人，使得高新区由原来的16平方公里扩大到了48平方公里。

二是为郑东新区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并得以采纳。

郑东新区前期规划只有金融中心、商务中心。依据城市新区发展的研究资料和国内外城镇化发展的模式，提出郑东新区的发展不仅是商务与金融业务，而且需要人力资源作支撑，城市新区没有常住人口，只是一个交易场所，白天繁荣，晚上寂静，不能称作城市，建议融入一些直接从事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教学机构，与新区协同发展，会更快、更可行。采纳建议后，规划设计增加了龙子湖校区。现在，龙子湖校区的发展对郑东新区发展空间拓展起到的推进作用显而易见。高校园区带动郑州市服务业及其相关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河南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促进就业，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上述研究，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进程，顺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对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正在或已经形成巨大影响力。任职期间列席过郑州市市长办公会，参与决策了郑州城市发展相关问题。2005年获得政府重大经济发展奖。

三是力推郑汴一体化发展。

在城镇化研究中，对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也进行了探索。2008年完成了《郑州-开封统筹协调发展研究》与《关于推进郑汴新区建设研究》的研究建议，建议已被采纳。如开通郑汴快速路、建设城际轻轨、电信同城收费、成立郑汴新区的领导机构等已经实现，也在郑州新区与开封新区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