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优势演化的理论假说

当今对工业化深化的讨论焦点集中在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上，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巨大分歧。支持产业政策的学者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具备与发达国家技术竞争的能力，各种创新与产业升级都需要得到政府的帮助引导。反对产业政策的学者则担心，产业政策会破坏市场有效性，而且会引发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对抗。从实践来看，我们既可以轻易找到大量产业政策成功的例子，也可以找到大量产业政策失败的案例。这说明还有比产业政策更底层的因素，决定了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林毅夫教授深入研究了中国工业化崛起经验，认为有效的产业政策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但是，对于这种观点是否适用于工业化深化阶段，还存在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提出，工业化深化更多依赖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这就涉及两种优势之间的关系辨析问题。我们认为，竞争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但又适当超越了比较优势的，存在一条依靠比较优势建立竞争优势的工业化路径，只是发展中国家市场体系和国家能力发育得不充分，各种制度缺陷和约束使得大部分国家未能顺利实现优势演化。

一 比较优势的逻辑与争议

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一开始只是为了解释全球贸易分工格局。因为工业化不可能回避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问题，使得比较优势渐渐成为现代工业化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概念，是不同学派的争议中心。

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分工学说上的相对优势理论。李嘉图最早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机会成本，不同国家应该只专业化于自身最擅长的工作，而将其他工作分工给其他国家，双方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实现双赢。赫克歇尔和俄林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提出，各国的资源禀赋丰裕度决定了各自拥有的比较优势（俄林，2008）。例如，国内拥有大量森林的国家更适合发展木材相关产业，而邻近海洋的国家更适合从事远洋贸易和捕捞业。在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资源禀赋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物质以及人力资本。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资本构成和劳动力构成上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发达国家拥有充裕的资本和技术，在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专业化于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人口密集工资低廉，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就应该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工业化角度看，这种比较优势学说等于划定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各自的工业发展范围，由此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遵循比较优势规定的发展道路，将永远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代差。要实现发展赶超，发展中国家必须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补贴本国企业进入那些违背比较优势原则、与发达国家同步的现代产业部门。这些学者论证道，历史上所有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无论是早期的英国、美国、德国，还是后来的日本，都是通过跨越式发展先进产业取得成功的（张夏准，2008；贾根良，2018）。20世纪50～70年代，这种观点一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流观点。但是，随着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和东亚开放型工业化模式尤其是中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功，逆比较优势的工业化理论遭遇挫折，一种顺比较优势的工业化观点应运而生。

中国学者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是顺比较优势的工业化理论代表。林毅夫教授指出，工业化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前提下的现代经济活动，逆比较优势的工业化战略将使得一国工业化长期陷入“缺乏规模经济——市场扭曲效率低下——企业无法赢利——缺乏规模经济”的恶性循环（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顺比较优势的好处是可以让一国工业部门顺利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充分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弥补本国资本不足、本土市场需求不足的缺陷，突破制约工业化的规模经济壁垒。对于工业化深化阶段可能出现创新需求与高端要素供给滞后的矛盾，林毅夫教授乐观地认为，只要政府扮演好公共品供给者角色，再做好产业升级引导，确保一国潜在比较优势能够充分转化为实际比较优势，就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一国参与全球化分工可以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企业参与全球分工获得了足够利润，可以转化为资本积累和技术积累，改变一国的要素禀赋。这意味着，工业化各个阶段的发展逻辑是一致的，产业政策核心都是确保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林毅夫，2011；林毅夫，2017a，2017b）。

但是，林毅夫教授关于工业化深化的逻辑似乎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在罗德里克与林毅夫的辩论中，罗德里克就质疑中国的工业化是否完全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他认为，中国的出口结构比较好，通常只在人均GDP较高的国家才出现这样的结构，他将这归因于中国产业政策并未完全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并且也取得了成功（林毅夫，2012）。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来看，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都获得了大量来自政府的研发补贴，用于加速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很难说这些产业政策都是顺比较优势的。由此看来，比较优势理论能够很好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早期阶段，但能否适用于工业化深化阶段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

二 竞争优势的逻辑与争议

和比较优势理论一开始就着眼于合作共赢，为全球化提供理论依据不同，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是为了找出全球贸易竞争中的赢家。各国政府普遍欢迎竞争优势理论，力图使用这个理论为本国产业经济把脉，提升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竞争力。但也有少数反对者指责竞争优势有诱发重商主义之嫌，而且会诱使人们错误理解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克鲁格曼，2016）。但我们认为，将竞争优势与重商主义联系起来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竞争优势理论从来都不赞同贸易保护，它的目的在于寻找提高区域生产效率的源泉，进而改善国民福祉。

准确理解竞争优势的方法是从其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差异入手。在我们看来，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两个基本差异。第一个差异是研究的出发点不同。比较优势是建立在对机会成本的分析之上，侧重分析两个地区（经济主体）之间的分工机制。而竞争优势则是分析为什么某个地区的生产效率会高于其他地区（Delgado et al.，2012），所以竞争优势也被称为绝对优势。第二个关键差异是对市场结构的假设不同。比较优势理论采用新古典研究范式，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市场之中不存在交易成本，也不存在不确定性，生产技术和生产成本完全由资源的稀缺性决定，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集中讨论禀赋结构而忽略其他影响因素的原因。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通过对复杂现实的高度抽象，可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提炼出最为关键的因素。但也因为抽象度极高，使得新古典范式对分析者理论素养要求极高，很容易陷入对问题认识简单化教条化的误区。竞争优势理论则充分认识到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交易存在交易成本，经济活动中存在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决定地区生产效率的除了要素禀赋结构外，产业规模和产业组织形态也会影响到规模经济和交易成本，需求偏好、竞争强度乃至企业战略都会影响企业当下以及未来的生产决策，这些都会对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基于这种认识，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者波特构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归纳出四类决定地区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的基本因素，分别是本地生产要素、本地产业配套（供应链）、本地市场需求，以及本地的竞争结构和企业战略。一个地区的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是由这四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波特，2002）。

通过钻石模型，竞争优势理论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简单便捷的政策分析框架，这使得竞争优势理论在政策研究界得到广泛使用。和比较优势理论要求政府只采取顺应市场的行动不同，竞争优势理论强调多途径培育竞争优势。例如，竞争优势理论强调高端生产要素在创新行动中的关键作用，建议国家和企业必须有意识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培养尽可能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又如，竞争优势理论特别重视企业的战略取向。竞争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企业只着眼短期利润，不愿意为未来竞争投资，就可能长期停留在低成本竞争阶段，无法发展出创新竞争优势。竞争优势理论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产业集群培育，认为集群可以充分降低交易成本，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加快技术溢出、激励企业实施创新导向的企业战略，因此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是建立在产业集群之上的（Porter，1998）。竞争优势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全球产业集群培育热潮，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

一些学者对波特关于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提出了质疑。波特认为本土是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基石，跨国公司所有全球配置资源的行动都是建立在本国强大竞争优势基础之上的（波特，2002；Ketels，2017）。因此，波特将建构竞争优势的四大基本因素全部限定在本地，强调本土生产要素、本土供应链、本土市场需求和本土企业战略。批评者则认为，全球存在大量小型经济体，不可能如波特所说，完全通过本土资源建构竞争优势。对于那些小型经济体而言，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利用国际要素市场和国际商品市场有效进行全球资源整合。例如，瑞士的钟表、以色列的高科技、新加坡的航运等等，都是小国整合全球资源建立竞争优势的典型案例（Dunning，1992；Pitelis，2009）。通过对加拿大汽车产业深度融入北美自贸区的案例研究，一些学者提出了同时包含国内国际两个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双钻石模型（Rugman and D’Cruz，1993）。另外，波特的竞争优势研究基本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的，没有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问题。按照波特的钻石模型，发展中国家既不具备丰裕的高端生产要素、也缺乏挑剔的本地市场，似乎无法建立创新导向的竞争优势。但是，从中国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的工业化深化实践来看，中国经济特区在高端创新要素相对缺乏的背景下，成功培育出诸如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这样具有全球创新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和产业集群，说明发展中国家一样可以建立创新导向的竞争优势。

三 解释工业化的全程演进：优势演化假说的提出

比较优势理论的成功之处在于很好地解释了东亚工业化腾飞的内在机制，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启动是由比较优势主导的。比较优势理论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多数国家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要解决工业化深化问题，还需要寻找更合适的理论工具。由于工业化深化的首要问题是要应对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竞争优势理论是一个更合适的分析工具。

将竞争优势理论应用于工业化深化分析，首先需要明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究竟二者是截然对立的，还是存在一定关联。一些学者将这两种优势视为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业化模式（洪银兴，1999；洪银兴，2002；洪银兴，2010），这种观点往往将比较优势与低成本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同起来，忽视了比较优势存在动态升级的可能。也有学者认为二者是高度一致的，其理由是一国只有遵循比较优势，才能发展产业集群，提升内需市场，完成物质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建立竞争优势（林毅夫、李永军，2003）。更多学者则认为，竞争优势包含了比较优势，但又不限于比较优势，引进了更多影响因素。竞争优势包含了对本地高级生产要素的需求，体现了比较优势思想。同时，竞争优势又强调产业配套和挑剔的内需市场，体现了新贸易理论对规模经济的重视（Gupta，2009）。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产业竞争力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深化，沿着多条路径加强的。一条路径是比较优势理论主张的禀赋动态升级，另外还包括本地产业发展和市场扩张带来的规模经济扩张，以及工业化进程“干中学”的技术积累（朱富强，2020）。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工业化深化假说。在工业化早期，发展中国家由比较优势主导参与全球化分工，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生产。随着工业化推进，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禀赋结构的动态改进，另一方面具备了由产业发展和收入提升带来的规模经济。此外，“干中学”取得的技术进步为本地企业从实行低成本竞争战略转为实施创新导向的竞争战略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信心。这三条路径推动了竞争优势的建立，支撑发展中国家从最初专业化劳动密集型生产进入更复杂的生产制造和创新研发。

然而，发展中国家在禀赋结构的高级化上始终是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因此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进行全面创新竞争的优势。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应该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实施错位竞争，由此形成了全球创新分工网络。由此，可以在工业化阶段、主导优势、全球化角色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见表1-3）。

表1-3 优势演化假说分析框架

工业化早期的中心任务是启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结构转型，迅速打破制约工业化的规模经济瓶颈。这一阶段应该由比较优势主导，引进成熟技术，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简单生产。这个阶段尽管也存在模仿创新，但基本上不能为全球知识进步提供新增量，属于商品生产者和知识应用者，在创新网络中处于外围边缘位置。

从工业化中期直至整个工业化后期，工业化深化成为工业化的主要任务，需要从之前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依托于工业化前期建立起来的工程师团队、制造业体系，发展中国家可以建立有别于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专长于应用性创新。这个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是全球重要的商品生产者，但同时也成了知识生产者，在全球创新体系中的位置从边缘上升为重要节点。因此，我们将这个阶段的竞争优势称为节点型竞争优势。

到了后工业化阶段，一国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曾经制约工业化深化的高级生产要素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短缺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专长于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孵化新兴产业。由于人力成本上升，主要从事价高利大的关键性零部件生产和前沿产业创新发展，处于全球创新网络中心位置。为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相区别，我们将这个阶段的竞争优势称为领导型竞争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假说意味着产业政策需要因应工业化阶段变化及时调整。在工业化早期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的阶段，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聚焦于弥补市场失灵，通过提供良好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让潜在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和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在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工业化重心转为推动工业化深化，要建立和发挥竞争优势，政府一方面要继续做好软硬件基础设施供给工作，继续发挥好比较优势。基础设施的供给重点从工业化早期的道路港口等生产性基础设施，转变到大学、科技实验室、研发平台等创新性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加强集群培育，有针对性开展产业链强链补链，完善产业配套，进一步优化规模经济。最后，政府还应该出台大规模的创新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开展创新，在专利保护策略上，要从原来以鼓励技术扩散为主转变为鼓励技术原创为主，加强专利保护力度。

我们推断到了后工业化时代，一国的政策重心应该集中到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强化在高端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培养和集聚更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二是维持合理的工业比重，避免过度去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就业冲击，满足高水平的基础创新和源头创新对制造业基础的需要；三是实施前瞻性的国家创新政策，鼓励制度创新和科技金融创新，引导资本进入周期长、风险大的源头创新领域。由于现代研发投入越来越大，回报期越来越长，即便是如美国这样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国家，也难以完全通过金融市场筹措到足够的研发资金。因此，即便是号称自由放任的美国，其高科技产业的技术源头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家规划立项的科研项目带动（马祖卡托，2017）。此外，保持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活力也非常重要，例如风险投资制度的创新，为美国高科技产业筹措了大量资金，对产业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越是基础地位特别突出，或者属于关键技术瓶颈的科研项目，其回报周期越长风险越大，使得现有的风险投资体系都无法满足，需要进一步开发新的科技金融工具。因此无论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永远不会停止。

四 优势演化的支撑体系

在理论上，优势演化会伴随着一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发实现。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充分建立起竞争优势。原因在于优势演化是需要外部条件保障的，需要一国具备相对健全的市场体系有效配置资源，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正确制定和实施发展政策，需要创新导向的社会文化，后者决定了一个社会在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等回报周期长的领域所能提供的耐心资本投资数量。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建立竞争优势的第一个阻力是市场机制不健全。竞争优势建立在禀赋改善、规模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三者结合的基础之上。首先，如果市场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率低下，发展中国家就很难在前期工业化阶段获得足够的利润、充足的税收，从而影响政府对基础设施和要素禀赋改善的投资。其次，经济效率低下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工业部门赢利能力低，产业集群成长和人均收入提升迟缓，从而影响建立竞争优势所要求的规模经济扩张和技术进步。最后，有效市场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也非常重要。拉美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之所以会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消灭了竞争性市场，导致企业技术进步缓慢（江时学，1995）。东亚的外向型工业道路要求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企业必须直面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只有最优秀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为东亚地区建立竞争优势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市场主体。

第二个约束是国家能力不足。所谓国家能力，是指一国将一些重大国家愿景转化为现实的能力。顺利的工业化推进需要政府制定和实施大量发展政策予以配合（郭跃文、王珺，2019；万陆、赵细康，2019）。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各个阶段的政策重点，但是不同国家在政策执行力上存在巨大差异（Cárdenas，2010）。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中，东亚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能力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东亚地区具有威权政府传统，普遍建立了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具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他们能充分吸收西方国家工业化经验，又能够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复制，制定出符合自身国情的恰当政策，并有效予以贯彻落实（Wade，1990；约翰逊，2010）。相比之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足够的组织动员和项目管理能力，导致许多公共建设事业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这可以合理解释为什么东亚国家的工业化深化推进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CAF-拉丁美洲开发银行，2016）。

最后，经济学分析往往忽略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大量证据显示，文化会通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决策，显著影响一个地区的物质资本形成、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Galor and Ozak，2016）。林毅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面临着基础设施供给、人力资本供给瓶颈，需要进行大量立足长期回报的耐心资本投资。而耐心资本投资的供应多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质决定的（林毅夫、王燕，2017）。在那些具有长期导向文化特质的地区，人们更重视耐心、恒心与毅力，拥有更高的储蓄率，也更愿意进行耐心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绩效要显著好于缺乏长期导向文化特质的地区（Franke et al.，1991）。鉴于文化特质会显著影响一个地区可动员资本的数量（储蓄率）以及投资流向，因此林毅夫教授建议，应该将文化特质与其他资源禀赋共同列入比较优势范畴之中（林毅夫、王燕，2017）。这种文化作用机制也同样深刻影响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演化进程。例如，如果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参与全球分工实现技术进步，就不能满足于对引进设备和技术的直接应用，还需要对引进设备与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开发。这类投资的数额往往要大于对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投资，而且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在短期内，这会降低企业的赢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必须做出企业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特质的影响。按照竞争优势理论，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影响竞争优势建立的重要因素之一。换言之，竞争优势的建立与文化特质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