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一 “诗本体”：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阐释起点

20世纪上半叶，作为注重诗歌审美意识、语言模式、文化属性等方面建设的一种理论形态，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中国现代诗学体系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这一方面缘于它在理论层面为进入建设期的中国新诗提出“诗”的追求，为新诗发展注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动力，促成新诗审美观念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诗”的追求中，它创建了新的诗学观念、审美原则和表达技巧，以独特的美学品格赋予中国新诗鲜明的现代特质，丰富着诗学本体的建设风貌。从这一意义上说，正是源自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探索行为，20世纪中国诗学才获得借鉴汲取西方现代诗学的契机，中国新诗才融入世界诗歌发展的现代路向，最终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20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是一个逐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与之相伴的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表现出强烈的现代化诉求。它积极借鉴西方现代诗学，努力更新传统诗学观念，赋予诗学以创新性、先锋性的精神品质；它从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出发，立足现代人对“诗”的理解和要求，创建具有丰富审美内涵的现代诗学体系；它适应现代人的思维特点，以新的感知方式确立新奇的艺术表达原则。从“纯粹”观念的确立到诗性原则的传达，象征主义诗学建构呈现鲜明的现代质素，其将“现代化”作为追求目标，究其实质，是缘于对“诗本体”的强烈认同和建设心态。所谓“本体”，即关于存在的本质、本原、本性，是指存在事物“本身”。这一术语源自西方诗学，它因康德的应用而在哲学领域声名大噪，后来几经内涵“变迁”，在20世纪中期，被新批评大家兰色姆引入诗学批评领域。在他们看来，关注诗歌“本体”就是关注诗歌的内在元素，关注诗歌作为语言艺术产品的话语特征。就中国现代新诗发展的复杂境况而言，本书所指的“诗本体”，其关涉现代诗歌审美意识的生成发展、文化属性的存在以及语言模式的特征等内涵，从“诗本体”出发，就是立足诗歌自身的独立特性、发展规律和艺术价值等方面，认识和阐释诗歌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上半叶，对“诗本体”的高度重视，成为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的“集体责任”，他们普遍关注新诗“本体”问题，把对“诗本体”的思考作为诗学建设的出发点，提出诸多重要诗学命题。在他们看来，白话自由诗学建立在初期白话诗和浪漫自由诗基础上，它取消了诗与文、诗情与感情的差别，导致诗歌走向散文化，而通俗化诗学偏执明白清楚、坦白直抒，其原则也破坏了诗歌的艺术自律和审美规范。同时，为满足现实政治需要，伴随新诗大众化要求兴起的大众化诗学则完全扼杀“诗本体”的存在活力和美学价值，制约着中国新诗艺术水准的提高和诗学内涵的多元化。针对这些忽视“诗本体”的诗学表征，象征主义诗学家始终保持“本体”自觉，重视借鉴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成果，自觉融合中国古典诗学的优秀传统。在这一建构理念和审美趣味的驱动下，现代“纯诗”观念的先驱者穆木天和王独清，象征主义理论“中坚”梁宗岱，构建新诗现代化理论的袁可嘉和唐湜，现代纯诗批评的实践者李健吾，现代解诗学的建设者朱自清……这些诗论家和批评家致力于新诗本体建设，以独特的诗学建树集体描绘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风貌。他们撰写了《谭诗》《再谭诗》《象征主义》《谈诗》《新诗现代化》等理论篇章，阐述丰富的内涵和独到的见解，成为象征主义诗学的经典；显示本体自觉意识的“诗的思维术”，张扬现代诗质的象征主义“纯诗”论，走向新诗现代化的“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逐步建构的理论体系呈现出象征主义诗学发展的内在流脉；特别是纯诗、象征、意象、音画、契合、晦涩、知性等诗学范畴的诠释，彰显了象征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努力，以及其探究“诗本体”所具有的深度和广度。

具体来看，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设实绩主要体现在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三方面的系统言说，它们之间互为因果，融为一体，成为诗学自身探究诗歌本体的标志。

在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诗歌的社会功能占据着突出位置。《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孔子的“兴观群怨”与“诗教”说等，都深刻揭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成为后代文人探讨诗歌本质的主要理论依据。及至晚清“诗界革命”，黄遵宪提出的“复兴古人比兴之体”，依然是注重诗歌贴近现实生活、反映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诗学主张。而具有振聋发聩之势的现代白话诗的诞生，也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更多担负“启蒙”的重任，重视精神和观念的表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白话自由诗学成为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主流诗学，它扬起“诗体大解放”的旗帜，主张作诗如作文和明白清楚的诗学原则，强调感情的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这样的诗学观念导致诗歌创作粗制滥造，使诗歌失去深沉含蓄之美，造成新诗审美薄弱的局面。对此，20世纪20年代中期，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遵循诗歌本体的发展要求，强调“诗之为诗”的根本特质，开始诗学建设的新目标，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诗论家们不断提升的审美自觉中，逐步发展成为独树一帜的象征主义“纯诗”理论。

针对“作诗须如作文”的“散文化”诗学观念，象征主义诗学家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纯诗的世界”，强调诗是内生活的象征，与散文有截然不同的建构方式，即主张“纯粹诗歌”的审美意识，反对诗中介入大量散文成分，以“纯粹”的“诗的世界”恢复文学特有的审美形态。在这种审美观的统摄下，他们突出强调诗歌的暗示性、音乐性和语言的重要性等本体特质，明确声称“诗是要有大的暗示能力”，“诗要兼音乐与造形之美”，“纯诗”就是凭借艺术形象的暗示力表现理想艺术境界。象征主义“纯诗”论者还深度思考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诗歌语言的本体特性等问题，他们立足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一元论立场，强调诗歌要注重形式的审美创造，凸显诗歌表现手段的价值。他们认为，现代诗就是“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重视语言作为诗歌传达工具的地位和作用，使之成为“纯诗”重要的诗学内涵。特别说明的是，象征主义“纯诗”观念虽然意在追求艺术自主原则，倡导诗歌本体自足，但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现实意义的传达，也是诗论家们不曾忽略的问题。尽管在观念建设初期，对此问题的诗学思考未能与社会时代精神相合拍，但随着社会现实语境和观念自身处境的变化，如何融入现实因素，也成为诗论家观念反思的出发点，并以建设性姿态作出积极调整，赋予“纯诗”观念追求“现实”的新质内涵。

因系统的阐述和饱满的内涵，“纯诗”观成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重要的核心命题，它从“诗本体”的审美视点出发，高扬艺术自主性，标志诗歌本质观念在认识层面的重要转变。任何观念变化都会引起相应的连锁反应。“纯诗”观念的倡导和构建，必然带来诗歌艺术形式的“革命性”变革，对象征、意境、音画和陌生化等艺术法则的诗学追求，使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创建了与众不同的形式本体世界。

白话自由诗学过于强调诗歌语言的明确性，使新诗失去含蓄之美，误入“明白清楚”的“散文化”世界。与之相对，象征主义诗学家明确提出，要栖居“诗的世界”，“诗的世界”首先是一个象征的理想境界，它反对客观世界的说明和叙述，反对诗人情感的直接抒发，意在创造一个繁复的诗歌意蕴空间，“象征之境”也因此被赋予朦胧的迷幻色彩和超验的神秘气息。创造“诗的世界”必然要摒弃“文的思维”，追求“象征之境”必然要依托“诗的思维”，象征主义诗学开始倡导“暗示”性思维逻辑。受这一思维方式支配，象征主义诗人自觉颠覆已有的诗歌语法规则，在非逻辑化的追求中，创造独特的形式表达空间。他们尝试具有新奇想象力的“远取譬”，运用赋予新质的“通感”，遵循语言省略的逻辑规范，努力追求“纯粹的诗的世界”。这些诗学法则给新诗带来审美心理的惊奇感和陌生感，是象征主义诗学在艺术传达领域的美学拓展。象征主义诗学不仅把“暗示”作为象征文法的思维支撑点，还使其成为象征理路延展的内在生长点，它把广泛用于意象层面的象征扩大到语言、结构等层面，提出诗是“象征的行动”，践行“新诗戏剧化”，使象征完成从意象化到戏剧化的诗学转向。

营造意象之维也是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艺术形式的重要举措，它从“诗本体”出发，从“象征化”到“纯诗化”，再到“诗质化”，精深的诗学阐释丰富着意象观念的审美内旨，构建了意象本体观的新格局。其意蕴呈现是通过新鲜的艺术表现策略完成的。它首先打破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的和谐性、静态性和审美性，公然亮出“以丑为美”原则，将审美趣味转向丑怪意象、恶美气息和异化景观；它创造意象“奇接”的构成法则，一方面将单纯意象或并置或叠加，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意象群，另一方面，打破事物间常态的客观秩序，罗致并不相关的事物、形象和观念，通过意象的繁复表现和奇特联络，传达现代人对现代生活的微妙感受和复杂情致；它提出“沉潜雕塑”原则，强调潜在意识和内在心理对意象生成的重要作用，追求意象质地的充盈和丰厚，拓宽象征主义意象生成的审美路向。同时，象征主义者不再提倡意象抒情的主导思路，以潜沉的智性体验代替浓厚的感性色彩，淘洗意象过重的抒情意绪，增强意象的客观化与戏剧性因素，让意象走向凝聚智慧之思、散发理性之光的智性之路，提升意象艺术表现的审美内涵。

如果说，深度发掘象征与意象的本体内涵及表现策略，展现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艺术形式论的丰赡内蕴，那么对音画和陌生化的质素再造，更彰显其艺术追求的创新精神。借助诗歌音乐性，强调艺术表达的暗示性、含蓄性、象征性和情感的引发性，是法国象征主义者的愿望。受此影响，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钟情音乐的流动性和音色的交合美，将其作为“纯粹诗歌”的形式法则，反驳初期白话新诗浓厚的理性色彩，营造诗歌朦胧的审美意境。但诗歌音乐美的外在表现，终究不能体现诗歌本质追求的暗示和联想，所以，转而探求诗的节奏和诗人内在情绪律动的一致性，将音乐美视作对诗情节奏的把握，是诗论家们富有学术眼光的诗学思考。与追求音乐美同步，形式审美的“陌生化”特征也极为引人注目。从意象体系到比喻方式，从结构逻辑到语言特质，一个迥别传统诗歌的艺术空间诞生了。它打破审美的思维定式，聚焦具有恶美气息的丑怪意象、日常生活的普通意象和被异化的都市荒诞景观，完成意象题材的重大变革；它解构传统比喻的固定法则，以脱离日常审美经验的陌生化比喻，实现传统比喻的现代转换；它不再依靠时空逻辑和物理逻辑捕捉诗人意绪，代之注重心理情绪的情感逻辑；它拒绝语言传达客观事物信息的明确性，凸显诗歌语言自我指称、独立自主的本质，使主体在感受诗歌语言时受到阻碍，最终获得异乎寻常的能指体验。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卓然的艺术创造已经表明，它将“诗本体”作为生存命脉，追求“纯粹的诗歌”，建构与众不同的形式审美空间。一方面以“纯诗”观念为统摄，标榜新异的艺术精神，进行颠覆性的形式变革；另一方面，通过形式法则的诗学创造，为“纯诗”的理论内涵搭建艺术实践平台，二者相互依托，彼此蕴化，又催生出关于“晦涩”的审美价值观，其观念认同是在充满诗学争议的氛围中逐渐明晰的。

从诗歌审美价值观的立场出发，象征主义诗人和诗论家就“晦涩”问题进行诗学辨析。李金发的“晦涩”诗歌可谓是别开生面的艺术实践，但彼时对“晦涩”诗风微词颇多，尚未得到理论认可。及至穆木天的诗学阐释开始，针对白话自由诗学造成的新诗发展流弊，作为一种审美观念，“诗越不明白越好”得到初步张扬，由题材和主题调整带来的诗歌“晦涩”开始拥有自己的审美内涵。“晦涩”观念的现代内涵最终经袁可嘉的学理剖析得以认定，“晦涩”滋生于诗人对现代文明的复杂感受，它是现代诗人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应归属诗歌审美经验范畴。

尽管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视“晦涩”为独特的审美经验，并由此确认其审美价值，但这种认定始终与争议相伴随。更多的诗论家将“晦涩”纳入理论批评视域，从作者、读者、文本等不同视角，分析“晦涩”的成因，丰富“晦涩”的诗学内涵。但纷杂言说虽扩大了“晦涩”的美学范畴，但未能触及“晦涩”价值观的现代本质。就此问题，某些现代批评家与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保持同一立场，以解诗的方式聚焦作品本体，通过作品本体欣赏和审美判断，重新解读现代诗歌的“晦涩难懂”，真正打开现代诗歌艺术本体的审美空间，呼应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晦涩”的审美价值观。

综上所述，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从观念更新、诗艺变革到审美价值取向，都表现出回到诗本体的努力，它把“诗本体”作为艺术建构的主旋律，实现了“一次从‘主体的诗’到‘本体的诗’的美学位移”[1]，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历史发展中独树一帜。韦勒克在理解象征主义是一个时期概念的同时，认为还“应该把它理解为一种‘包含某种规则的观念’，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和它之前和之后的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相比，有自己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2]。依此判定，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在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三方面的本体探求已经表明，“纯诗”“象征”“意象”“晦涩”等核心命题，在支撑诗学体系框架的同时，更是“一套规范、程式和价值体系”：“纯诗”观念倡导新诗发展要依据自身的规定性、情绪特征和文体特征等本体尺度，成为现代诗歌本质观念的新规范；“象征”与“意象”等程式法则直接开启新诗艺术形式的“革命性”变革，创造诗歌形式本体的艺术新范式；“晦涩”经纷杂的诗学言说，最终通过象征主义的诗学脉动完成审美“正名”，其作为一种现代诗歌审美价值观确立了自身的属性。它们倚重诗歌独立性、诗歌无功利性、艺术与现实的分离以及纯形式等具体内涵，符合诗歌自身发展规律，是在文学发展的特殊阶段，针对迫切需要改变的诗歌现状而进行的锐意探索，推动着诗学观念发生重要转变，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一脉诗学传统。

基于上述理解，本书认为，研究阐释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只有从“诗本体”角度出发，立足新诗本体建设的核心命题，才能准确把握诗学体系的丰富内涵，才有助于深度发掘和理解诗学建构的艰难历程及其重要意义。

二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品格特质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通过“诗本体”的探求，围绕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等核心命题，阐发一系列诗学观念，成为具有独立形态的诗学体系。在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其建构行为呈现鲜明的品格特质，体现强烈的现代性追求。

论及此题，首先需要考察诗学现代特质的生成语境，其实质关涉的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与现代新诗、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和中国古典诗学之间的关系。唯此，才有助于准确把握诗学特质的成因及表现。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是随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一道发展起来的，既是它的内在部分，又是它的特殊部分。这一方面表现在，出于新诗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常常传达来自新诗领域的强烈呼唤，并以自身的诗学理念向新诗发出行动指令。这一“行为”与新诗诞生期的特殊境况有密切关联。从文学发生学的视角审视新诗，其诞生不仅标志现代文学一个类型的兴起，更是被设计为新文化战略中的革命力量。当年，身在美国的胡适率先提出文学革命，传至国内，受到陈独秀的热情欢迎，将其视为离经叛道、反对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胡适看来，文学革命实质是一场语言革命，他力图争辩和阐明的是白话可以成为一种文学工具。虽然早在胡适提出文学革命观念以前，白话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认可，但只被看作大众化和政治教育的一种手段，并未成为文学表达的主要方式。为此，胡适提出，中国文学的主流将不是从古典文体的诗歌和散文中发掘，而是从白话文学中去发现。他以白话尝试作新诗，以“诗体大解放”拉开新诗充当新文化运动先锋的帷幕，显然，这一“诗体革命”已非单纯的文学演进与变革，早已不自觉地充任了时代变革的马前卒。由此判定，现代新诗的诞生并非发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学外部，来自比文学更广泛的新文化运动的战略要求。所以，新诗诞生伊始就扮演了革命先锋者的角色，脱离了自身发展的审美轨道，忽略了诗的本体建设。正是基于现代新诗对本体的呼唤，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应运而生，并以理论先行的姿态主动干预新诗发展，引导新诗走上“纯诗化”的现代之路。尤其在新诗发展的不同阶段，它积极调整诗学观念，使理论干预具有更切实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在从文化革命和社会政治行动中拯救新诗的同时，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致力为现代新诗创建审美空间，它面向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强调“诗的世界”和“纯粹诗歌”，遵奉符合现代人思维品格的审美原则，为现代诗人争取表达个体审美经验的权利。可以说，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它始终扮演着理论干预和审美建构的双重角色。

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巨大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后者是前者实现自身建构的知识背景和理论源泉。从20世纪初期诗坛译介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开始，直至诗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能看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诗人和诗论家产生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基本观念、认知思维与审美追求，大都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为立论依据。首先，从诗歌本质观念来看，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承认诗歌的独立地位，尊重诗歌的审美价值，其直接受惠于从波德莱尔到魏尔伦、兰波及至马拉美、瓦莱里等人对“纯诗”的倡导。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以诗的独特性和非功利性为逻辑起点，张扬“纯诗”理念，意在为诗的领域划定界限，确立相应的有效原则。正是波德莱尔等人对诗本体意义的充分发掘，适应了中国现代诗人解救新诗发展脱离本体轨道的迫切心理，激发了他们建构本土化象征主义诗学的内在热情，发出“艺术独立”的呐喊，要求改变中国新诗依附政治和道德的状况。同时，对诗歌本体的诉求也迅速转化为诗学领域的建构动力。穆木天、梁宗岱等人从理论层面提出“纯粹诗歌”的主张，探究诗作为本体存在的构成方式及其最高境界；袁可嘉立足现实层面，对“纯诗”地位和特性作出新的理论提升。虽然他们接受法国象征主义“纯诗”观念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是以波德莱尔、瓦莱里等人的诗学思想为基础，以纯粹和审美作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强调诗歌特性的充分敞开，极力解决诗歌面对人生的问题。可以说，作为凸显诗歌独立地位的一种诗学观，中国现代象征主义的“纯诗”思想以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为底色，化成一脉新的诗学传统，植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其次，在认知思维层面，作为注重抽象逻辑和系统演绎的思维模式，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知性认知对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产生持久影响。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自觉探索诗歌的知性思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超越以直观、领悟、体验为主的感悟性思维，反驳浪漫主义诗学青睐的坦白奔放，强调以玄学思辨为特征的知性认知。及至20世纪40年代，袁可嘉提出“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理论，以张力、机智、悖论等范畴为理论经纬，更是代表知性思维的诗学确立。再次，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倡导“朦胧晦涩”审美风格，也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直接影响有关。后者出于对现实主义摹写自然和浪漫主义歌颂自然的反驳，以象征和暗示表现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凸显个体生命的内在悸动，更视其为对宇宙奥秘的把握，将“晦涩”提升至哲学层面，认定其特有的价值。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也认定“晦涩”是一种诗歌审美价值观，因为“纯诗”所要揭示的“潜在意识的世界”和“人的内生命的深秘”是不能明示的，必须运用暗示营造朦胧的氛围，由此而致，“晦涩”已是一种诗学观念的表达。特别是袁可嘉站在诗歌本体立场，阐释“晦涩”的现代内涵，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保持一致的认同。

可以说，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是借西方诗学话语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走上与传统诗学迥然不同的现代之路，因此断言，其没有自己的独特品格，是与实际不符的。作为在本土语境中建构起来的诗学体系，其自身的本土气质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相融也是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题中之意，其诗学阐释总能看到传统质素的影子。对此，以“兴”为例略作说明。“兴”作为中国古典传统的诗学遗产，使诗歌“正式走上主观思想感情客观化、物象化的道路，并逐渐达到了情景相生、物我浑然、思与境偕的主客观统一的完美境地，最后完成了诗歌艺术特殊本质的要求”[3]。“兴”的诗学价值不仅对中国新诗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更成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的生长点。诗论家凭借对“兴”的历史记忆，对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命题施以“变形”，周作人首先以发生学的意识，把“兴”与西方的象征相联系，使外来诗学话语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对接。梁宗岱则通过系统的理论建构，把“兴”与法国象征主义的契合论、语言暗示性特征等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中西融会的诗学形态。外来诗学的强力冲击，以及对古典诗学传统的集体记忆，使急切建设本土诗学的理论家忽略了“兴”与象征之间深刻的文化差异，在接受西方诗学的同时，表现出依存本土文化的自主性，“复活”了古典诗学的传统质素。本土文化的依存性和本土语境的具体性，决定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不可能完全模仿西方话语，丧失自主性，更不可能与古典诗学传统相断裂，丧失自身根基。

如上所述，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生成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简单割裂传统，而是适应现代新诗发展需要的新创造。换句话说，现代新诗本体建设的特殊需要，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权威感召，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影响，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成就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独特内涵，催生出诗学本身鲜明的现代特质，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显在的排他性。自“五四”文学革命伊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露出文学事业政治化的端倪，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逐步成为一种潮流，将文学推上政治化、口号化、宣传化的非文学之路，“侵蚀”文学本体特有的审美质素。与这种潮流相反，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全力摆脱非文学因素的干扰，注重诗歌的独立性和审美性，强调诗歌是独立社会价值体系之外的特殊形式，抵制伦理、道德等外在社会价值对艺术本体的侵袭，诗歌无功利性的本质特征拒绝价值判断，它以情感为驱动力和主要内涵，无法承担“载道”的重量，审美性是其至高无上的终极目标。在这种诗学观念的感召下，诗歌始终保持纯粹与本真的特质。就此意义而言，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立了一个自主而独立的文学场，以纯粹的美学姿态，排斥艺术对道德诉求和功利目的的追逐。在与对立诗学的论争中，这种显在的排他性体现得尤为鲜明，它以纯粹的审美目光排斥、净化大众化诗学，进而将无功利的艺术审美指定为神圣领域。事实上，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中国社会形势的客观变化，因为强调诗歌本体观，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排斥社会政治等外在标准，也使自身因疏离主流诗学不得不面临被“边缘化”的境遇。

二是锐意的变革性。审视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发展轨迹，从观念内涵的阐释，到艺术法则的应用，及至审美风格的张扬，诗学自身凝聚着先锋的精神品质和强劲的变革力量。诗人和诗论家深切感受到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认为其症结在于新诗发展偏离了审美轨道，如不重新唤起诗歌本体意识的自觉，就无法真正推动新诗现代化。正是缘于“诗本体”的强力牵拉，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对纯诗、象征、意象、晦涩等核心命题的阐释，都表现出本体意识的理性自觉，并以变革姿态积极建构诗学空间。它以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为着眼点，表现现代人深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重新确立现代诗学的审美品格；它以暗示为核心，强调知性化、戏剧化和间接性的表达原则，以新的感知方式把握世界；它不再遵循新诗既有的诗学规范，在诗歌形象和审美层面打破传统的逻辑限定，展开艺术实验，强调审美距离，彰显创新性和先锋性，成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特质的主旋律。当然，处于新诗现代化的复杂进程中，任何诗学变革都要面对来自不同立场的力量阻碍，甚至是论争。由此，在审美观念变革中面对冲突，在对峙冲突中实现自我提升，成为现代象征主义诗学“革命性”变革的基本态势。

三是西方的参照性。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以西方象征主义诗学为参照系，其诗学框架和内在机理多是对后者的借鉴吸收。纯诗、象征、意象、晦涩等核心命题的内蕴都受到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思想的浸染，其认知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取法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特有的非理性逻辑。从这一角度说，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不折不扣地显出“西方”特征。客观来看，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潮流的全球化，中国传统诗学向现代的转换，在这二者交互并存的文化语境中，“西方”特征实在是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不以特定民族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这种“西方”特征显然不等同于西方象征主义诗学本身，而是本土语境对之“过滤”的结果，后者的影响程度和轨迹必然受到一定因素的制约。因此，论及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西方参照性，不简单意味着全盘模仿西方，而是“拿来主义”思维产生的能动作用，是为推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而积极地借鉴利用。

四是隐在的传统性。如果说，西方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影响是显在的、直接的，那么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则是隐蔽的、间接的。具体来说，由于受到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过滤”和“塑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必然承继传统诗学的某些风貌，这种承继显得既微妙又关键。它或是诗论家不自觉的“集体无意识”，或是被西方“他者”所激发的对传统的自觉怀念。无论是不自觉的契合，还是自觉的历史继承，在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大文化背景下，古典诗学传统的“复活”都是局部的、不完整的。一方面，象征主义诗论家重构传统诗学的自觉度不同。如相比穆木天对传统诗学的浮光掠影，梁宗岱的诗学话语更多地嵌入兴、情、景、意、象、含蓄等中国传统诗学范畴，意在将象征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接轨；另一方面，传统诗学质素对象征主义诗学命题所产生的影响具有程度差别。例如，在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过程中，古典诗学的“意境”“意象”“含蓄”等范畴获得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确切地说，古典诗学传统在融入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同时，大多经过改造和变异，其传统身份的确认需要仔细辨识，这也证明古今诗学之间的联系是隐蔽的、间接的。

总之，通过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和审美风格等方面的探索，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本体世界，在诗学自身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中，其极具现代意义的品格特质也得到鲜明呈现。对诗学建构历程和风貌的揭示是本书的研究目标，那么，立足新诗本体建设，就象征主义诗学核心命题而言，其诗学内涵和发展态势如何，“诗本体”的追求经历怎样地曲折，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这些问题得到何种程度的展现，本书又将通过何种研究思路和方法重新认识诗学生动而复杂的“面孔”，进而实现对诗学建构历程的整体观照，对此作出进一步说明是十分必要的。

三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象征主义诗学所起的作用颇受关注。在其影响接受中，经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戴望舒、梁宗岱、袁可嘉等人的理论阐释和积极建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理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步，至30年代的发展和40年代的深化，已形成相对完整的诗学体系，为中国新诗走上“本体”之路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性的理论支撑。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大解放，象征主义研究重新进入学术视野，成为新时期研究中国新诗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课题之一。关注象征主义诗学的研究者逐渐增多，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已经问世的研究论文中，有专注李金发、穆木天、戴望舒、梁宗岱、袁可嘉等象征主义理论家的个案研究；有立足新诗流派视角开展的象征主义诗学断代研究；还有“纯诗”“象征”“意象”“晦涩”等象征主义诗学范畴研究。研究成果或重新发现并肯定诗人在诗歌理论领域的贡献，或通过诗论家诗学成就的阐释，揭示其为新诗现代化而作出的自觉努力，而对具体诗学观念的剖析，则展示了象征主义诗学内涵的深度和掘进的力度。从近年来出版的关于象征主义诗学研究的论著来看，孙玉石、金丝燕、尹康庄、吴晓东、张大明、陈太胜、许霆、曹万生、贺昌盛等都有一定的建树，[4]他们在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掘梳理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译介的历史资料，总结概括中国现代诗人接受象征主义的特点和规律，阐述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现代诗学建构中的意义和价值，揭示中国现代象征主义从发生、发展到成熟转化的基本历程。毫无疑问，这些学者的努力，已经把象征主义研究推向细致深入的学术境地。

上述研究成果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象征主义诗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如果考察研究者对象征主义理论的阐释分析，可得出两种普遍的研究模式：一是以诗歌流派或诗论家研究为框架，以观念阐释为核心，系统分析象征主义诗学命题，揭示诗学主旨的体系构成，呈现中西融合的现代理想追求；二是从诗与诗学的双重视界出发，运用二者互证的研究策略，呈现象征主义诗学“现代”的进化线索，揭示其与新诗现代化的同步历程。但问题是，当我们把握了象征主义诗学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动向，理解其中西融合的诗学特质时，明显感觉到，前一种研究模式只凸显诗学本身的思想内涵和体系构架，而忽视了象征主义诗学思想在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境况；后者的研究在中规中矩的谈论中，虽然揭示出象征主义在中国现代诗歌和诗学领域的发展脉络，但程式化的研究结构和基本结论有似教科书常识，遮蔽了象征主义在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所承受的诸多质疑和指责，而这恰好是其在新诗本体探寻中的曲折“遭遇”，是一种诗学体系最为重要的建构细节。正如布罗茨基所言：“一个清晰的概念固然美妙，但它所指的永远是斩去松散边角的含义的浓缩体。而在现象世界中，松散的边角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相互交织的。”[5]该如何发掘象征主义诗学建构被忽略的“松散边角”呢？

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建构源自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体验。按照胡塞尔关于体验的认识，这种现实体验是一种交流活动的发生。他认为，“每一体验本身就是一生成流”[6]，这种体验不仅是体验自身的生成流，更为重要的是一种话语生成流。也就是说，诗论家对新诗发展处境的体验决定其诗学话语的生成，激活其诗学话语流。诗学话语诞生后，与诗论家脱离“脐带”关系，获得相对独立性，此时，诗学话语的“社会效应”和接受者的“心灵回声”，决定着诗学话语能否实现其思想价值、美学价值乃至社会价值。当一种诗学观念的接受群体越多，诗学话语的“效益”值就相对增加，就会从静态的思维世界转入动态的效用验证空间。而在特定的生存背景或发展境遇中，一种诗学话语或精神被接受时，受众的立场和态度会有差别，或是认可，或是排斥，这也是诗学体系顺利建构和地位确立的关键因素。

按照上述理解，前述两种研究思路所忽略的“松散边角”，正是指受众对象征主义诗学话语的效用验证。由此，本书选择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为研究对象，必须规避“现代发展进程论”和“中西融合论”两种习见的研究思路，不能仅对象征主义诗学思想作单纯的“整理工作”，更要发掘其“生存”层面的“松散边角”，考察诗学命题在体系建构中的“存在”活力，揭示其维护自身地位的“抗争”精神，展现诗学复杂的生存空间。在这一目标驱动下，研究选择以下维度，作为问题展开的基本思路。

首先，选择诗歌创作维度，考察象征主义诗学命题从理论到实践的转换态势和表现样态。如前所述，诗学体验一经具体阐释，便会作为一种话语存在，其诗学地位的确立必须经由受众“检验”。就诗歌领域而言，受众作为一个群体概念，大体包括读者、诗人和批评家。读者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主要建构主体，因为古代诗论以关注“成品”阅读、汇集“成品”知识、传达个人鉴赏心得为主要特色，是一种读者“鉴赏论”。而中国现代诗论关心新诗创作经验问题，思考主体创作规律，揭示艺术创作奥妙，探讨创作者复杂精神活动，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再参与诗论建构，诗人具有发言权，并成为诗论的阐释主体之一。就此而言，诗人对诗论的具体理解，也直接关系到诗歌的创作和发展，诗论内化于诗人的创作，经由诗歌实现转换和表现，从单纯的理论意义转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从这一理解出发，我们把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置于现代诗歌的创作空间，考察观念与诗歌之间相互促动与提升的具体样态，以及在矛盾中寻求统一的转换态势，以此呈现现代象征主义诗学命题在诗歌领域的真实风貌。

其次，立足诗学批评维度，考察象征主义诗学命题所引发的审美效应，及其在批评实践中获得的丰富内涵。批评家作为诗学话语的受众者，其对诗学命题内涵的理解程度和认同态度，都蕴含于批评实践中，就此而言，批评家也是诗学观念的历史建构者。这种建构方式与观念的理论阐述不同，一方面，通过诗学观念主旨的把握，在诗歌品评中突出观念主导作用，逐步深化其诗学内涵，使静态理论在批评实践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它还摆脱狭隘的观念立场，在更大范围就诗学命题展开批评探讨，发掘诗学命题的丰富内涵。所以，审视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密切相关的批评实践，可以揭示其对象征主义诗学体系构建产生的推动作用，彰显批评领域的诗学建构活力。

最后，把握诗学论争维度，考察象征主义诗学命题为取得“合法地位”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中国古代诗学崇尚静观默识的体悟，与之不同，现代诗学则追求积极主动亮出立场，即许多诗歌理论问题都是通过多方建设性的探讨完成的。但因中西方文化碰撞和时代风云变幻，现代诗歌观念变化和艺术革新处于较为复杂的文化语境中，所以，面对同一个理论问题，不同立场的新旧双方必然会意见相左，甚至发生论争。讨论与论争也因此成为现代诗学建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在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历程中，围绕“象征主义”“纯诗”“晦涩”等核心命题，都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和激烈的论争，但遗憾的是，这些建构细节常被当作分离的“碎片”，很少纳入研究的整体范畴。事实上，对立双方的论争交锋正是诗学体系建构态势的复杂表现，影响着诗学合法地位的确立。为此，重新审视围绕象征主义诗学核心命题而发生的数次论争，回到“历史现场”，透视论争史实，呈现诗学建构阻力，阐发诗学地位确立的复杂因素，十分必要。

基于以上考虑，本书以诗歌本质、艺术形式、审美价值三方面为结构框架，将“纯诗”“象征”“意象”与“晦涩”等核心范畴，置于20世纪上半叶新诗本体探寻的现代化进程中，以诗歌创作、诗学批评、诗学论争等维度为切入点，考察象征主义诗学观念的审美自觉及其生存样态。当然，具体研究中，三个维度的关注并非均衡。对于诗歌本质方面的“纯诗”探求，围绕观念的审美自觉、“纯诗”批评实践、“纯诗”与诗的纠葛、与“国防诗歌”论争等问题，综合展现走向诗本体的“纯诗”之路的发展状貌；对于艺术形式方面“象征”与“意象”的审美创造，重点突出其“变革性”的理论内涵及其通过诗歌实践所获得的独特风貌；在论证现代诗歌“晦涩”审美价值观的同时，注重从批评维度揭示诗歌“晦涩”产生的复杂原因及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本书还特别关注现代解诗学的批评实践，它避开复杂的理论纷争，独辟蹊径地找到解读“晦涩”诗歌的钥匙，是对“晦涩”审美价值观极具说服力的认同。此外，透视“晦涩”论争，也意在揭示来自文学本体之外的因素对审美价值认同产生的影响。还需说明的是，推动新诗获得本体意义上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形态，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本质所在。因此，新诗现代性的本体追求，是问题研究的内在逻辑脉络。

本书以1918年至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为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其核心命题。单就每个诗学命题而言，我们努力采取多角度的观照方式，以问题意识凸显诗学建构整体风貌。在具体行文中，20世纪上半叶，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从起步建设，到成熟深化，及至开放融合，这一线性发展脉络成为论述问题时遵循的隐性时间。本书综合运用审美批评、现象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批评与研究方法，深入分析阐述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的建构历程。

孙玉石先生曾言：“任何新文学的流派，包括新诗的流派，不应该生存在学院式的理论抽象和臆想中，而应该存活于有血有肉的历史里。过分主观的对于历史的任何‘整合’都会失去太多的历史的真实性与丰富性。”[7]这样的理性断言为诗学体系研究提出了警示。本书从诗学核心命题的生存样态出发，系统考察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体系的建构，目的在于把诗学建构从抽象的概念分析和枯燥的理论阐释中解救出来，在“有血有肉的历史里”，呈现其真实性和丰富性。但任何研究在实现既定目标时，都会有不足之处。本书立足象征主义诗学立场，在中国现代诗学发展中，分析论证“纯诗”“象征”“意象”和“晦涩”等核心范畴，此外，还有许多非象征主义立场的诗人和诗论家，也对它们作出有意义的诗学阐释，尽管研究过程中努力整合这些理论言说，但限于题旨，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些诗学范畴在现代诗学中的建构全貌，只待今后另行成篇弥补此遗憾。

注释

[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2][美]R.韦勒克：《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刘象愚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3]赵沛霖：《兴的源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4]孙玉石：《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金丝燕：《文学的接受与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尹康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晓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曹万生：《现代派诗学与中西诗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陈太胜：《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许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论稿》，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张大明：《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贺昌盛：《象征：符号与隐喻——汉语象征诗学的基本型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美]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6][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页。

[7]孙玉石：《何时成为一匹有野性而又聪慧的狼呢？——新诗流派与诗学批评发展断想》，《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