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七年”作为当代文学史概念的历史内涵
从时间属性来看，如果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属于过去时态的文学存在的话，自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则既有历史性，也有动态性和当下性，或者说是完成性、未完成性和未来性的融合。将近七十年的当代文学在时间的淘洗、文学接受与评价中不断完成经典化的淘汰、选择与正典化的过程，同时研究者也逐渐形成了关于当代文学论述的概念、范畴、体系与理论。
洪子诚在1998年曾经提出：“加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首先遇到的是对‘当代文学’概念的辨析。”他认为，“应从概念的相互关系上，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运动开展的关联上，清理其生成的过程”。[1]也就是“想看看‘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是如何被‘构造’出来和如何被描述的”。[2]
承续洪子诚清理当代文学概念缘起、演变及其结果的思路，本书抓住当代文学的重要时段——“十七年”，亦即1949—1966年这一时期来清理其能指命名背后的所指本质。[3]正如洪子诚所说明的：“由于参予这种构造、描述的，不仅是文学史家对一种存在的‘文学事实’的归纳，因而，这里涉及的，也不会只限于（甚至主要不是）文学史学科的范围。”[4]从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性质来看，更多与时代的政策、路线、运动、思潮、事件等相关。
一 “十七年”是一个时间概念
自1966年以来，“十七年”文学这一说法在中国当代史学与文学研究领域通过官方权威表述与学界学术命名，已经成为固定的术语与概念。学界通常认为，“十七年”是指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出台之间这一时期。后面这一文件的发布意味着中共中央在舆论上正式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5]“五一六通知”不仅撤销了一个坚持学术立场的政治报告，而且将文化革命的班子、机构一并撤换；不仅如此，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后来实际上承担了中央办公厅的功能。原本力图将学术讨论控制在学术范围的《二月提纲》，被八届十中全会的阶级斗争狂流摧毁了。
“十七年”文学创作与批评取得了很多成就，也走过很多弯路，这段历史本身就具有极其复杂的多重因素，需要从不同层面进行剖析和反思。本书之所以探讨“十七年”文学的时间分界，意在对这一人们习惯性使用却未必反思其思想内涵的概念进行一番知识学考古。
实际上，“十七年”这一说法不仅仅是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界划分文学发展的阶段而出现的历史界标，据笔者查考《人民日报》，自“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和主流媒体的文章都经常以“十七年”为时间段，来区分中国当代社会的不同阶段。[6]
“五一六通知”发布不久，《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该文批判的对象是：“批判旧世界，批判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来毒害劳动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批判一切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思想。”[7]进行这一切批判的原因是：“我国解放十七年来，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长期激烈的斗争，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突出出来的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批判的目的是重建，要重建新中国的“新世界”。“我们要建设新世界，就必须破坏旧世界，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就必须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及其影响。”[8]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论战是政治运动的先导。“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每一次大论战，都是一次革命跃进的序幕和信号。我国解放十七年来所经历的多次思想大论战，每一次都为革命的火车头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当前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化大革命，必然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飞跃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大跃进。”[9]上面的论述不仅说明了“十七年”是“文化大革命”路线的准备、酝酿与逐步推进的阶段，而且进一步肯定了“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大跃进”。
二 “十七年”是一个政治概念
将“十七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时间段抽取出来，是因为它与前后的历史时期相比，具有独特的政治思想特征。其起点1949年意味着旧中国的消亡和新中国的成立，其终点1966年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视为新的历史时期的肇始。
1949年与1966年被视为不同思想路线、新旧两个世界的分界点。1966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了150 万人的游行队伍，也进行了发动红卫兵的政治总动员。他在10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道：“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不仅如此，他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10]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文化大革命”进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阶段，不久刘少奇遭到政治批判。
1966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虽然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十年之间，文学批评、观念、运动具有一定的内在连续性，但是二者的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可以从林彪1966年的国庆谈话看出。林彪在集会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七周年，在我国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在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十七年。”[11]林彪肯定了十七年的发展成就，但是，更加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胜利形势。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12]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场革命之所以势在必行，非此不可，是因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出现修正主义的统治，就会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13]《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写道：“十七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胜利。”[14]1966年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转折点，无疑也是中国文艺事业的转折点。
如果说上面对“十七年”作了正面肯定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之后，“十七年”被视为一条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加以颠覆。这两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刘少奇。
1967年3月，刘少奇被视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点名批判，出现在由戚本禹执笔，经毛泽东审阅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该文写道：“十七年来，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个全面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15]1967年4月上旬，《人民日报》攻击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16]“十七年来，一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17]上述批判，直接从政治角度否定了“走资派”所领导的“十七年”。
三 “十七年”是一个政治符号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十七年”被视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时间符号，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对“四人帮”的批判叙述中可以看出来。《人民日报》认为“十七年”是四人帮提出的“一个地地道道的极右派口号”。“‘四人帮’恶毒攻击‘十七年’，我们就要热情歌颂‘十七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时期。这十七年，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十七年，是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的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胜利的十七年。”[18]如何评价“十七年”？如何将“十七年”与“文化大革命”划开界限，而与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就是新时期相对接？这是国家意识形态部门要解决的历史叙述的延续性问题，因为“对十七年的历史能否给以正确的估价，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是大非问题”。[19]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十七年”的否定与肯定，反映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幽暗面，也体现了历史判断一定程度的无奈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