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奉时圭臬 经纬天人

第一节 空间体系的建立

如果说人类文明的发生是从初民有意识地对时间与空间的规划开始的，那么时空问题便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对相关问题的澄清不仅关系到对传统时空观的认识，甚至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传统文明的理解。

一 二绳四方考

古人规划时空，只对天象做大略地观测显然没有意义，这要求人们必须学会通过星象天球视位置的改变完成对时空的精确测量。中国传统的观象方法有偕日和冲日两种方法，由于冲日法在观测精度上远优于偕日法，因而成为中国古代先民更普遍采用的方法。事实上，以冲日法观测恒星必然导致对恒星上中天观测的重视，这对于夜晚观测恒星的位移虽然毫无影响，但白昼碍于太阳过于明亮，这一工作则难以进行。因此，中星观测的古老传统需要先民在利用太阳视位置的行移变化解决时间问题的时候并不直视太阳，而只揆测太阳的影子，从而创造了立表测影的传统观测方法，并借此建立起恒星与观测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众所周知，日影在一天中会不断地改变方向，如果观察每天正午时刻的日影，一年中又会不断改变长度，因此，古人一旦掌握了日影的这种变化规律，决定时间便不再会是困难的事情。事实上，表作为一种最原始的天文仪器，它的利用不仅是古代空间与时间体系创立的基础，而且毫无疑问是使空间与时间概念得以精确化与科学化的革命。因此，表的发明对于人类文明与科学的进步而言，其意义是怎样评价也不过分的。

初民对于日影的认识显然源于自己的身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人影会随之呈现方位与长短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预示着空间与时间的变化。于是人们逐渐懂得可以根据日影的变化最终解决时空问题。事实上随着天文学的进步，先民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仅满足于了解自己身影的朴素阶段。为规划更精确的空间和时间，人们就必须提高日影的观测精度，这使先民模仿人体测影创造出了可用的天文仪具，这就是髀表。

将表立于平整的地面上测影定向并不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古人通过长期的实践可以使这种辨方正位的方法日趋精密。《诗·鄘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传》：“定，营室。方中，昏正四方。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东西。南视定，北准极，以正南北。”显然，为了将方向定得尽量准确，依靠星象的校准当然也很必要。

利用髀表规划空间显然是古人解决时空问题的基础工作。原始的辨方正位的方法见载于《周礼·考工记·匠人》，文云：

匠人建国，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周髀算经》卷下对这种方法也有描述：

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这种方法的具体做法是，先将地面整理水平，并将表垂直地立于地面，然后以表为圆心画出一个圆圈，将日出和日落时表影与圆圈相交的两点记录下来，这样，连接两点的直线就是正东西的方向，而直线的中心与表的垂直连线方向则是正南北的方向（图2—1，1）。当然，为了保证方向定得准确，还要参考白天正午时的表影方向和夜晚北极星的方向。这种方法只需一根表便可完成，因此比较简单。但是，由于日出日落时表影较为模糊，与圆周的交点不易定准，所以相对而言，运用这种方法确定的方向也应比较粗疏。

西汉初年的《淮南子》一书保留了另一种测定方位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必须运用两根甚至更多的表来完成，所以测得的方位，其精度也要比前一种方法提高很多。《淮南子·天文》云：

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它的具体做法是，先立固定的一根定表，然后在定表的东边十步远的地方竖立一根可以移动的游表，日出之时，观测者从定表向游表的方向观测，使两表与太阳的中心处于同一条直线；日落时，再在定表东边十步远的地方竖立一根游表，并从这个新立的游表向定表的方向观测，也使两表与太阳的中心处于同一条直线。这样，连接两个游表的直线就是正南北的方向，两游表的连线与定表的垂直方向便是正东西（图2—1，2）。

《淮南子》的记载以为，必须使用一根定表和两根游表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其实，只要将第一根游表定准的位置记录下来，这根游表便可以用来校准第二个位置，这使此法实际只需一根定表和一根游表就绰绰有馀了。

事实上，如果我们以定表所在的位置为圆心做一大圆，那么游表只是围绕着定表在这个圆周上游移。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得到辨方正位的另一种可能。这就是说，假如在日落时人们不是从游表向定表的方向定位，而仍然要求从定表向游表的方向观测的话，那么结果同样十分圆满。人们只需要将校准第二个位置的游表从定表的东边沿圆周游移到定表的西边，使其置于定表和落日之间，这样，只要使两表与太阳的中心处于同一条直线而定准游表的位置，那么它与游表所校订的日出位置的连线就是正东西。

《考工记》所记载的定向方法相对原始，因此可以视为古人最早学会的方法。利用这样的方法建立相对精确的方位体系当然并不困难，事实上，定向与定时的精确化有赖于方法的精确化，显然，原始的方位体系虽然相对准确，但却不会是精确无误的。

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与时间观是密不可分的，传统时间体系的建立事实上是通过对空间的测定完成的。当人们发明了表这种最原始的天文仪器之后，他们其实已经懂得了如何利用对空间的测量最终解决时间问题。这一点通过对古代文字的分析其实也很清楚。很明显，如果说商代甲骨文的“昃”字是古人通过太阳天球视位置的变化所投射的倾斜的人影而反映日中而昃的时空联系的话，那么相对于昃的概念则是中。商代甲骨文和早期金文的“中”字作“”，或作“”，又省作“”，其字形无疑再现了一种最古老的辨方正位的方法，这便是立表测影。殷卜辞常见“立中”之贞，即立表正位定时。[1] 而“中”字所从之“”或“丨”实乃测影之表，而于表中所画之“”最初则为《考工记》、《淮南子》诸书所记计量日影的圆形限界，故“中”字字形所表现的恰是立表于限界中央而取正的思想。显然，“中”的概念并非只相对于左、右而言，即一条直线的取中，而是相对于东、南、西、北四方而言，即平面的取中。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观以邑制取自为规之形而居中，遂称“中邑”；殷代的政治统治中心位于四方的中央，所以相对于四邦方而称“中商”。卜辞云：

戊寅卜，王贞：受中商年？十月。　　《前》8.10.3

己巳王卜，贞：[今] 岁商受 [年]？王占曰：“吉。”

东土受年？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粹》907

这便是殷代五方观念的体现。[2] 很明显，商与东、南、西、北四土相配而位在中央，故称“中商”，可明“中”之所指本为四方之中央。尽管甲骨文和金文中这两个繁简“中”字的用法在周代已经变为中央之“中”与伯仲行次之“仲”的分化，但在商代却还主要反映为方位与时间的区别。显然，“中”字不仅强调了日影取正的本义，从而建立起古人对于空间取正与时间取正的联系，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观念的渊薮。

如果说古文字“中”字的形构特点印证了《考工记》、《淮南子》有关测影定位的古老方法的话，那么这种辨方正位的工作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很明显，不论使用定表还是附以游表，最终测得的空间方位只呈现为一个“＋”形图形（图2—1），这个图形所表现的当然只能是东、西、南、北四方，因此“＋”便成为中国古人对于空间认识的最基本的图形。

对于这个简易图形，古人赋予了其极朴素的名称——二绳。《淮南子·天文》云：

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3]

高诱《注》：“绳，直也。”这个训释其实并不准确。钱塘《补注》：“南北为经，东西为纬，故曰二绳。”事实上，古人立表测影以正定四方，最后一步工作必须用准绳度量以连接表影与圆周的两个交点，其中用以度量南北方向的为经绳，度量东西方向的为纬绳，这才是先民将表示四方的“＋”形图像称为“二绳”的根本原因。《淮南子·本经》：“戴圆履方，抱表怀绳。”讲的就是这个事实。“二绳”图形不仅构成了中国传统方位的基础，同时也是汉字“甲”字的取形来源。由于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这意味着取自二绳“＋”形的“甲”字可以被古人放心地移用作为十个天干文字的第一字，并以此记录空间和时间。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显然还留有这种古老思想的孑遗。《说文·十部》云：

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

数字“十”的字形虽然在秦篆中与今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但甲骨文、金文则写作“丨”或“”，并不具有二绳的形象。然而，尽管许慎错误地将五方空间的概念赋予了数字“十”，但这种将二绳的形象与数字“十”加以联系的做法却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玄想。如果从古人辨方正位的传统思考，那么可以认为，许慎对于数字“十”形构特点的阐释其实正体现了先民对于“甲”字所呈现的二绳内涵的固有认知。

早期先民对太阳的崇拜使他们很早便懂得了如何利用太阳运动来解决自己在方位和时间上所遇到的麻烦，这个工作当然是通过立表测影的方法完成的。《淮南子·天文》记述了古代盖天家所具有的独特的宇宙观，其以二绳四维构筑地平空间，体现了一种显然通过立表测影逐渐发展起来的朴素的空间观念。

“二绳”无疑是中国传统空间体系中表现东、西、南、北四方的基本图形，这当然也是用以表现地平方位的基本图形，如果配以十二支，则东、西纬绳“—”必系之以卯、酉，北、南经绳“丨”则系之以子、午，正象东、西、南、北四方。然而子午、卯酉虽然标示着四方，但二绳的交午处则为中央，因此，“二绳”图像所表现的其实并不仅仅是四方，它其实已通过二绳的互交而构成了五方。显然，从中国传统的空间观念考虑，二绳作为传统五方空间基本图形的事实是相当清楚的。

考古资料显示，以二绳为基础的空间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存在，相关知识不仅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物上已有充分的反映（图2—2），[4] 而且先秦器物上的二绳图像经常刻画得极为逼真。东周青铜器盖面装饰时有以两条形象的绳索纹交午而呈二绳图像，且二绳的四极位置与交午的中央皆饰有太阳图像（图2—3；图2—4），明确表现了二绳本所具有的古人测影以定四方的文化内涵。这一基本事实意味着，古代礼制遗存中普遍出现的“＋”形图像都宜视为二绳观念的体现，其内涵无疑反映了早期先民对于空间与时间的朴素认知。

河南杞县鹿台岗曾经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礼制建筑遗迹，平面呈外方内圆，颇有古明堂之风，其居内的圆室之中有一呈四正方向的二绳图像，宽60厘米，以花黄土铺成，与房内地面的灰褐色土迥然不同（图2—5），[5] 显示出时空观对于礼仪制度的重要作用。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属于夏代或先夏时代配合立表测影使用的水平校准仪，上部为盛水的圆盘，下部承盘支座则呈指向四方的“＋”形（图2—6；图2—7），[6] 显然也是借二绳图形的设计以完成校正方位的工作。

比龙山与陶寺文化稍晚的二里头文化青铜钺与圆仪上的“＋”形符号对于说明这一问题显得更为直接，[7] 这不仅因为青铜钺本身就是象征王权的仪仗（图 2—8），圆仪可能属于星盘，而且更重要的是，二绳图像的设计方式明确反映了古人对于原始律历的理解以及与此相关的一整套数术观念，这使得位于十干之首的“甲”字本身的记时功能通过二绳图像作为原始记时体系基础的方位概念的建立得到了彻底的体现。[8]

与龙山时代布设二绳图像的方圆遗迹相同的遗物在西汉景帝阳陵德阳宫遗址也有存留。阳陵坐落于陕西咸阳东北的张家湾，而德阳宫遗址位居阳陵及王皇后陵正南方400米处，东西长120米，南北宽80米。地表散布铺地砖和瓦砾，并有一条古道与景帝阳陵相通。遗址中心部位有一夯土台，为其主体建筑的台基（图2—9），其上部中央置一正方形石板，边长1.7米，厚0.4米，石板上部加工成直径1.35 米的圆盘，圆盘中心刻二绳图像为凹槽，槽宽3厘米，深2厘米，经测定，方石呈正方向放置，圆盘中心的二绳图像正指东、西、南、北四方，当地村民俗称为“罗经石”（图2—10）。[9] 从形制分析，此“罗经石”与鹿台岗龙山时代方圆遗迹别无二致，因此应是古人根据日影测定方位的校正仪器，其以二绳图像校准四方，而刻出凹槽，则为定向时于槽中注水以求水平（仪器注水时应有物堵塞“＋”形凹槽四端），显然这种定向仪器实际就是后世校正东、西、南、北四正方向的正方案的祖型，其置于陵园的德阳宫中央，起着校准整座陵寝方位的作用，所以也是阳陵陵寝的方位基准石。《周礼·叙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郑玄《注》：“辨，别也。”《尚书·召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此“辨方正位”即谓营建生居或茔域之前辨正方位的工作，目的则是为规划端正宫庙陵寝之位。而西汉攻位石案的发现不仅可以印证龙山时代同类遗迹所具有的相同性质，而且可以追溯出中国古代这种独特的测影定位仪器一脉相承的发展历史。

古人以二绳图像表现的空间概念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古人据立表测影而端正四方，所以二绳图像所象征的方向当为居于正位的四方或五方。其二，古人以经纬二绳量定四方，这导致了原始的“方”的概念只能是二绳直线的延伸，而并不具有平面的意义。《说文·方部》：“方，倂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事实上，古文字的“方”本取船榜之形以构字，[10] 而船榜把握的行船方向只能是直线。显然，“方”字的创造取自船榜准确地体现了方位之“方”的原始涵义。许慎训“方”虽不确切，但其将“方”与船相联系，仍可见古人以行船所呈之直线特点以表现“方”所具有直线方向的本义。

二 五位考

中国传统空间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从四方、五位到八方、九宫的发展过程。四方是指东、西、南、北四正方向，古人又名之为“四正”；五位则是东、西、南、北、中五方的平面化；八方是指四正方向加之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四维；九宫则为八方和中央。在这些空间概念中，“方”与“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方”本指一条直线的延伸方向，而“位”则是平面化的“方”。因此， “方”与“位”虽然不同，但是由于四方、八方乃是五位、九宫的形成基础，所以“方”、“位”两个概念完全可以相互表示。

四方的建立显然只是更为复杂的方位体系的基础而已。正像有日出就一定会有日落一样，从传统辨方正位的方法考虑，东、西或南、北两个相对方位的认知实际是同时获得的。在系统的空间观念中，四方和五位当然只是方位的基础，而八方和九宫则体现着对前两个方位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古人既可以十二地支平分地平方位，也可以分配八方，其中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平分四方则为四维。二绳的互交构成东、西、南、北四正方向，二绳或四钩的平分便构成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四维。这个图形虽然表现了完整的空间观念，但相应的观念却无不是在二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只有二绳的观念得以建立，中央的观念才可能自然地形成。因此，五方的观念虽然基于四方而出现，但古人认识它却不会是在四方体系形成之后很晚的事情。换句话说，假如古人在很早的年代已经习惯于用二绳的“＋”形图像表示四方，那么这种图像实际已经蕴含着五方。同样，当两个“＋”形图像转位叠加而构成八方的时候，其实是对二绳平分的结果，它所表达的方位概念当然是由八方加之中央交点的中方所构成的九方或九宫。

所谓“五位”其实就是《淮南子·天文》以二绳为中心的四钩以内的部分，这部分空间构成的图形即呈现为“亚”形。《淮南子·时则》云：

五位：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皞、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两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汉之所出，众民之野，五谷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洪水之州，东至于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

很明显，五位“亚”形的空间观念实际正是二绳观念平面化的结果。然而二绳何以能够发展为五位，其中则体现着古人的朴素认知。诚然，二绳的观念源自立表测影所获得的以准绳度量四方的做法，而将直线扩大为平面的工作其实并不困难，只要使二绳不断地积累下去，直线式的二绳便可以最终扩大为平面化的五位。这种积绳成面的联想显然来源于古人熟悉的日常纺织的生活经验。换句话说，由于先民测量四方的工作需要通过二绳而取直，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可以根据纺织的经验很容易懂得，从“方”到“位”的发展其实体现的正是由“线”到“面”的发展，这个过程实际只需通过线的积累便可以完成。显然，这种做法与构成五方的两条直线取名“二绳”具有清晰的因果联系。

距今七千年的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底部刻画图像提供了大量极具说服力的物证，[11] 近乎完整地展现了这些思想的发展历史。其中一些陶器仅刻有简单的二绳图像（图2—2），而另一些图像则反映着从二绳所表现的四方或五方到五位的平面化过程，这个过程从简单的两个二绳图像的叠交开始（图2—11），经过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更多的二绳的积累而完成（图2—12），明确表现了二绳通过积绳成面而形成五位的趋势。相关的证据在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图像中也有发现，[12] 侯家庄1400 号大墓所见铜盘底部即铸有经二绳的叠交积累而使五方渐成五位的图像（图2—13，2）。在通过积累二绳而使五位形成之后，五位的四隅则势必留有四个矩形缺口，这便是“四钩”观念的由来。显然，如果我们简化这个空间观念的演进图式，而将子午、卯酉二绳之外其他交午的直线省却，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空间图形便只具有作为方位基础的“二绳”以及规划四隅的“四钩”。殷墟青铜器上相关的空间图形同样展现了这种简省过程，侯家庄1400号大墓出土的另一件铜壶底部即清楚地留有这种图像（图2—13，1）。

事实上，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图像中同样表现有四钩（图2—14），这意味着通过积累二绳而使五方逐渐平面化的工作早在七千年前就已完成。直至汉代，这种积绳为方的观念在先民的记忆中仍然非常清晰（图2—15）。

这种由二绳与四钩组成的图像，秦汉时代则名之曰“日廷”。湖北荆州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竹简即存有此种图像，[13] 可见这一空间观念的悠久传统。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竹简也见此种图像（图2—16），且自名曰“日廷”。[14] 通过“日廷”的名称尚隐约可见古人对于这种图形实出于先民立表测影的记忆，这个认识至少在汉代还相当清楚。《论衡·诘术》云：

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与子连。所谓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将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从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图甲乙有位，子丑亦有处，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营卫，常居不动。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东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与日廷异，何谓甲乙为日之名乎？传统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为十日，也称日名。十日之名来源于十日神话，古人则用以记录日廷图中的五方及五位，这一点在周家台秦简中看得很清楚。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则来源于十二月神话，古人又用其记录由立表测影所建立的地平方位，也就是日廷图中的二绳和四钩，即十二地平方位。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空间方位中从十干至十二支的发展恰好反映着由二绳表现的五方逐渐向平面化的地平十二方位的发展，这种方位观的确立显然只能出于人们对于日行东西的观测。

日廷图中四钩廓划的空间呈现为五位图形，这个图形其实即构成了所谓的“亚”形，它不仅是汉字“亚”字字形的取象来源（图 2—17），而且由于其直接源自立表测影，因而体现了人们对于大地形状的基本认识。显然，由二绳“＋”形扩大为五位“亚”形，其观念的发展相当清晰。古人以为大地的形状呈现“亚”形，殷墟王陵的设计思想即以“亚”形的墓室象征大地（图2—18）。不啻如此，这类体现五方的二绳或体现五位的“亚”形如果铸刻于生活器皿，则皆出现于器物的底部，这种设计无疑也是一种独特宇宙观的反映。很明显，“亚”形大地观的传统虽然可以从商代王陵“亚”形墓室结构的设计理念中追溯出来，但这个时代其实并不古老。双墩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画图像已经呈现出通过四钩的廓划或二绳的积累而形成的“亚”形（图2—19），因此，这种以“亚”形为基本特征的大地观，它的建构事实上在七千年前早就被古人完成了。

三 八方九宫考

四方、五位观念的发展便是八方、九宫。方位之所以能由四方衍生为八方，最关键的一步是要在四方的基础上认识四维，也就是懂得将四正方向相邻的二方平分为东北、东南、西北和西南。如果古人习惯于以二绳图像“＋”表现五方，那么平分四方后得到的图形“”便可以用来表现八方和九宫。《史记·龟策列传》：“四维已定，八卦相望。”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洛书玉版，[15] 其八方图像的外层列有四维（图2—20），即在强调四维对于构成八方系统的关键作用。事实上，古人为表现方位由四方五位到八方九宫的发展，在空间图形中特别强调四维的做法是十分普遍的。距今七千年前的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出陶器底部即绘刻有表现四维与四钩的图像（图2—14），而在战国至汉代的遗物中，这类强调四维的设计更俯拾皆是。它们有时通过交午的两条直线平分四方以表现四维（图2—21），有时则以指向四维的四个璇玑符号表现四维（图2—22），[16] 手法虽异，但异曲同工。[17] 这些证据表明，以二绳、四钩、四维为核心的传统空间观不仅至少在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形成，而且被先民们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五方或五位添加了四维便形成了九方或九宫，准确地说，方与位的不同只表现为点线与面的区别，显然，当古人意识到表示四方的二绳可以扩大为表示四个区域的面的时候，那么表示四方的两条相交的直线便可以扩大为互交的两个矩形，从而形成五位，其中二绳交点的平面化便构成了中宫。

九宫与八方、五位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既是在八方之中复加了一个中方，即二绳与四维的交点——中央，同时又可视之为两个五位图的互交。这两个图形其实并不矛盾，古人对于方与位的概念是统一且相互暗示的，他们可以通过方来暗示位的存在，当然也可以通过位来暗示方的存在。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当然源自古人对于“位”出于“方”，而“方”作为“位”的基础的认识。

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初年汝阴侯墓的太一九宫式盘，[18] 对于说明以二绳、四钩、四维构建的传统空间观提供了极为完整的材料。式盘天盘布列由二绳、四维四条直线相交而形成的九方，其中二绳表示五方，加之平分二绳的四维则为九方（图2—23，1），九方配数呈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招摇）的形式，明确证明这个直线式的九方其实就是九宫。这种九宫图的出现时代可以一直上溯到距今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双墩遗址出土的陶器底部九宫刻划图像与此完全相同（图2—24），而且由于“方”与“位”的联系，其与三三幻方式的平面式九宫其实没有任何差异。九宫在藏语中既称为“九宫”，意即九间宫殿，也可以称作“九痣”，意为九个点，[19] 这当然同样体现了古人以“方”作为“位”的基础的观念。式盘地盘背面的图像则是中国传统空间观更为完整的表达（图2—23，3），图像中央为由二绳表示的五方“＋”形，其中于纬绳的两端分别标注“冬至平旦”和“冬至日入”，知其为卯酉绳，所指是为东、西二方；经绳的两端则分别标明“日中冬至”和“子，夜半冬至”，又明其显系二绳中的子午绳，其所指建的方向当然是四方中的南、北二方。而二绳的交午之点便是中央。不啻如此，二绳指建的四方又与地盘正面标注于四方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个标准时点及天盘中央标注的招摇分别对应（图2—23），更凸显了由二绳构成的“＋”形所具有的表示五方空间的特有内涵。

二绳之外则为四钩，这显然是五方通过二绳的积累逐渐平面化的结果。四钩以内的部分是谓五位，也即“亞”字所呈现的空间图形。古人又以二绳与四钩配以十二支，形成十二地平方位，并名之曰“日廷”。

平分四钩各引出一条指向四维的直线，是为报德、背阳、常羊、蹄通四维（图2—25）。其与二绳共同组成了八方或九宫。换句话说，如果在日廷图中补充四维，便可形成汝阴侯太一九宫式盘地盘背面的九宫图。事实上，四维本为由中央引出的四条平分二绳的直线，唯其位于五位“亞”形以内的部分为五位图所掩盖，所以只有日廷五位图以外的部分得以显现。由此可明，太一九宫式盘地盘背面的图形不仅表现了四方五位，而且呈现着八方九宫，其描述了中国传统空间的完整形式与发展历程。类似的空间图形在秦汉时代的铜镜图像中尚有广泛存留（图2—26；图版三，2），而这种综合四方、五位、八方、九宫的完整方位观念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即已形成。

原始空间思想的终极认知就是九宫。晚世的九宫图常呈三三幻方的九宫格形式，但早期的九宫形式却相当丰富。由于九宫是在五方的基础上添加四维的结果，而四方与四维的本义只是若干直线方向的延伸，这意味着最早的九宫图形首先就应是二绳与四维的交午。距今七千年前双墩文化遗存九宫图即呈现这种形式（图2—24），而西汉早期汝阴侯墓所出太一九宫式盘天盘上的九宫则与此一脉相承（图2—23，1）。这个九宫图形不仅呈现直线的形式，而且以阴阳数字配伍，其九宫性质是明确无误的。

方位观念的发展使得表现直线的“方”可以通过积累而最终发展为平面的“位”，这当然促使直线式的九宫发展成为了平面式的九宫。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距今五千多年的洛书玉版，玉版中央雕绘四方八角九宫图，且与其外双层同心圆所分割的八方空间形成了平面式的九宫（图2—20）。这种由圆形九区组成的九宫与彝族的传统九宫图完全相同（图2—27），根据彝族九宫图所配的绿、黄、碧、黑、青、赤、紫、白八种颜色可知，其具有平面式的九宫也很清楚。而藏历图的九宫意即九间宫室，或又名九痣，其所显示的点与面两个概念的联系事实上正说明了早期方位观从方到位的发展。

方位观念虽然随着人们对空间认识的深化而日趋复杂，但古人利用对太阳视运动的观测，并逐渐形成朴素的空间观念则是基本事实。东、西、南、北四方的建立缘于对日影的测量工作，从而形成了方位发展的基础图形——二绳。事实上，二绳不仅是时空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最早表示二分二至四气的标志。而二绳的平面化则发展出五位的观念，这又是早期先民所认识的大地的形象。很明显，传统时空观不仅是古人通过对太阳视运动的观测建立起来的，而且这一工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着深刻影响。

四 方位的起点

空间观念建立之后，确定众方位的起点便是必需的工作。从方位观念发展的角度讲，四方作为八方的基础已是毋庸怀疑的事实，然而由于人们通过立表测影所获得的二分点显然要比他们获得二至点相对容易，况且东、西二方又是太阳出没的方位，因此与二分点对应的东、西方向便可以作为四方观念形成的基础。这意味着在原始的四方体系中，古人只能选择东、西二方中的某一点作为四方的起点。众所周知，东方不仅是日出的方位，甚至日出时刻在原始历法中还曾作为一日开始的标志，这使古人会很自然地将时间之始与方位之始加以联系，从而以东方作为四方的起点。传统以十天干配合四方五位，其中十干之首甲乙配属东方，便体现了这一古老思想。很明显，古人以东方作为方位起点的做法不仅原始，而且几乎完全出于天文学的考虑。因此，古人将东方作为方位之始，其实反映的是自然方位的朴素传统。

与此相对的另一套方位计算系统虽然也与天文观测有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关系所强调的并非观测的对象，而是观测者的观测活动本身，因此更多地反映了某种人文传统。准确地说，由于观测天象乃是古代君王最重要的工作，而中国传统的观象授时的方法又是重点观测恒星的南中天，因此坐北朝南便渐渐成为古代君王用事的习惯方位。显然，在这种由观象授时所决定的人文传统中，君王所处的中央完全可以应和天上北斗所象征的天帝所在的中天方位，而其背后的方位便命名曰“北”，并理所当然地成为方位的起点。《说文·北部》：“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北”即“背”的本字，本作二人相背。古代君王用事面南背北，因此，古人独选表示背后的“背”的本字“北”以命名北方，恰是这一事实的真实反映。传统以万数之始“一”、十二支之始“子”与五行之始“水”配伍北方，都是这一人文思想的体现。而北方与四气相属，以冬至应北方，后世历法又以冬至所在之月为岁首，已是将方位的起点运用于历法的发展。显然，古人以北方作为方位的起点，应该反映了自然方位人文化的趋势，或者我们可以将这种方位体系称为人文方位。

五 空间的表现

五方五位建立之后，如何表现方位便成为了重要的问题。在系统的方位名词被创造之前，先民采用的方法当然是取自他们对日月崇拜所产生的干支系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来源于古人的太阳崇拜传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又来源于古人的十二月崇拜传统。十天干为主属阳，十二地支为辅属阴。于是人们首先以十干表现五位，并依东方作为自然方位起点的原则与五位配伍，形成东方甲乙、南方丙丁、中央戊己、西方庚辛、北方壬癸的固有次序，其中戊己作为十干之中央，必以其配伍五方五位之中央。不过当五位空间发展为八方九宫之后，作为中央的戊己也同时配伍四维。考古资料显示，干支与五位、四维及十二方位的配伍形式至少在西周中期就已经存在了。

五位虽然表现的是五个方位，但二绳与四钩事实上却把一个平面空间等分成了十二部分，而这又恰与一年所建十二个月的历制相当。历法的形成显然必须建立在空间体系的基础之上，犹如北方作为人文方位的起点必须要在对自然方位起点的认知基础上完成一样，于是古人又以十二支表现十二地平方位，并以北方作为人文方位起点为原则，形成子北、午南、卯东、酉西以配伍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配伍四钩的既定形式（图2—25）。

十二地平方位所限定的空间事实上仍是二绳四钩规划的五位图形，在这个空间中，由于北方作为人文方位起点的确认，使其在观象实践及其所决定的王权制度中表现出一种固有的传统，因而成为空间表现的理想基础。这意味着如果人们需要利用更多的方式表现这个五位空间，他们就必须将那些具有起始意义的元素配在作为方位起点的北方，同时还要在这个位置上体现出阴阳的意义。

五行是古人表现五方四时的另一重要方法，在原始宗教思想的支配下，五行与五方的配伍必须首先确定土与中央的配属关系，[20] 尔后则以木配东，火配南，金配西，水配北，呈现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的固有关系。事实上，五行与方位的这种配伍正体现着五行相生的次序，其反映的也恰是《月令》记述的时空体系。随着北方作为人文方位起点的确定，水不仅作为万物之始，而且也自然成为了五行之始。尽管《尚书·洪范》以生数所呈现的五行相胜的次序为水火木金土，不同的次序或为金木水火土，[21] 但作为五行之始的水居于五方之始的北位却是固守不移的。其后人们更以作为万数之始的一、作为时间之始的冬至配于北方，又以具有阴阳意义的玄武配于北方，从而将空间与时间起点赋予了阴阳相生的哲学义涵。

有关干支体系及其起源问题，久讼不决。古今学者或据秦篆说字，[22]或牵就于鱼类，[23] 或附会于星象，[24] 难明根本。其实干支文字唯出假借，或同音而假，或依义引申，皆有本形。尽管对干支二十二字的具体来源目前还难以一一落实，但有些文字的本义却相当清楚。如古人以二绳之象形以制“甲”字，以玄鸟之象形以制“乙”字，[25] 以兵器或工具之象形以制“戊”、“戌”二字，以乐器之象形以制“庚”字，以刑具之象形以制“辛”字，又据高辛氏二子神话以制“子”、“巳”二字，[26] 以爪之象形以制“丑”字，以箭镞之象形以制“寅”字，以杵具之象形以制“午”字，以树木丰茂之象形以制“未”字，以雷电之象形以制“申”字，以酒器之象形以制“酉”字。很明显，由于干支体系的认知基础早已存在，这意味着据其创造的干支文字也不会是晚近的事情。殷商甲骨文所反映的商代纪日系统早已采用了完善的干支配伍的形式，这显然不可能是这个体系的形成时间。虽然殷卜辞和《史记·殷本纪》、《夏本纪》所见夏殷先民以十干所建立的庙号祭祀系统似乎不会早于夏代中期，但是否选取十干作为庙号的礼俗与十干的客观存在毕竟不同。因此，干支纪时体系形成时间问题的真正解决只能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

六 八方与八卦

四方之所以能发展成八方，关键取决于古人对于四维的认知，换句话说，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四维，那么先民对空间的了解便永远只能停留在四方的阶段，而不可能产生出八方空间的观念。显然，四维的观念对于建构八方空间的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史记·龟策列传》：“四维已定，八卦相望。”传统式盘的布式原则是四维定局，都在强调四维在构成八方空间中的决定作用。而在古代有关空间的各种图像中，这样强调四维的做法也十分普遍（图2—20；图2—21；图2—22）。

四方五位以及与其相关的十二地平方位的表现已经由干支体系所承担，于是当四维的观念产生之后，先民便赋予了其一套不同于干支体系的新的名称，即东北为报德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南为背阳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很明显，这些新的名称尽管可以合理地表现四维，但却无法与干支体系结合而完整地表现八方，即使四维可以通过戊、己二天干分别加以表现，但其与中央之位的重复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于是先民创造出了八卦体系，以其统一且合理地配伍八方。因此，八卦的本质事实上是为古人表现八方的需要而产生的，这意味着配伍八方的八卦首先具有的就是方位的意义。

八卦的作用既然在于配伍八方，那么八卦的方位义涵便应只有一种，而且是固定不变的。《周易·说卦》云：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27] 八卦相错。

“天地定位”是指乾、坤两卦，“山泽通气”是指艮、巽两卦，[28] 而乾、坤、艮、巽在文王八卦方位体系中正是四维卦，古人以八卦表现八方，首先确定的就是四维卦的位置，这与“四维已定，八卦相望”的传统完全一致。四维既定，则“雷风相搏”所指的震、兑两卦，“水火相射”所指的坎、离两卦的位置便可以确定，“相薄”意即相搏击，而唯面对面方可搏击。“相射”或以为相厌，是在衍文“不”字基础上的解释，不可据，当亦为面面之意，故“相薄”、“相射”都是说两卦分别位于相对的位置，相对之方可称“薄”称“射”，而在文王八卦方位体系中，震、兑两卦分别配伍东、西，坎、离两卦分别配伍北、南，正呈相搏相射之位。很明显，《说卦》这段文字所阐述的文王八卦方位的思想非常清楚。宋儒不明中国古代的时空传统，据此杜撰出所谓的先天八卦方位，纯系子虚乌有。[29]

八卦的作用如果是为表现八方，那么其所具有的方位意义就只可能有一种，相关内容在《说卦》中阐释得非常清楚。文云：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周易》之《象》以巽为风，以兑为泽，盖因巽、兑二卦为正覆象，故致二象错置。实巽、兑本应以巽泽、兑风为象。如果说观象授时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农业生产提供准确的时间服务，那么《说卦》所述的八卦次序显然就是对农作物生长过程的完整描述。“万物出乎震”也就是“帝出乎震”，意即阴阳相生，这是乾、坤两卦所体现的意义。生命因阴阳而生，故乾、坤之后屯、蒙。“齐乎巽”的意义通过屯卦得以表现，屯为种子抽芽的形象，而雷震后需要有雨水的润泽，种子才可能发芽。《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周振甫《周易译注》云：“风雨，同义复词，即雨，风是陪衬，无义，因风是吹干的，不是滋润的。”所说极是。《说卦》云：“雨以润之。”又云：“桡万物者莫疾乎风。”正可见雨以润物、风以桡物的观念，二象的分别非常清楚。后人虽因巽、兑二卦呈正覆象的缘故，误将兑卦之风象错给了巽卦，但《说卦》在误以“兑为泽”的同时，仍以兑为口舌，而口舌恰为风之所象，[30] 应该还保留了巽为泽、兑为风的本象。所以依八卦次序论，雷、雨应为相次两卦的卦象，其中震为雷霆，尔后便应有巽为润雨。显然，东南巽卦与东北的艮卦相对，正呈“山泽通气”的分布，这与古代堪舆术以北山南水为原则的认识也恰好吻合，因此艮山巽泽所体现的山泽正呈南北对立。接下来的各卦次序也很好理解，“相见乎离”之离为火，象征阳光，而作物经雨水润泽后得阳光始可生长，此即《说卦》所谓“日以烜之”，故禾苗冒地而出，于卦为蒙。“致役乎坤”，致役者，致劳役于地也，禾苗初长后便需田间耘作。“说言乎兑”之兑为和风，风不仅可使禾苗茁壮，且以风授粉，此亦《说卦》所谓“风以散之”及“兑以说之”。“战乎乾”乃谓天有冷暖旱涝，天顺则年丰。“劳乎坎”意言水的浇灌而使果实饱满。“成乎艮”则谓有年。显然，后天八卦次序所反映的农事生产过程事实上构成了易象的认知基础。其以自然方位为始，阴阳为震，而后巽泽，而后离火，而后坤役，而后兑风和，而后乾天，而后坎劳，最后艮成有年。

这个八卦方位理论与“天地定位”诸辞所反映的方位思想吻合无间，因此，所谓的先天八卦方位，或者更神秘地称之为伏羲方位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八卦方位确定的关键乃在于天位，古人向以天倾西北，[31]这是表现天的乾卦作为西北之卦的观象基础，也是四维卦定位的标准。而震作为东方之卦又合于“万物出乎震”或“帝出乎震”的思想，源于东方作为自然方位起点的朴素认知，这又是四正卦或曰四时卦的定位标准。显然，所谓的文王方位事实上是八卦方位的唯一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