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论女性
女人是什么？
女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又新鲜的永恒的话题。
无论是女人是上帝用男人的一根肋骨造成的，还是女娲用泥捏成的；无论是“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的赞美，还是“女人水性”“水性就下”的贬斥；无论是男人是江河女人是船帆、男人是树女人是藤的“和谐说”，还是女人不是泥，男人不是筐，女人不是月亮，男人不是太阳的“否定说”；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从古至今，无论男女，始终关注着“女人的话题”，或庄或谐，或执着或调侃，或投入或旁观。
对于女人，这是怎样的“有幸”，又是怎样的不幸！
也有男人的话题。也有对男子汉的呼唤和寻找。但终成不了气候。男人们无须高扬男性的大旗，社会是以男人的意志和利益为中心的，男人们可以对“男性退化论”置若罔闻，依旧自信从容、豪迈潇洒地走向未来。
因此，对女性的关注，便烙刻着父权制的传统和对传统的反叛，是男性视角对女性俯视的情趣，是女性自卑感的有意无意的展露，更是觉醒的女性躁动的魂灵、不屈不挠的执拗的寻觅和追求。
女性曾有过辉煌业绩的母系社会。原始初民中的女性无论在经济生产还是繁衍后代都处于支配统治人类社会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父权制形成了，“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遭受的具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的失败”。[1]
这本是历史的进步，无奈男性主体意识无限地恶性膨胀，或许原本出于对父权制的本能的维护吧，将女性从一切社会活动中排斥出去，沦为劳动、生育、供玩乐的工具，“女人不是人”了。在有着悠久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为不是人的女人设计制作的规范化的框架便分外牢固精致。从哭嫁歌中蕴含着男权替代女权的习俗溯源，到婚礼中祈子的种种习俗，到生育中“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的天壤之别，到“妇人在家制于父，虽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的封建礼教的严酷，展示着女性因袭着历史的重负，同时也对自身的历史悲剧长期认同。但是，女性世界并非一片麻木沉沦，其中女性文学诚如陈惠芬在《找回失落的那半认识自己》中所阐述的：“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斥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蔚为时代风云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发现’自身。”并不浩瀚却极有分量的中国女性文学史，尤其是当代崛起的女作家群，拓宽了女性意识女性价值探索之路。
1983年，我以处女作《四个四十岁的女人》，懵懂地叩开了女性文学的门扉，茫然地走上了女性文学探索之路。八年过去了，从处女作开篇“女人为什么要有自己独立的节日”的询问，到1990年冬长篇小说《蔷薇雨》卷首引用的朗费罗的诗句：“有些雨一定要滴进每个人的人生里。没有雨，大地化作一片荒漠；没有悲伤，人类的心会变得寂寞、无情而傲慢。”我塑造了不多也不少的女性形象，可我不知道我是高扬还是失落了那原本就模糊的女性意识和女性价值！
女性意识是什么？你要认识自己是女人。女人与男人一样，都是人；而女人又是人中的女性，是与男性有别的人。这似乎陷入了难以走出的怪圈，但我相信不至于周而复始，而会取得螺旋式的升华。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对于女性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要彻底摆脱习惯或自然的对男性的依附感和并不为世俗所鄙夷的女性自卑感，谈何容易！世上除了女人就是男人，女人独立，又能独立到哪里去呢？我以为如若能砸掉传统的女人的框架，并且不再铸造新的女人的框架，不将女人的言行举止、服饰装扮、性情能耐乃至感知思维的方法注入规范化的模式，这才是独立的最基本的标志吧。我最痛恨这句话：“女人要像女人”；我最厌恶男人指责女人不像女人，女人惶惑自己不像女人，我最反感评论家们惊叹女人的作品已没有了女人味！为什么总也不能忘却自己是女人？不错，女人与男人不一样；但是，男人与男人也不一样，女人与女人也不一样，人与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手纹脚纹绝对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又怎会雷同呢？何况个性也是复杂多面的。对于男人和女人，刚强是美，柔弱也是美；含蓄是美，奔放也是美；粗犷是美，细腻也是美……有什么必要塑造千篇一律的女性美呢？至于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有什么必要对作者的性别耿耿于怀呢？男性时装大师设计的女性时装，难道人们会恐惑他的时装失去了男人味吗？只要性别不发生生理异变，无须对女性走出框架的远近大惊小怪。
女性却又终究是有别于男性的人！女性有着母性的体验或至少有过渴求！母亲毕竟不同于父亲。不仅仅是“肌体的裂变”，是生命链条最具象的体现，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深刻的人生过渡和情感的理性升华，母亲的苦难、骄傲和责任融会于母亲的血液和心中，生育是结晶，发端是或真挚或虚假或理性或盲目的“爱情”。巴尔扎克说过：“男人为名，女人为爱情”；爱情成了女性的一种信仰，一种图腾，也是一种悲憾的局限！就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痛楚，有“我在哪错过了你”的遗憾，有“不谈爱情”的感伤，有“懒得离婚”的麻木的苦恼……尽管女作家和评论家们都以为“走出伊甸园”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伊甸园是无法走出的，作品中的女性或许能走出，生活中的女性，包括女作家和女评论家本人，是无法出走的！
爱情永恒地与女性意识、女性价值缠绕纠葛在一起！在《四个四十岁的女人》中，我虽浅陋却也清楚地回答了：“事业、理想、奋斗、爱情、婚姻、家庭……一切的一切，是多么的复杂，处处是问号，女人们啊，答案在哪儿呢？”身在福中不知福的玲玲、两离三结的叶芸、庸庸碌碌的淑华、冰清玉洁的柳青，选择的答案都是事业和理想，只不过有的为这种选择的达到而无憾，有的为这种选择的无法实现而痛苦。然而，到了《蔷薇雨》，我的寻觅迷惘了，在曾经弥漫书香墨香的窄窄古巷中，有出身书香名门的七姊妹，更有寻常的民间小女乃至“垃圾千金”，在汹涌的经济大潮冲撞下，在各种观念尤其是婚恋观的急遽嬗变中，理与情、灵与肉、人格与本能在抗衡、在崩裂，也在愈合！拥有事业的女性依旧在情海中沉浮！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是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情！对爱的渴求并不等同于对男性的依附！可怕的并不是当今女性心田中的躁动和喧腾，不是昔日“井然有序”的女性世界的乱步，这毕竟是女性生命的律动的追求。可怕的是又一代愚昧女性的诞生！并非危言耸听、杞人忧天，《蔷薇雨》中的七姊妹怕是知识家庭中最后一代，并非遥远的未来，将有为数不少的七姊妹、十姊妹……“超生游击队”的女后代们，在遗弃、歧视、没有教育的氛围中将扭曲为怎样的畸态女性呢？
当今，年轻一代知识女性潇洒的心是值得羡慕的，但不必过分推崇年轻女作家笔下年轻女性的潇洒，没有阅历的潇洒是不堪一击的。教会女性真正潇洒，不是年轻，而是人生。年轻女性袒露着的潇洒的心是很难不受伤害的，她们和她们的母辈不会生活在太不相同的空间！或许应该为女性的心护上一件甲胄，我以为那便是贞节。这种贞节不是经过千百年男权的无限强化异化的贞节观，那是女性的桎梏、囚笼，砸碎它时，不妨回归为女性独立意识的甲胄，并不要轻易浮躁地抛却它。
同时，跳出女性的世界，不妨落落大方地正视男性世界，男性们何尝不为男人的价值的实现而挣扎拼搏呢？又何尝能没有爱情或超脱于爱情呢？人，就是人。男人女人也不过大同小异。
因此，将女人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全归罪于男人，如同男人将王朝的覆灭嫁祸于女人一样，是自卑和无能的欲盖弥彰。
强女人也罢，弱女人也罢，强弱本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指性格？能力？家庭或社会中的地位？事业的成功或失败？……埃及艳后、慈禧太后或真或假的爱与权的纠葛，只能使人迷惘于女性独立意识的异化和失落；而一个平凡的女子，红颜老去时，那颗伤痕累累的爱心还在搏动，则让人感受到女性的深厚的价值。尼采说了句公道的话：男人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是“他要”。
女性的爱心，不仅仅是狭隘的情爱，而是广博、深邃、无私的爱。
女性意识是对父权制的反叛，但不是对母权制的回归，而是女性男性同行历史的长河，迎接更为辉煌的明天。
并非理论，胡乱的杂感。
恩格斯说：“对于任何妇女来说，社会允许她尊重自己的意见和依赖自己的观察，这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或许，这是本文意义所在。
（《创作评谭》1991年第3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