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土地情结”的理性思考
由于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农民对土地有着异乎寻常的依恋。土地不仅是他们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精神的依赖，甚至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图腾”，浓郁的“土地情结”成为农民的显著特征。新时期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价值观念不断遭遇冲击，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自觉间发生着微妙变化，逐渐凸显出理性的特征。
一 生存压力下的人生选择
土地是农民身份的象征，对土地的崇拜和渴望是传统农民的普遍心态。包产这一改变了农民命运的重大变革，因强烈的时代特征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超越了文学范畴而具有了社会文化的内涵。“‘新时期文学’被强行拉出了文学史的框架，而变成了一个大于文学史的概念；确切地说，人们实际已不再把它当作一个文学史概念来看待，而把它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史的概念来解读了。”[18]也正因为强烈的时代特征使文学呈现出与政治同构的趋向，对包产的肯定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农民的热情成为证明包产合乎历史潮流的典型叙事。李准的《大年初一》中，原大队支书阮辛酉在大年初一早早做好准备等着大家拜年，可分得土地的农民打破了传统节日玩耍的习惯，扑到土地上劳动。小喜到阮辛酉家也是为了扛耧施肥，拜年不过是“顺便”，其他人家也都忙着耕地种田，没有人闲玩。其原因正如张好大婶所说的是地都包给农民自己了。阮辛酉的话典型地表现出包产前后人们的差异：“这人也算怪，文化大革命时候，号召叫过‘革命化’春节，喊破嗓子敲破钟，也没有人出来，现在上级不叫过‘革命化’春节了，偏偏自己要‘革命化’。”[19]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周克芹的《山月不知心里事》中：容儿的妈妈盯着儿女们干活，不让他们有闲玩的时间，甚至不让他们去看电影；社员们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生产，挑灯夜战成为普遍现象。农民的辛劳得到回报，容儿家的生活逐步改善，容儿从买不起内衣到穿漂亮衣服的变化正是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力证明。正因为土地带来生活的显著变化，农民对土地表现出极度的渴望。《苍生》中田家庄村民分地的描写典型地表现出农民的这种心态：
田家庄的土地承包，是按人口平均分的。因为耕地太少，摊在每个人身上，还背不上二亩地；而且谁都想占着一份地，没结婚的女的把自己那份地到了手才肯出嫁，还不到结婚年龄的男性钻窟窿倒洞地走后门也要领到结婚证，用来作为讨一份地的证明；即便那些在外边当着合同工和不吃商品粮非“国家”干部，岗位极为稳定、收入很不少，绝不可能退下来耕种，同样地不肯放弃“分地”这个权利。……庄稼人有庄稼人的算盘，庄稼人出身的，也习惯按照庄稼人的习惯与逻辑打算盘——都得给自己留下个应变的退路呀。[20]
对退路的担忧正是对饥饿或者恐惧的反应。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内含着他们对饥饿和贫困的创伤性记忆的修复，集体制时期农民的饥饿记忆通过包产时期的辛勤劳动得以暂时遗忘和化解。在农民对土地的期望和热情的背后，隐含着作家对集体制的批判和对包产制的肯定，显示出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对于农民来说更主要的是他们获得了支配土地的权利，还原了他们的农民身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双重经营体制，一旦化为村民的实践，‘集体所有’似乎就变成一种虚拟的设置而退居幕后了。”[21]包产将土地交给农民，获得土地的农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也获得了精神的满足。土地既是他们最低生存的渴求，也是其精神安全的需要。尤其是，基于农民的传统，包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均分的方法，即将土地按照人口平均分配，目的也是给每个农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正因为有了土地，农民彻底改变了由集体掌握命运的窘境，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也有了支配自己命运的可能。“均分的土地承包制度，保证了农民最低收入水平，是当前中国农民可以普遍解决温饱问题的前提，也因为均分的土地承包制度，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经营失败或者找不到工作时，可以回到农村种地谋生。流出农村的农民并未与农村割断联系，这是与中国历代流民的无根状况完全不同的有根的农民。”[22]
温饱问题的解决为农民追求更高水平的生活提供了基础，也刺激了他们追求更高的欲望。包产在将土地交给农民的时候也为他们走出土地创造了条件，鼓励多种经营则为他们的经济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基于现实的物质需求，农民更为理性地思考与土地的关系，走出土地成为必然。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形成乡村改革小说的创作潮流。这些作品大都写到具有先进意识的农民不甘于在土地里刨挖，梦想走出土地获取更多的物质，改变自己的命运。陈忠实的《四妹子》中的四妹子承包果园，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植桑养蚕等经营方式的改变，显示出他们已经开始基于付出与所得理性衡量与土地的关系。正如禾禾所说，“就要寻出路哩。地就是那么几亩，人只会多，地只会少，人把力出尽了，地把产出尽了，死守着向土坷垃要吃要喝，咱农民就永远也比不过人家工人、干部了”。[23]禾禾的思想显然是不满足既定生活的主动求变。如果说他们的主动求变由于适应了时代潮流而具有了现代的成分，那么回回、麦绒等传统农民在时代影响下的转变则带有被动的性质，应该说，他们的转变更能代表农民的现实。
回回和麦绒秉持传统农民的本分，起早贪黑地在土地上忙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他们的产品主要是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除非必须，他们对买与卖有着本能的抵制，回回甚至以拥有足够的生产工具而自豪。长期在土地上劳动以及土地带来的满足感使回回对土地焕发出热情，土地成为他的情感寄托。在回回身上集中体现出传统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亲密感情。回回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心理带有浓厚的传统农民的特质，回回也因此被视为保守农民的典型。“当我们重新实行了土地责任制以后，不少的农民，像回回、麦绒及他们的强大的自觉和不自觉的支持者，又都不自觉地陷入了土地和由此而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去了，在种好地的同时，他们又去积极地（不是消极地）体现自然经济的观念和生活方式。”[24]但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了回回、麦绒们的生活：回回和麦绒为了换取生活资料去集市卖粮食，可粮食价格低得惊人，土地生产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回回和麦绒陷入贫困。物质的压迫使作为保守者的回回和麦绒发出疑问：“唉，我当了多半辈子农民，倒怎么不会当农民了？!”[25]回回的追问与反思正是传统农民在时代经济大潮中转变的开始，经过艰难的思索，回回和麦绒选择了轧面条做生意。轧面条显然是一个象征，寓意着他们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意味着他们思想的转变。他们不再拘泥于做一个本分的种地的农民，而是积极探索新的经营方式，显示出商品经济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小农意识向现代意识的逐步转变。“要破除小农意识，实现农民意识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必须破除自然经济土壤和落后的小生产方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农村的社会化、商品化。”[26]商品化成为传统农民思想转变的决定因素，也使其显示出新的特质，呈现出农民形象的现代嬗变。如果说禾禾的变化缘于主动的追求，那么回回们的现代嬗变则带有被动的性质。回回和麦绒的被迫改变是以继承父辈的轧面条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无论是技术还是规模都显示出浓厚的传统特征，这既是对原有小生产方式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手工业的突破，显示出一种过渡的特征。这种经营方式的改变显然是因为经济的压力，而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另外，当禾禾利用发电机送电之后，回回和麦绒也坚决地拉上了电，这既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也是他们爱面子的结果，从而在显示他们经济意识觉醒的同时也显示出浓厚的传统因素。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尽管传统农民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改变，但改变过程中浓厚的传统因素意味着他们离现代农民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他们只是作为农民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
二 土地价值观念背反的叙事结构
《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和回回分别代表了两种类型的农民，禾禾不甘现状，勇于探索，是新型农民的代表；回回落后、保守，是传统农民的典型。作家的倾向是明确的，那就是肯定禾禾敢闯敢干的精神，批判、否定回回墨守成规的思想，通过回回和麦绒思想的转变表明离开土地是传统农民的必然命运。当时，通过新旧农民的对比肯定农村改革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模式。除了《鸡窝洼的人家》之外，《四妹子》《晚霞》等也都以传统农民与新型农民之间的感情冲突显示出农民对新生活的渴望，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焦虑。知识分子认为农民的小农意识来源于土地，“土地养育了农民，同时限制了农民的想象力，捆绑了农民的精神”,[27]因此，走出土地不仅是农民追求新生活的必然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中国的希望在于土地观念的瓦解。目前中国对农民经商从工的再三鼓励，都将有助于稀薄土地观念。文学作品对此表现了热情。虽然匆匆反映难得有成功之作，但对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应当肯定的。”[28]在知识者的思想中，传统农民已经附着于土地，强大的土地观念成为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只有通过启蒙使其理性处理和土地的关系才能走向现代文明。
这显然是作家的一种想象，遮蔽了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系，透过文本不难发现，在农民与土地感情粘连的表象下是农民务实的一面。集体制时期，国家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有着严格的限制，但仍有少量农民为生活所迫离开土地。何士光的《赶场即事》中，集体制下小伙子家里非常贫困，甚至娶不上媳妇，再加上“办大农业”“饿肚皮”“拿人不当人”，小伙子只能出去做工。《小河九道湾》中，农村姑娘赵金秋为生活所迫到城市的亲戚家当保姆，受尽了欺凌和白眼，她最终回归土地，也是因为土地给她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条件和可能。土地提供的物质基础对农民的选择至关重要，“土地之于农民，更是物质性的，其间关系也更具功利性。他们因而或许并不像知识者想象的那样不能离土；他们的不能离土、不可移栽，也绝非那么诗意，其中或更有人的宿命的不自由，生存条件之于人的桎梏”。[29]农民既是保守的也是现实的，农民的务实远远超过了知识分子的想象，与其说他们依恋土地，倒不如说土地满足了他们基本的物质需求，他们才如此留恋它。一旦土地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他们也就有了离开土地的冲动和渴求，重新思考与土地的关系成为必然。回回和麦绒由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向多种经营甚或现代经营方式的转变正是他们理性思考的结果，就连《苍生》中足不出户的支书老伴也对土地表现出理性的一面，典型表现就是她对田大妈灌输的关于土地的理论，“‘嗐，你真老脑筋’，支书老伴儿说，‘地是最不能出产钱的东西，你还种它干啥！'”[30]田大妈在她面前的自卑则显示出农民的务实，也表现出金钱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支配作用。在商品经济背景下，土地由财富变成了负担，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依据。“没有人在市场经济中认为自己的钱已经赚够了，因为赚钱的能力和赚钱的多少，成为衡量人的价值、体现人的声望的基本手段。”[31]价值观念的改变使农民对土地的认识更加理性，金钱逐渐取代土地，成为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徐宝琦的《二嫫》中，二嫫为了买电视进城的经历更像是时代变化之后的“能大嫂”（吴晨笳《卖网记》,《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但与能大嫂回归土地在土地上找到安全感不一样，二嫫是在土地之外找到满足欲望（挣钱买电视机）的途径。农民与土地关系的变化显示出他们的务实。回回、麦绒等的保守固然有传统的影响，但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才是决定因素。禾禾在改革探索中的几次失败比如做豆腐、养蚕等，在说明改革艰难曲折的同时证明了回回们的担忧和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一旦生活受到冲击又看到新的机遇，回回们一样会表现出足够的适应社会的能力。与禾禾们相比，由于别人给他们提供了经验，创造了条件，他们的转变更容易成功，付出的代价也往往较小。“农民没有把自己固定在干粗活的角色中，实际上，他们能够接受现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新条件，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实现现代化、进行扩展和适应市场要求，变成有着进步意识的小企业家。”[32]但传统农民的这一变化往往被国人的现代化焦虑所遮蔽，从而形成传统农民粘连于土地的表象。
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考虑，一旦认识到经济对改变生活的重要作用，农民就开始疯狂地追逐利益，为此不惜背弃传统的价值观念甚至扭曲个体人格。《焦大轮子》中的焦炳和为了挣钱抛妻别子去外地开矿，用不正当手段要挟信用社主任等当权者牟取利益，甚至找了情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挣钱。《浮躁》中的雷大空为了追求金钱和利益走上“半人半鬼”的道路，最终送掉了性命。经济在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农民对金钱和利益表现出极度的渴望，并由此引发了乡村价值的混乱和农民道德的滑坡，乡村改革的弊端逐渐呈现。面对改革呈现出的丑恶，作家陷入了焦灼，其创作表现出一种内在的矛盾，显示出价值判断的困惑。“对改革的现实肯定和文化上的困惑交织在一起，成为80年代初乡村改革小说的主体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在现实物质的变革渴望和文化上的代价之间，作家们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确立自己清晰的价值立场。”[33]作家的困惑显然是一种道德上的担忧，不代表农民的拒绝。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更在意物质生活的改善，对改革带来的物质进步，农民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它带来了可以看得见的物质上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民来说，最首要的关注是生存，是物质的丰盈。至于改革对乡村文化的触动和变化，对于农民来说其实很难简单地说是优还是劣”[34]。在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农民在生活压力下的向城求生还是将土地作为博取利益的工具，都是他们理性思考与土地关系的结果。一旦基于利益理性处理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也就将土地工具化了。所有这一切证明：知识者关于农民粘连于土地的想象不过是一厢情愿。
三 经济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一定意义上，农民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其小农意识不断向现代意识转变的过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小农意识生成的土壤，土地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土地是小农的命根子，是解决他们吃、穿、住、用等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保证自身安定的基础，也是小农占有社会资源、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方式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场所。”[35]以土地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虽然保证着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但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也限制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进入新时期之后，在现代文明的影响和生存压力的逼迫下，农民的经济意识逐渐觉醒，思想逐渐改变。
中国是典型的农业国家，农民与土地互为依存，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也是财富甚至身份的象征。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其被知识分子定格为固定的形象，就如何士光在《种包谷的老人》中所描写的那样：“许多年了，他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得更老。”[36]这种被定格的农民形象显然与土地存在着一种互相隐喻的关系，也表现出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由于土地可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农民对土地表现出极度的渴望，久而久之便内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土地情结”，拥有一块土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成为传统农民的梦想。土改运动之所以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正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心理渴求。对农民来说，拥有一块土地不仅意味着稳定的归宿，也为他们追求更富裕的生活奠定了基础。据此来看，土改运动并没有对小农意识进行有意识地改造，反而为其复苏创造了条件。合作化运动则是对小农意识的一次颠覆性改造。合作社将土地和财产收归集体，小农意识失去赖以寄生的土壤，尤其是“破四旧”等运动更是对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家族观念形成剧烈冲击，小农意识遭受沉重打击。但也应该看到，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当时的经营方式还较为原始，宗族家族虽然受到剧烈冲击但还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当宗族家族矛盾与政治斗争纠合在一起的时候更是呈现出复杂的态势，也为宗族家族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平凡的世界》中，田、孙、金三大家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使政治斗争夹杂了更多的家族恩怨，《古船》中，隋、李、赵三家的历史纠葛也使政治成为解决家族恩怨的工具，宗族家族意识通过政治斗争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
包产为农民经营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条件，禾禾、王才、孙少安等的经营活动显示出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传统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如果说上述人物由于寄托了知识分子过多的理想导致其经营方式的变化较为明显，那么，李海清的《立秋》则以乡村日常生活叙事显示出农民在市场经济下的自然变化，也更接近农民生活的现实。梁山伯和祝英台带着农产品去城市出售，这应该是农民最原始的商品意识的觉醒，从梁山伯向大队会计要自产自销的证明可以看出其思想还存有集体制的影子。因为距离城市较远，村民们进城一般要搭乘顺顺的面包车。顺顺的面包车开始并不收费，显示出浓厚的人情味，可半年之后顺顺犹犹豫豫地向乡亲们表达出买票坐车的要求。村民们尽管感到突兀，在短暂的犹疑之后还是接受了买票坐车的现实，并逐渐形成买票坐车的习惯。似乎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也正是这种不经意，显示出市场经济对农民的影响以及农民的思想嬗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意识渗透到农村，农民对利益的追求逐渐使乡村人际关系呈现出理性的特征，也催生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农民争得了土地的个人所有权，成为自家的主人，不必向任何人报账，这些都成为小经营者的骄傲和渴望，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为在自己的职业盛行的个人主义而哀叹”。[37]经济发展使利益在人际交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差序格局受到影响，宗族家族观念更是遭遇颠覆性冲击。尽管不少社会学者证明包产后宗族家族势力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但也有田野调查证明经济发展对宗族家族观念的毁灭性冲击。萧楼认为，以往的研究对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分田到户和商品经济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政策，对于宗族、家庭和信仰的破坏力量关注不够，并认为分田到户是对宗族制度的“肉身”绝杀，将三代血亲为“户”缩小祭拜范围，进一步消解了祖先崇拜的意义。[38]经济在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使其逐渐取代人情伦理在乡村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宗族家族关系掺杂了更多的经济因素。葛水平的《凉哇哇的雪》中，黄氏家族的黄国富与李氏家族的李宝库竞选村干部，作为李氏家族的李宝库曾经在村上有着很高的威信，村民甚至因为拥护李宝库而排斥黄国富，但在黄国富的金钱攻势下，很多村民倒戈，黄国富和李宝库的竞争难分伯仲。黄丑根作为黄氏家族的成员投的却是李宝库的票，其根本原因就如丑根所说“谁当了咱不是一个普通农民”。[39]当丑根能够从中获益，选李宝库也就自然而然，农民的实用理性占据了上风。冯积岐的《村子》中，田水祥的儿子被族长田广荣以维护族规的名义派人毒打，真正的原因却是田广荣为了利益杀鸡儆猴，是通过对后生的惩罚显示其族长的权威，触犯族规只不过是幌子。宗族成为田广荣牟取利益的工具。不难看出，更多的时候，宗族家族势力的抬头不再是传统宗族家族意识的死灰复燃，而是个人牟取利益的工具。作为小农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宗族家族危机显示出经济发展对小农意识的冲击。
在农民形象的现代嬗变中，农民经济意识的觉醒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经济意识成为现代农民的典型特征。但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在为农民个性觉醒提供条件的同时使他们滋生了个人主义，市场经济下金钱的重要作用更是诱发了他们对欲望的疯狂追逐。“当人的机体被某种需要主宰时，它还会显示另一个奇异的特性：人关于未来的人生观也有变化的趋势。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40]同样，对曾经贫困的人来说，乌托邦也就是物质的丰富，金钱则是其保障，在这种内在的逻辑支配下，金钱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和永恒的动力，乌托邦也就被简化为金钱帝国。贾平凹的《高老庄》中，高老庄村民在利益诱惑下连夜盗伐保护林，甚至老太太也亲自上阵，农民文化功利性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在利益的驱动下，土地大片大片地失去，留给农民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连他们的家园也成为牺牲品。张炜的《九月寓言》中，煤矿的开采不仅使小村人失去了土地，也夺去了他们的家园，土地由家园变为梦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乡村生产方式和农民的思想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由于农村的封闭和思想的保守，农民的经营大多是原始农业手工业的扩充，他们的眼光还是局限于土地，土地始终限制着农民的进一步发展，也寓意着小农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艰难的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