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维多利亚的幽灵在我们上空游荡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马克思 恩格斯[1]

既不是仅在生中，也不是仅在死中。那在两者之间发生的事，并且是在某人所乐意的所有“两者”之间，如生与死之间，发生的事，只有和某个鬼魂一起才能维护自身，只能和某个鬼魂交谈且只能谈论某个鬼魂。因此，必须对灵魂有所认识。尤其是如果这东西或者说幽灵并不存在，尤其是如果那既非实体、又非本质、亦非存在的东西本身永远也不会到场。

——德里达[2]

在《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一书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借鉴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并结合了“游荡”（haunting）和“本体论”（ontology）两个词的词根，创造了“幽灵学”（hauntology）这个新词。德里达利用“幽灵”（specter）超越二元逻辑的特点（幽灵处于“在场与不在场、实在性与非实在性、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对立之外”[3]），意在表明马克思虽然斯人已逝，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本性存在，将会是一个持久的过去的在场，它不会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而终结，因此需要运用解构主义的策略，通过追逐马克思的幽灵，在对话中解构马克思主义，进而将其“延异”（différance）在永远不能到达目的地的路上。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将德里达的“幽灵学”理解为他“应用解构学的一种策略”——“幽灵即最高的解构性形象”。[4]

在后现代语境下，逻各斯中心主义、主体的确定性存在、一切在场的形而上学，甚至语言文字的指涉能力，均遭到质疑和颠覆，历史的深度感消失，过去成了以“踪迹”（traces）、“碎片”（fragments）的形式四处“撒播”（dissemination）、“延异”（différance）的文本性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把我们的时代称之为“幽灵的时代”——“过去通过记忆和文本的幽灵活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话”[5]。在另外一处，他将幽灵定义为“确实已经死了的曾在”——虽然永远不会到场，却时刻“注视”着我们，“通过记忆和精神遗产纠缠活人”[6]。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幽灵”频繁出现。他交替使用“fantôme”和“spectre”两个含义相近的词来表述“幽灵”。据学者考证，德里达“幽灵”概念的形成经历了如下过程：

在1982年出版的《他者的耳朵》中，德里达把幽灵的形象赋予了“第三只耳朵”；1987年的《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把打了引号的“精神”等同于幽灵；在1990年的罗亚曼（Royaumont）讨论会上（后结集为《给出死亡》），德里达提出了语言的幽灵性特征；1993年的《马克思的幽灵》直接把“共产主义”幽灵化为“弥赛亚主义”；1994年的《友谊的政治学》视真正的“朋友”为幽灵，而在1997年的《告别勒维纳斯》中，“他者的面容”又取代“朋友”成为幽灵。[7]

在德里达看来，我们探讨的对象无论是“朋友”还是“他者”，是“精神”还是“上帝”，是哈姆雷特还是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还是弥赛亚主义，是政治学还是伦理学，只要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性，那么就不能忽视它们的“非真理性”，即那些被遮蔽的、一直徘徊着的“幽灵”。当然，这里的“幽灵”并不仅仅指鬼魂，而是指过世的人（或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因种种原因被有意无意地遮盖或遗忘，但仍迟迟不肯离去，不断对现在造成“萦绕”（haunting）。或如学者所言，德里达的“幽灵”除了指称灵魂、 鬼魂之外，还指称那些“非死非生、非真非假、把鬼魂的维度重新引入政治的东西”[8]。具体来说，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阐释“幽灵”。

从空间上来说，幽灵并不存在，既非实体，又非本质，既无当下的生命，又永远不会到场。“这个存在于彼处的缺席者或亡灵不再属于知识的范围，我们不知道它是否真的是某个东西，是不是存在，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名字或对应的本质，它是否活着或已经死去，但是人们能感到这个看不见的东西的存在，感到自己被一个不可见的目光注视，对它或恐惧或期待。”[9]从时间上来说，幽灵的显现没有给出时间，它既不属于机械化、匀质化的时间，也不属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说的“弥塞亚式的时间（Messianic time）”。“幽灵的时间坐标既不是现在，也不是将来，它是将来的现在，现在的将来，它提示了某个将来，它会再次回来。”[10]

换言之，幽灵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介于在场与不在场，有形与无形，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存在。这首先暗示了时间链条的断裂，使现在（present）永远存在于过去（past）投掷的阴影中。过去如幽灵一样，久久徘徊在现在的上空。其次，幽灵还使人们意识到在过去与现在、生与死、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等两极概念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而使那些曾经被遮盖的意义重新显现、重放光芒。

德里达的幽灵学说虽内容庞杂，但与他的解构思想联系起来亦不难理解。首先，各种中心和确定的意义丧失之后，一切均处于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生与死之间，且被无限迭延、悬而未决；其次，历史是一种“幽灵性”存在——“它既缺席，不能被我们看见，却又总是在那里，盘桓在我们上方，是不可见之可见”[11]。

“夜幕已经降临，幽灵四处游荡。”[12]似乎为了印证德里达的幽灵学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在社会、文化各个领域掀起了一场“维多利亚热”（Victorianism），至今仍未衰竭。德里达认为“幽灵”出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处在一个“脱了节的时代”——“一个脱节的、错位的、断裂的时代，一个出了毛病、走投无路、神经错乱、疯狂和没有秩序的时代。这个时代彻底乱套了，完全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自身，紊乱不堪”。[13]在德里达看来，由于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诸神隐退、混乱错位的时代，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观念只能以幽灵的形式悄悄登场，到处游荡，暗暗地施展它的魔力。[14]德里达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幽灵显形开始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等待这一显形开始的。那期待既急切、焦虑而又极度迷人：而这或者说那件事将在那个东西到来的时候即告结束。那亡魂即将出现。”[15]

这里姑且不对德里达对我们时代的断语妄加评判，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国随着大英帝国经济的一再衰落和在全球地位的下降，人们总体上陷入规避现实的后现代怀旧情绪之中，专注于“挖掘过去已经完成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以填补破碎的、不尽人意的、缺乏英雄壮举的当下”[16]，而这曾被一些学者视为这一“维多利亚热”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撒切尔夫人在执政期间大力倡导维多利亚价值观念，试图通过对“维多利亚”的“借尸还魂”（reincarnation），重铸大英帝国的“光荣与梦想”。有论者将这股“维多利亚热”描述为“后现代文化重写十九世纪”（Postmodern Culture Rewrites the 19th Century），有的将其称为“新维多利亚”（Neo-Victorian）、“新维多利亚主义”（Neo-Victorianism）、“维多利亚遗风”（Victorian Survival）、“回归维多利亚”（Retro-Victorian）、“后维多利亚”（Post-Victorian）等，不一而足。[17]

“维多利亚”逝者已逝，永远不会到场，它既是缺席的，却又无时无刻不通过文本、建筑、绘画、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游荡”在我们上方，因而属于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性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黛安娜·萨多夫（Diame F.Sadoff）和约翰·库瑟奇（John Kucich）将一文化思潮命名为“维多利亚的来生”（Victorian Afterlife）。这一“来生说”与前面提到的德里达的幽灵学说联系起来，我们仍然套用马克思的那句经典话语：“一个幽灵，维多利亚的幽灵，在我们上空游荡。”德里达认为这“正是对过去的挑衅：过去，一直保持了幽灵特有的妙趣，一面将重获光明和重新开始生命的运动，并将变成现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