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概述

此处所谓明清时期是指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到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1898）之前这段历史。由于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小说评点，尤其是明代后期至崇祯末年的评点中，所以我们有必要先了解这一时期《水浒传》研究的社会背景。

一 明代后期《水浒传》研究的社会背景

明清《水浒传》研究史肇端于明朝中后期，经历了明清两个封建王朝。这个时段正是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并濒于崩溃的阶段，也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旧的社会制度肌体内潜滋暗长的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己力量和推动整个社会剧变的潜在杠杆。在思想文化上，传统程朱理学在自身的蜕变中产生了王阳明心学和李卓吾异端邪说。在中国文学演进史上，伴随着嘉靖年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刊刻，长篇章回小说异军突起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小说评点也开始勃兴。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严重地威胁到明王朝的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清议派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思想势力，王学遭到攻击。明清鼎革之际，以金圣叹、陈忱为代表的封建士子通过小说的评点和续写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伴随着康乾盛世而来的文化钳制政策导致大批文人将其精力投入到考据之学，无形中促成了清代后期对《水浒传》成书等问题的初步探考。清代后期，社会腐败动荡，部分文人再次通过续写小说表达其政治理想，明清《水浒传》研究史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具体而言，明清《水浒传》研究史的思想文化背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明王朝封建统治的日益腐朽和商品经济的发达。自朱元璋开国以来的百余年间，天下晏然，但从明朝中晚期开始，皇帝倦政臣子党争，国政日趋腐坏。明世宗嘉靖后期，皇帝长期不理国政，朝政由严嵩一伙把持，蒙古和倭寇不断骚扰，边患日趋严重。神宗时期，随着张居正新政的失败，明朝政治中兴希望破灭，而君臣却汲汲于“国本”之争，这场相持了15年的争论酿成了万历朝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但就在这一时期内，明政府却穷兵黩武，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展开了所谓的“万历三大征”。此时关外女真崛起，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正式向明朝宣战，而明政府却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对策。天启、崇祯两朝，皇帝昏聩，宦官乱政，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空前尖锐，辽东边患、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和阉官东林党人的党争成为贯穿明朝末年的三大事件。崇祯十七年（1644），随着清人铁骑的入关，崇祯自缢，明王朝宣告灭亡。

随着明朝中后期政治日益腐朽，封建统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也逐渐放松，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和壮大，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产生。明朝二百余年的长治久安使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而万历朝张居正新政的农商并重政策更是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政治压制的松懈，商业往来、商品交换和流通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城市日益繁荣，出现了如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北两京和杭州、苏州、临清、湖州等大型商业城市，众多工商业市镇也大量出现了，如正德《姑苏志》记载该府市镇达37个，万历《湖州府志》记载该府市镇有20多个[2]。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资本的活跃，许多人放弃了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商人数量迅速增长，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扩大，商人和市民在社会生活中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成为通俗小说发展的强大动力，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趣味不仅制约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并且成为通俗小说内容的一部分。同时，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也影响到作为小说研究评点的士人，这主要反映在小说评点中。

其次是思想领域的巨变，具体表现为作为统一思想标准的程朱理学受到了来自其内部心学的冲击，理学的权威性及控制力大大削弱。当时最先给思想界带来新变的是陈献章，继之而起的就是王阳明。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道学的解体。王阳明强调“心为天地万物主”，树立“吾心”至上的绝对权威而排斥一切外界权威。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3]，不以孔子为是非标准，对于引发思想解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王阳明把超感性的先验本体“理”与感性主体的“心”相合为一，使外在的“天理”、“道心”、“天命之心”等都转化为内在的“心”的感性欲求。这样，理性变为感性，发展下去就是“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否认用外在规范来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成为个性解放的哲学基础。到了隆万时期，心学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尤以江淮以南影响最大，它冲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在思想文化界的独霸地位。顾炎武论及这一思想界的大变迁说：“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4]

王阳明之后心学分化，出现了泰州学派和李贽等进步的流派与思想家，他们进一步发挥了心学的反传统内容。李贽的思想受王阳明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他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李贽的进步思想首先表现在反对封建统治者把孔子的思想说成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李贽认为，千百年来“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5]。这就是说，人们对是非的评论本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对人的评论也没有固定的结论，是非如同岁月一样日夜不停地发展变化，而衡量的标准也应该随着社会前进而发展变化。李贽还对宋朝以来理学家吹捧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宣传进行驳斥。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6]李贽针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的进步思想[7]。除此之外，李贽还将目光投向下层人民。他曾说市井凡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8]。他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主张各从所好，各骋所长，发挥各种各样的人的个性和特长。李贽这些进步的主张，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要求。

李贽最有影响的应该是他的童心说。所谓“童心者，真心也”，即赤子之心，“最初一念之本心”[9]，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李贽以“童心”说作为孔孟之道的对立面，认为孔孟的“道理闻见”使人的言谈举止不再发自本心，因而言谈举止成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虚假世界。他认为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童心说》是李贽公开讨伐假道学、假文学的一篇檄文，有着很大的震撼力。他以“童心说”反对复古主义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理论，认为文学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出好作品，而作品的优劣不是愈古愈好。另外“童心说”也改变历来轻视通俗文学的偏见，肯定传奇、院本、杂剧的价值，进而把《西厢记》、《水浒传》列为“古今之至文”。王阳明心学和王学左派的激进思想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小说美学如人物性格理论有较大的影响。

最后是伴随小说创作繁荣而来的小说理论的发展。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0]那么历史发展到明清时期，一代之文学又是什么呢？显然是通俗小说。从通俗小说发展史来看，明朝后期应该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四大奇书的相继刊刻和问世标志着通俗小说质的飞跃。除《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在嘉靖初年已经刊刻外，《西游记》世德堂本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金瓶梅》则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刊刻出版。

二是从创作数量看，明代通俗小说约160部（其中包括少量已佚或明清间难断代者），万历二十年（1592）以前刊刻的只有10多部，而在万历二十年至泰昌元年（1620）的29年中，却新刊刻出版了50部左右，天启元年（1621）至明亡（1644）的20多年里又新出小说近70部（明末清初之际难以断代的小说全都略去不计）[11]。

三是就创作题材而言，万历初期小说仍是以讲史演义为主，但从中期开始，出现了公案、神魔与人情小说等新的小说流派，同时时事小说从历史演义小说中分化出来。所有这些都说明明朝后期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阶段。

随着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小说理论也得到了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概念的明确和地位的提高。胡应麟细致地分析了《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小说家的论述，梳理了古今小说概念的差别，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与箴规六类。尽管他的分类仍混入了非小说的文字，但毕竟为进一步的讨论提供了基础。胡应麟还从史的观念出发，扼要地概括了小说发展的脉络：

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宋人所记乃多有近实者，而文采无足观。本朝《新》、《余》等话本出名流，以皆幻设而时益以俚俗，又在前数家下。[12]

这实际上是将小说的发展分为六朝、唐、宋和明代四个阶段。沈德符则认为：“夫小说家盛于唐而滥于宋，溯其初，则萧梁殷芸，始有小说行世。”[13]沈德符这里的小说观念已经与今人大体相类了。

通俗小说一开始地位并不高，社会允许它们的存在是因为它们既可以“记正史之未备”[14]，又可以扩大正史的社会影响。较早给予通俗小说较高评价的是嘉靖年间的李开先，他在《词谑》中认为“《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15]。李贽则称《水浒传》是“古今之至文”，许之为“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16]，与《史记》、杜诗并列。陈继儒在《叙列国传》中也说通俗小说“与经史并传可也”[17]。另外，袁宏道、冯梦龙等人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由于这一批著名文人的鼓吹，小说可以与经史并列的观念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小说的社会地位在明朝后期得到极大的提高，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明末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小说创作的繁荣带动了小说评点的兴盛。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与“话”“品”等一起构成古代文学批评形式的体系。这种批评形式有其独特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批评文字与所评作品融为一体，故只有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才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18]。评点发端于唐代，至明代万历年间则广泛应用于小说批评，现存较早的章回小说评点本是万历十九年（1591）的万卷楼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后小说评点迅速兴盛，据谭帆的统计，从万历十九年到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刊刻的小说评点本有120部左右[19]。

总之，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明朝后期文化政策日益松弛，程朱理学受到冲击及心学的兴起，给政治思想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同时，小说创作的繁荣与小说理论的发展也提高了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这些有利的社会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后期《水浒传》的研究，譬如注重个性社会思潮反映在小说中就是李评本和金圣叹个性理论的产生；反对假道学、追求自然人性反映在小说评点中就是对鲁达、李逵纯真人格的推崇等。

二 明清《水浒传》研究概述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成果散见于当时文人笔记、诗文、方志和目录学等著作之中，但其主体显然是小说评点（包括序跋和批语）。明清两代出现的《水浒传》评点本主要有9种，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对文本进行了细致、深入的阐释和解读，对当时和后世《水浒传》的传播接受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这些评点本中刊刻于明朝的有6部，其中最有理论价值的是刊刻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的《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和崇祯十四年（1641）的《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这两部评点在人物塑造和叙事理论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另外可能刊刻于万历四十年的《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也是一部比较有名的评点本，但其理论价值相对小点。刊刻于清代的有3部，其中清顺治十四年（1657）醉耕堂刊的《王望如评论五才子水浒传》比较有名，其评点实际上是以金本为基础加上回末总评，其内容整体上不出金圣叹的范围。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成果除了评点外，还有许多零星的评论研究散见于当时文人笔记、诗文、方志和目录学等著作之中。这些内容比较庞杂，但已基本囊括了后世《水浒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在小说成书源流方面当时还主要是就宋江等人的历史真实和梁山泊地理位置等进行考证；对于作家生平籍贯乃至于署名权的问题在明代已经开始争论了；对于小说版本的著录当时还不是很重视，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大致窥见《水浒传》原本的某些情况和简本产生情况；对《水浒传》主题思想和艺术方面的探索还比较幼稚，主要是对忠义问题的论争，对《水浒传》艺术的认识远远没有达到容与堂本、金圣叹本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