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柳文径

厉星槎

辑校按语

《韩柳文径》，署名“厉星槎”，原刊《国学通讯》1940年第1—4期第1页。除此文外，署名“厉星槎”的另有《太史公书笺证》《周易疑义举例：元亨利贞辨》《星槎词话补义》《星槎词话丛编之一：三读纳兰词记》《星槎词话：书人间词话后》《星槎诗话：七家诗评序》《上程善之先生书》等文先后发表在《国学通讯》。编有《国学商榷》。

据《国学通讯·介绍·本期文字作者略历》可知，厉星槎，名鼎林，号耀衢，江苏仪征人，国学会会员，《国学通讯》通讯员，国立东南大学文学学士。历任国立编译馆编译，扬州国学专修学校教导主任兼文史讲师。《国学通讯》中可见其大量诗文作品。

《国学通讯》，非卖品，于每周四发刊，由中华国学会主编，通讯员厉星槎负责编印，通讯处在当时上海成都路二七四弄三十一号。以“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宗旨，不涉及其他政治活动。内容以通讯为主，论著为辅。该通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国学通讯·凡例》以为：“凡发扬国华与融贯中西之文字，皆可揭载，不以汉文为限。”设有文苑、专著、讲坛、译丛、介绍、附录等栏目，文苑下又设文、诗、词、曲等小目。中华国学会，是当时“提倡国学研究”的纯学术机构。

（一）

昔李方叔云，“东坡教人读韩柳，令记得数百篇，要知作文体面”。今吾更从省约，令各熟诵五十篇，以为行文根底。昌黎虽务去陈言，然所作“无一字无来处”（见黄山谷《与王观复书》）。“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宋景文语）。“分明见规摩次第”（吕居仁语）。观其《答韦中立书》，知其一生得力，在五经，《榖粱》《孟》《荀》《老》《庄》《国语》《屈赋》《史记》诸书，故誉之者，谓其“祖述典墳，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华，会众流而有归，逌然，沛然，横行环视于著述之场”（浮休先生语）。昌黎《进学解》，亦自谓规摹《尚书》《春秋》《左氏》《易》《诗》及《庄》《骚》、太史、子云、相如诸家，秦少游极推尊之，称为成体之文。谓其“钩庄列之微，挟苏张之辩，摭迁固之实，猎屈宋之英，本之以诗书，折之以孔氏”。总之二公皆博综经籍，而出之以融贯变化，故能各成一家。今人学文，若能从韩柳入手，而又上探其源，凡韩柳所精勤致力者，若六经、四子、《国语》《离骚》《史记》、杨、马之属，并下深切之工夫，庶几乃为真善学韩柳者。黄山谷谓：“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韩昌黎亦谓：“柳子厚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辞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而自放[59]于山水间。”（《柳子厚墓志铭》）是二公“皆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字顺，遂造真理耳”（金华先生程子山语）。方今处多难之邦，值纷争之世，蛰居乡里，跬步不可得而行，其视韩柳之迁谪，愈贱且辱矣，若犹不能自奋于韩柳之造诣，斯困而不学之下民耳。然人资性各有不同，故韩之与柳，同工而异曲。昔人谓：“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邵氏闻见录》语）此谓韩文阳刚似经，柳文阴柔近史。苏明允《上欧阳内翰书》云：“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绝掩蔽，不使自露，然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此形容韩文具有阳刚，所谓“卓荦为杰”之美者也。东坡云，“子厚之文，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此形容韩文具有含柔之美，所谓“纡余为妍”者也。学者禀赋或近于韩，或毗于柳，果各从其性之所近，于博洽之后，而专尚一家，脱胎换骨，未尝不可自立门户也。

（已上总论学文之道，为行文根本之法。）

（二）

童蒙学浅识暗，率尔操觚，必无是处，故当师昌黎韩氏之法，每有所阅读，必笔记其玄要。玄者，议论之主旨。要者，事实之梗概也。务须体认得清，辨别得明，以精简之语，作综括之辞，不支不赘，不漏不偏，虽未得为成章之文，亦不失为习文之基。若所读既多，积理日富，即不啻储备糇糧，可资行役，累聚木石，足供建筑矣。假令所读之书，述一事而记载各异，论一端而见解相违，乃更为之考定其信否，折衷于一是，则去疑释滞，存为札记，学而能思，思而能断，虽未为一家专著，其亦几于词由己出者矣。自宋儒王伯厚《困学纪闻》，洪景卢《容斋随笔》，沈存中《梦溪笔谈》，以迄明清顾亭林《日知录》，钱晓徵《十驾斋养新录》之属，皆札记之善者也。乃若读一幅中有所得，或仿退之读《仪礼》《荀》《墨》《鹖冠》诸作，略抒所怀。或效子厚辩[60]《论语》《文》《晏》《亢仓》诸篇。独下已意，则文虽简短，而首尾完具，斯乃可谓成章矣。此为按步就班、循序渐进之法。昌黎云，“毋望其速成”（《答李翊书》）。柳州云，“勿务速显”（《报陈秀才书》）。夫欲速则不达，前修之言，岂欺人哉！

（已上论作文循序渐进之法，亦初学入门之正规，作文者不可不读。）

（三）

学文之法，有一秘诀焉，前贤多由此进，而每讳言之，即仿作是也。昌黎《进学解》，乃仿自东方朔《客难》、杨雄《解嘲》。《送穷文》，亦仿杨雄《逐贫赋》而作。至《原道篇》首数语，又系效法《中庸》。至柳州《晋问》，出于枚乘《七发》。其仿屈赋之作。且不下十篇而《天对》之于《天问》，亦若杨雄《反离骚》之于《离骚》焉。仿作之善者，有青胜于蓝，冰寒于水之观。其下者，亦能略具规模，不致首尾乖牾，文不切题。故初学为文，以仿作为先。譬如读韩柳之赠序，则可仿作一篇，以赠戚友。读其《杂说》《三戒》，亦可仿造万言一篇，借物寄意。读《圬者》《梓人》《种树》诸传，则又不妨作一渔翁、樵夫之传，藉以发挥修身治国之道。诸如此类，皆足以资练习，而日近于有成。即至文已成章，始可自行创体择题，而无不合法矣。

（已上论仿作为学文巧捷之法，初学最宜先知。）

（四）

韩柳之为文，虽皆以道自任，然昌黎早岁汲汲任进，谄干贵游，又好博塞之戏，晚年多为谀墓之文，非真能履道者也。盖韩文纯以气胜，观其言曰，“气盛则言之长短，兴声之高下者皆宜”。此即本之孟子所谓“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然[61]之气也。”孟子拒扬墨，昌黎排佛老，皆所以卫道，特孟子之才尤高，学尤博，操守尤坚，非韩子所及。昌黎之排佛老也，欲“人其人，火其书”，然于张道士，则称为“寄迹”而隐（《送张道士序》），于大颠，又许其“以理自胜”（《与孟尚书书》），进退殊失所据。盖愈特文士之雄，非惟不明佛老真谛，即于吾儒之道术，亦未能深知。学者当舍其短而取其长，效其文气之豪，用笔之健，发端遒上，到底不懈，而去其中之虚枵焉，斯亦可矣。柳州《守道》之笃，更不及韩，其文字之幽趣，多得之《离骚》《国语》，是故吾人之于二家，仅取其文字之表而已。若能深味乎周孔之言，达于仁智上圣之用心，而文以内之道，庶几乃有以自得之。然后以文明道，以道立文，文与道相辅焉，此韩柳所揭櫫而未能至者。后生可畏，焉知其不能突过之乎？

（已上论道为人之本。文乃道之华，修道求之尼山，韩柳之文乃济道之具。）

（五）

古今论文之作，莫善于南齐刘勰之《文心雕龙》。其书以《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弁首，以为道者，天地自然之神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周孔之文“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衔华佩实，雅丽可观。“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凡此并唐贤“文所以明道”“文以行为本”诸说所承。浅人或掇拾东坡“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二语，推崇韩柳，遂欲束八代之书不观，斯为陋矣。即昌黎谓子厚之文似司马子长，亦但指其集中不乏散行佳篇，而子厚碑铭拟骚诸制，固未为不美也。且如昌黎《进学解》一篇，亦不失为韩文之杰作，其非通体散行甚明。故论文而崇散抑骈，实偏颇之词，要当视其题旨如何耳。柳州《南霁云碑》，苟以散体出之，必不能气足神完若是。于此可悟行文择体之法。

（已上论文骈散文体，各从其宜，不可偏执。）

（六）

《庄子》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古今书籍，浩如渊海，吾人终生诵读，决不能穷，所谓“学无止境”是也。故当慎选佳作，善为运用，庶几读一篇得一篇之益，读一册得一册之用也，运用陈作，最简捷之法，厥为称引。称引者择取前贤成语，以证己说之可信也。韩昌黎《争臣论》引《易》 “恒其德，贞”而“夫子凶”,“不事王候[62]，高尚其事”,“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引《书》“尔有嘉谟嘉犹，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犹，惟我后之德”。《重答张籍书》引《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礼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柳宗元《辩鹖冠子》引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答韦中立书》引屈子赋，皆其例也。若昌黎读《鹖冠子》，引其《学问篇》语“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而易“河”为“流”，几于点铁成金，虽昌黎所见本，是否原为“流”字，今已不可知，然于此可悟称引陈作之法，当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也。

（已上论行文称引古人成语，为运用所读书籍最简捷之法门。）

（七）

赵邠卿称孟子长于譬喻。词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则设喻之一法，实足为达意之助，而使文章点染生姿也。有设喻以释一词者，昌黎《柳子厚墓志铭》云：“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柳州《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云：“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皆其例也。有设喻以明一义者，昌黎《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柳州《报袁君陈论文书》云：“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虚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皆其例也。有设喻以贯全篇者，如昌黎《杂说》以善醫喻善计天下，柳州《梓人传》以匠术喻相道，皆其例也。至如昌黎《杂说四》以千里马喻才士，柳州《谪龙说》以龙女喻逐臣，则又所谓寓言。寓言者，但设譬喻，而不明标主旨，意在言外，读者自能领会者也。若夫引古证今，借陈言以明新义，其为用典设喻同，则谓之用典。此骈文家不可须臾离，而非枵腹者所可轻诋，盖又运用所读书史之一道，而进于称引之法者也。凡前人所设譬喻，后人括以数言，即为用典。如引柳文蜀犬吠日，以喻寡识之夫，引韩文落井下石，以喻背义之友，即其例矣。然行文用典，贵在清晰切合，若堆砌餖飣，徒乱人意，虽多亦奚以为。韩文如《毛颖传》，柳文如《南府君碑》，通体叙事，无不密切，学者于此，可悟行文用典之法。

（已上论设喻用典之法，为行文之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