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勃发辉煌

一 建安文学中的山东作家群体

东汉末年至汉魏易代之际，或者说当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首尾计25年，196—220）年间，是整个中国历史、同时也是文学上发生大变化的重要转型时期。前此的西、东汉两朝，国家统一、社会基本安定，儒术占据着正统统治地位；“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品·总论》），文士制作中以“文”一体独盛。自建安以降，战乱频仍，社会极度动荡，各种思想并出而相互冲撞交流，形成为空前的解放局面。文学也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独立出来，提升品格，充分张扬自我的功用价值观念与发展取向，以它绚丽丰硕的创作实绩，腾涌起一个全由文士个体创作，而涵载着强调审美、注重抒情的新艺术精神的纯文学的高潮。其间具体情形，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云：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7]

在社会政治思想的大背景上，论述文学的变化，总结为四种风貌特征，主要是从横向的空间层面着眼，作平行铺陈罗列。如果再结合《文心雕龙·时序》的评议，便会对建安文学有一个更全面、整体的认识：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这里揭示出了建安文学的两个主要特点：其一、文士集团或文学流派的形成出现；其二、悲慨苍凉、酣纵多气的主导艺术风格——而它们所产生的根源，则在于异常黑暗动乱、充满着痛苦和功业机遇的社会现实与忧生忧世、以“悲”为美的时代风气，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演化规律的生动体现及有力证明。

关于前者，便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兄弟三人为领袖和中心的邺下文士文学集团，其主要成员有王粲、刘桢、徐幹、陈琳、阮瑀、应玚、蔡琰、杨修、吴质、繁钦、丁仪、丁廙、路粹、应璩、荀纬、刘廙、苏林、王昶、郑冲、郑袤、毋丘俭、邯郸淳、司马孚等，人数多达近百人。“他们受曹操任用，或在政府、军队中担任各种职务，或做曹操之子曹丕兄弟的亲随文学侍从。他们在曹氏父子的鼓励下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写出了不少作品，使建安时期的文学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8]。不过，邺下集团是一个过为宽泛、松散的观念，而作为其间核心的“建安七子”，才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关系比较牢固、持续时间也较为长久，由之载具着真正创作流派意义上的文学集团。

对此，当时文坛的主盟人物曹氏兄弟已有明确认同，并首为揭出，且逐次评论其各人的艺术风貌特长及得失。如曹丕《典论·论文》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气休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杨、班俦也。”建安二十三年（218），他在《又与吴质书》中亦云：“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德琏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以饱含感情的笔触，描述在一起进行文学创作活动时的境况，生动展示出其心态和方式，然后再对他们的作品以理性审视，可谓知人亦知文。又如曹植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与杨德祖书》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今悉集兹国矣。”而杨修覆书亦云：“若仲宣之擅汉表，陈氏之跨冀域，徐、刘之显青、豫，应生之发魏国，斯皆然矣。”（《答临淄侯笺》）后人则依据历史实况的把握，对建安时期的文学，也均持同样的意见，如《诗品·总论》谓：“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文心雕龙·明诗》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关于后者，即曹氏父子兄弟并“建安七子”的主导风貌特征“慷慨”——“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对此，他们自己也曾经屡屡申言，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植更再三表明：“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前录自序》），“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赠徐幹》）、“弦急悲风发，聆我慷慨言”（《杂诗》之六）等等不烦赘举。换言之，则如《杂诗》之六所阐释的“烈士多悲心”，用曹丕的话来说，就是“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以气质为体。”具体而论，它包括两个方面，即为率情任性，放笔直写胸臆而意气张扬激荡、滔滔奔流的表现手法；悯念时世苦难，期望急切用世以建功立业的志趣热情，及喟叹身世、相思怀人的内容。这两者互为表里，浑融并合为悲慨切挚、气韵沉雄，不务纤巧而形象显明生动、述情表意无隐不达的总体艺术风格。“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这就是为后世所羡称且推引为美学理想、艺术楷模的“建安风力”，或名“建安风骨”。[9]

“建安七子”中，山东士子便占有4人：孔融、王粲、刘桢、徐幹，他们充分标志了那个时代山东文坛的辉煌。下面分别予以论析。

孔融（153—280），字文举，孔子之20世孙，鲁国（今曲阜）人。在“建安七子”中，他年辈最长，情况也很特殊，以实际来言，并不与其他六人的政治态度相同。而也正因为他不肯依附曹操，且对之多有讥评，故深为曹操所忌，终因路粹枉状诬奏，为操所杀。是以明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孔少府集》云：“鲁国男子孔文举，年大曹操二岁，家世声华，曹氏不敌，其诗文益非操所敢望也。操杀文举在建安十三年，时僭形已彰，文举既不能诛之，又不敢远之，并立衰朝，戏谑笑傲，激其忌怒，无啻肉馁馁虎，此南阳管乐所深悲也……文举天性乐善，甄临配食，虎贲同坐，死不相负，何况生存？盛宪困于孙权，葆首急难，祢衡谢该沦落下士，抗章推举。今读其书表，如鲍子复生，禽息不设，彼之大度，岂止六国四公子乎？而道穷命尽，不能庇九岁之男，七岁之女。天道无亲，其言不信，犹党锢余烈哉！”对其悲剧性命运充满了喟慨感叹之情。此文末尾又说：“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邪？”用“气”来论他的作品，与《文心雕龙·才略》“孔融气盛于为笔”，与同书《章表》“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所云者同，都指出它们纵笔挥洒率真任意，每常坦然披露心曲无所顾忌掩饰、喜好论析事理而详明深透不受拘束，使精神气势溢诸言表的风貌特征。可以说，在“建安七子”中，孔融发作先端，最早透露出汉魏易代之际，文学的创作取向、价值观念和整体艺术精神也在发生变化转移的消息，并以其具体实践起到了范引例示作用。

孔融的文学成绩，推散文为高，“建安七子”中只有王粲能与之并论置列。其最著称的是《与曹公论盛孝章书》：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有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传曰：“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絷，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绝交也！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咫尺之书，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称叹。燕君市骏马之骨，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惟公匡扶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隗虽小才而逢大遇，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临难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称引，自公所知，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因表不悉。

盛孝章名宪，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曾为吴郡（今江苏吴县）太守，亦系汉末名士。时孙策占据江东，诛除地方英豪，甚嫉孝章。孔融恐其难免于祸，乃特作书向曹操推荐，遂得征召为骑都尉。然朝廷诏命尚未及达，盛孝章已被策弟孙权杀害。今顾视此文，一改汉人质重简古的作风，而别以明白晓畅的口语化出之，慨叹年光流逝时世艰危，珍惜人才难得，于宛转陈述中寓有深沉急迫的忧思重虑、充溢着浓挚真切的感情色彩，已见出慷慨悲凉的意度风力，正合建安文学本色。至“燕君市骏马之骨”以下，迭用故史来连类推比，借事以明理引情，滔滔发泻，率性无惮，犹略存战国纵横家余风遗貌，尤显“气”的盛茂恢张及文采的遒丽飞动。类似这样侈于隶事、注重翰藻的制作，还有《难曹公表制酒禁书》《与曹公书啁征乌丸》等，只不过其间又杂融了若干嘲戏调谑的成分，故更多具词浮于意的特点，被认为开创后世讥刺性杂文的先风。

孔融现存的诗作数量很少，成就也远不及其文。《六言诗三首》率皆质木拙陋，只是述事明志罢了，并无境界形象可言；四言体《离合作郡姓名字诗》则属游戏文字，亦不具文学的审美价值。较为可读的仅有《临终诗》：

言多令事败，器漏苦不密。河溃蚁孔端，山坏由猿穴。涓涓江汉流，天窗通冥室。谗邪害公正，浮云翳白日。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人有两三心，安能合为一？三人成市虎，浸渍解胶漆。生存多所虑，长寝万事毕。

唐欧阳询《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引时于题目别作《折杨柳行》。这是他被刑前的绝命辞，故直抒心志，不假雕饰，那感情是极沉痛切挚的。这也是较早产生的文人五言诗，近乎《古诗十九首》和传苏武李陵赠答诗的风貌情味，只不过较为朴拙质重，好用书典语，不够清畅自然。其中“浮云翳白日”句，显然是从《古诗十九首》“浮云蔽白日”而来，比喻托寓，生动地显彰出胸中悲愤，再味下面“靡辞无忠诚，华繁竟不实”的扼腕憾恨之慨，便尤觉真切。至结尾“生存”二句，虽貌似通达，似乎以死为解脱，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聊为自我慰藉语，正因为如此，才更显悲凉。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金乡西北）人。在“建安七子”中，历来皆认为当以其为首。《文心雕龙·才略》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其实，当时曹植便称赞他“既有令德，才技广宣，强记洽闻，幽赞微言。文若春华，思若涌泉，发言可咏，下笔成篇。何道不洽，何艺不闲”（《王仲宣诔》），兼及文辞的华美和才思的敏捷两个方面。故后来《三国志·魏志》本传也说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又，建安文学向称“俊才云蒸”，自然主要指三曹与七子而言，但最为杰出的，论者有曹植、王粲之说。如《文心雕龙·明诗》谓：“兼善则子建、仲宣。”《宋书·谢灵运传论》也一再以曹、王并称，云其“并摽能擅美，独映当时”，代表汉、魏之际的作家，且有“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的具体评论。

上述曹、王之言多从诗歌上去着眼，因为建安文学的高度成绩与风格特征，即“建安风骨”者，即以此为标志。那么，王粲的意义也便很重要了。是以《诗品》将他于曹植后，亦列居上品，云：“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在曹、刘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所谓的“源出李陵”，意当指其深刻接受东汉后期文人五言诗传统（《古诗十九首》和传苏武、李陵赠答诗）的浸润，直抒胸臆，造意悲远真挚而词语茂畅流丽，“家本秦川贵公子，遭乱流寓，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其二《王粲》）。只不过缺少激荡、劲遒的气势，故不及曹植的于词气兼具并胜。

王粲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1卷，后多有散佚，现存诗已不足30篇。其中最受称道的是《七哀诗》3首，为历代选汉魏六朝诗者所必录，3首非同时同地之作，其一云：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此首成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王粲时仅16岁，为避董卓部将李傕、郭汜之乱，他与友人王凯、士孙萌等离开长安南下往荆州依刘表。[10]其《赠士孙文始》诗亦云：“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亦记此事。《七哀》描述了初离长安的见闻感受，“出门”二句虽浅白如话却鲜明如画，极生动精确地展现出迭经兵燹战火后赤地千里的悲惨场面，使接下来饥妇弃子的细节性叙写更具真实而残酷的震撼力量。故亦无须藻饰华辞，只是循次说来即教人感同身受。这种直面现实苦难的精神已涵载着典范价值，对后人影响深巨，尤其是在遍燃烽火、动荡流离的乱世，更会触引起普遍的认同感而成为楷模之制，故清沈德潜说：“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古诗源》卷六）清何焯《义门读书记》亦云：“王仲宣《七哀诗》‘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并认为全诗宗旨在于“哀王室之乱”，这主要指末尾四句所言，登上西汉文帝陵墓（霸陵），回望旧京，追念昔日太平盛况，就更深切地领会到当年制作《下泉》诗之人的叹慨忧伤之情了。《下泉》本系《诗·曹风》里的篇名，曹国始封于周武王弟姬振铎，都定陶，亦在山东地域范围内，距王粲故乡不远。据《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忧而思明王贤伯也。”宋朱熹云：“王室陵夷，而小国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而伤为比，遂兴其忾然以念周京也。”（《诗集传》卷七）清姚际恒也说：“此曹人思治之诗。”（《诗经通论》卷七）那么，王粲便不仅仅是伤乱世而思贤君明治，还应该包纳了一种对于乡梓思想文化传统的承继与发扬。顺便说一下，汉乐府诗中未见有以《七哀》为题目者，《文选》卷二三载有曹植、王粲、张载三人的《七哀诗》各若干，唐五臣注吕向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鼻酸而哀也。”总之是极言哀思之盛多。又唐吴竞《乐府古题要解》谓“《七哀》起于汉末”。又《文选》唐李善注于《七哀诗》题目下云：“子建在仲宣之后。”则《七哀诗》或许为王粲的感时念乱所首创了。

建安十三年（208），刘表卒后，王粲劝其子刘琮降曹操，并以此功被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之后便随曹操四处征战，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一番新气象，《从军诗》5首可视为代表作。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二《相和歌辞》于题目作《从军行》，首列王粲此诗，并引《乐府解题》曰：“《从军行》，皆军旅苦辛之辞。”5首诗的时地不同，《文选》卷二七李善注谓除其一之外，其余四篇皆为建安二十一年（216）从曹操南下征吴时所作。其三云：

从军征遐路，讨彼东南夷。方舟顺广川，薄暮未安抵。白日半西山，桑梓有余晖。蟋率夹岸鸣，孤鸟翩翩飞。征夫心多怀，恻凄令吾悲。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既戎有授命，兹理不可违。

诗中慨然抒怀述事，颇具苍凉之致，而为军国大业献躯忘私、慷慨赴难，更是建安文学的时代主调，所以言虽质直，但仍觉真情贯溢、意气激荡。其成功处，尤在于深秋迟暮时景物气氛的映衬烘托，它们尽管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但正由此牵引，才使“恻凄”的情味更加浓郁深切，并因之凸显出襟怀志趣的高迈绝尘。而不同于这里的情景交错夹杂，其五前半部分则以写景为主，景中融情的笔法出之：“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榛棘，蹊径无所由。藿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日夕凉风发，翩翩漂吾舟。寒蝉在树鸣，鹳鹄摩天游。客子多悲伤，泪下不可收。”声色动静的摹写随着“荒路”的跋涉转易，然无论城乡，都是饱经战乱劫火后的废圮凄凉，了无丝毫生机。那满目秋晚的林丘寒流、鸣蝉飞鸟，相伴着天涯客子无所底止的缥舟共远逝，此时此际，他除却悲伤泪下，还能怎样呢？如此写景则历历在目，似可身亲闻见；如此述情则挚切真实，无不沁人心脾，即置之曹植诗中，亦可并肩其“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魏陈思王植》）之胜而无逊色。

类似的融情于景、以景寓情的精警之制，还有《杂诗》：“日暮游西园，写我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褰衽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飚扬尘起，白日忽已冥。”不过，这里另写春暮景色，且有异于前者情景契合一致以抒羁旅愁怀的单层主旨，而是深于比兴寄托，忧思殷重，那鸟与人的希冀类从间，似乎流宕着无限的身世慨叹，只是意没象中，已归趣难求了——这样的幽微复杂，似乎轶出建安风骨刚健明朗、慷慨悲凉的主流艺术精神之外，于轻吟微叹间，稍稍透露出后来阮籍《咏怀诗》渊远隐避、语多讥刺的消息。

又王粲归曹后，虽居侍中高位，仕途较为显达，但与陈、刘、徐、应、阮等其他五子，仍属文学侍从之士，并不像孔融那样的卓立特异，故而“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留下一些奉应酬和作品。在感情上，虽不及蹇淹荆州诸篇与《从军诗》的深挚发扬，但它们词句清丽，善于营造气氛、刻画形象，多和悦轻畅意趣，写景叙事皆颇生动，体现出另一种风貌，并非一味作悲怆慨叹之音，足见其娴熟的艺术技巧，甚有可取处。如《清河作》：“列车息众驾，相伴绿水湄。幽兰吐芳烈，芙蓉发红晖。百鸟何缤翻，振翼群相追。投网引潜鲤，强弩下高飞。白日已西迈，欢乐忽忘归。”另如《公䜩诗》：“昊天降丰泽，百卉挺葳蕤。凉风撤蒸暑，清云却炎晖。高会君子堂，并坐阴华榱。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罍。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合坐同所乐，但诉杯行迟。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今日不报欢，含情欲待谁？”

王粲向以“溢才”“兼善”擅名，所作首推诗歌创作成绩为高；但赋也足可与之比美，不仅数量较多，且结构严谨、笔力健劲，亦一时之翘楚，不让曹植诸篇，为“建安七子”中他人所难及。是以《文心雕龙·诠赋》云：“仲宣靡密，发篇必遒”，继之再举徐幹、左思、陆机、潘岳、成公绥、郭璞、袁宏等家，称“亦魏晋之赋首也”。尤其是《登楼赋》，在以铺排景物、敷典摛文为长的汉大赋向重在抒情写志的魏晋小赋的转变过程中，开拓境界、融合情景，于后一类作品里载具着典范意义。此赋制于建安十年（205），正在荆州依附刘表时际。[11]登临之楼，《文选》卷十一李善注引盛弘之《荆州记》，谓在当阳城楼；而六臣刘良注则云系江陵城楼，今论者据《水经注·沮水》与同书《漳水》，断为麦城，是。[12]《登楼赋》开篇即揭出“登楼四望，聊以销忧”的本旨，接着依次铺写周遭显敞的景象和丰饶的物产。然而，“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反倒更牵惹出不尽的乱离之感、乡关之思：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憯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作为王粲的乡梓后辈，“萧条异代”，晁补之对《登楼赋》深有会心，称扬说“盖魏赋极此矣”（朱熹《楚辞后语》引）。李元度则分析云：“因登楼而四望，因四望而触动其忧时、感事、去国、怀乡之思。”（《赋学正鹄》）究其根由，缘于落拓不偶的现实际遇所激发。刘表虽是王粲祖父王畅的门生，但自初平三年（192）到建安十三年（208），长达十五六年的岁月里，王粲始终未得重用。尽管怀抱利器，却功业难成，郁郁有飘零之感，深恐年华尽逝，机会不来，遂于赋中抒写之。先是摹景状物，从广阔的时空观照间酝酿浩渺苍茫之致；继之再滋生浓重的情绪感受和深沉多端的思虑，古今一慨，地异忧同；结尾点明天色已近迟暮，仍回复到上下景色的俯仰顾瞻中来，只是转为萧瑟凄冷，正与人怆恻索莫的心境相融合交并。那么，整日的徘徊攀倚，乃至辗转不寝，反倒使忧思更加浓挚沉郁了。总之，全篇造语清雅玮丽，符采相胜，依次述来，从容中仍时见慷慨飞动的气势和悲壮苍凉的意绪，也深深浸润着“建安风骨”的精神志趣。在这里，恰可与《七哀诗》其二相参照：

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方舟泝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冈有余映，岩阿增重阴。狐狸驰赴穴，飞鸟翔敌林。流波激清响，猴猿临岸吟。迅风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丝桐感人情，为我发悲音。羁旅无终极，忧思壮难任。

此亦为寄居荆州时的作品。它开首便以“何为久滞淫”的自问突发，随即就“愁”字笼罩全篇。所以，在诗歌主体部分的景物刻画中，无论山林与流波激响、归鸟共岸猿长吟，还是迅风吹白露零落，都处处笼罩着特定的主观情绪指向。因之再写人深夜感孤寂而难寐，只有抚鸣琴发悲音以寄心意，便都交融无迹，自然合一而构成为有机的整体，含蕴厚重；才于末尾揭出“自伤羁旅”（《义门读书记》）、殷忧不堪的本旨，确与《登楼赋》相似。只不过《七哀诗》以写景为主，情思略为点染而简洁有味，多兴比之笔；《登楼赋》却是抒情明志与摹景状物并重，双方相互配合而形成为一个和谐的境界，由之使意旨更明晰详透。当然，这种表达方法的差异当本缘于两种不同文体的叙述规范的制约，但是，诗与赋却一致呈现出“建安风骨”的审美理想与艺术面貌。

王粲现存赋计27篇（包括《七释》与《吊夷齐文》），但仅上述《登楼赋》完整无缺，余者皆散载于《文选》注引及《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各种类书里，已经过不同程度的删节，率多残佚。其中《大暑》《游海》《浮淮》《闲邪》《出妇》《寡妇》《神女》《酒》《鹖》《羽猎》《鹦鹉》《莺》《谜迭》《玛瑙勒》《车渠椀》《槐树》《柳》《七释》《吊夷齐文》等赋，均系归附曹操后所作，它们或是奉命而制，或为与曹丕、曹植、陈琳、刘桢、阮瑀、应玚、繁钦等邺下文士集团成员相互唱和竞胜的同题三篇，都从侧面印证了曹丕《与吴质书》里所说的他们行止相随诗赋酬应以之激发的盛况。

这些赋的体式不一，涉及的题材内容也较为广泛。如《大暑赋》巧构形似，铺张景物、禽兽和人的感受，“气呼吸以祛裾，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犹淟涊而不凉。体烦茹以于悒，心愤闷而窘惶”，以描叙炎蒸酷热的情形。在表现手法与艺术风格上，略存汉大赋若干影响痕迹，只是不再那么堆叠僻语奇字，以示险怪博奥了。类似的又如《游海赋》：“登阴隅以东望，览沧海之体势。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皋。”继之绘色状形，一一陈述海上的涛浪洲岛，所怀藏的群犀巨象、鱼鳖珍宝等等，真是光怪陆离，极力通过语言文字的中介以牵引有关的联想，以具体再现那些景观物象，闳阔盛大，瑰奇绚烂，仿佛汉大赋的雄浑气象及巨丽之美。另外，尚有一些重在抒情的，已与前者不同，完全是当时流行的小赋面貌，如《思友赋》：

登城隅之高观，忽临下以翱翔。行游目于林中，睹旧人之故场。身既没而不见，余迹存而未丧。沧浪浩兮迥波流，水石激兮扬素精。夏木兮结茎，春鸟兮愁鸣。平原兮泱漭，绿草兮罗生。超长路兮逶迤，实旧人兮所经。身既逝兮幽翳，魂眇眇兮藏形。

它和《伤夭赋》意旨相类，皆系为亡友制作，唯此篇间杂骚体。建安时代为亘古罕有的乱世，常祸出多门，人命危浅每难假天年，故悼念亲友的丧亡遂成为文学的一大主题。篇中睹旧迹以思旧情，情与景相互映托交融，契合无间，开头写登临眺望，只不过为后文的抒情写景张本而已，且语言平易流畅，托意深沉真挚，在章法风味上都与《登楼赋》近似。与之相同的还有《柳赋》，它是为酬和曹丕《柳赋》所作。曹赋之《序》说其缘由为“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因而柳在王粲赋中也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和主观情感指向，成了具体标志性的符号中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纯客观的自然物象。所以，尽管这里也使用情景互会的笔法：“昔我君之定武，致天届而徂征。元子从而抚军，植佳木于兹庭。历春秋以逾纪，行复出于斯乡。览兹树之丰茂，纷旖旎以修长。枝扶疏而覃布，茎森梢以奋扬。人情感于旧物，心惆怅以增虑。行游目而广望，睹城垒之故处。悟元子之话言，信思难而存惧。”但是，却有异于上述《思友赋》的指对宽泛，唯渲染气氛营造境界而兴寄多端却无从凿实。又，《世说新语·言语》云：“桓公（温）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庾信《枯树赋》于此作“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同一物象里沉积的生命感悟与递相循承的文化意蕴，似乎都可共王粲《柳赋》比照品味。

王粲的文则仍呈杂散文形态，大多以社会现实政治的功利目的为重，缺乏文学的审美价值。其中较佳胜者，如早年依附刘表时所作的《为刘荆州谏袁谭书》《为刘荆州与袁尚书》。袁绍死后，二子兄弟阋墙、千戈相逼，“追阏伯实沉之踪，忘棠棣死丧之义”。是以于书中征引古今事典，晓陈利害，谕以共匡汉室的大义；皆情辞恳挚，气势充沛浩荡，犹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另，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尚著录“《汉末英雄记》八卷，王粲撰，残缺。梁有十卷”，此书至宋时亡佚。清黄奭《黄氏逸书考》有辑本流传，分题记曹操、曹纯、桥瑁等五十余位汉末人士事，而于董卓、吕布、公孙瓒、袁绍所收录条目为多。作为史传文学，《英雄记》继承了《左传》《国语》，乃至《史记》《汉书》的传统，言事并重，文字简洁而词气畅达，不少片断被晋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所采录，甚至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对之也有借鉴。如其中记叙吕布的两条：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外，同声大呼攻，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颇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砍萌一臂。顺砍葫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官与谋。”时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性言：“萌常以此问，性言吕将军大将有神，不可击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谓性曰：“卿健儿也！”善养视之。创愈，使安抚萌故营，领其众。

袁术遣将纪灵率步骑三万攻刘备。吕布遣人招备，并请灵等飨饮，谓灵曰：“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植戟于营门，弯弓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解兵；不中，留决斗。”布一发中戟支，遂罢兵。

前者写夜深兵变的突发性事件，气氛紧张，头绪也较纷杂，但王粲却从容不迫地一一叙来，层次明晰，曲折尽意。而有关细节、人物，诸如吕布的慌乱狼狈和事后的大度、高顺的镇定细心与判断准确、曹性的忠直等，皆生动毕显。后者则近乎小说笔法，活现出吕布形象，充满传奇式的戏剧色彩。又如：

吕布使陈登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吾所求无获，但为卿父子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嗜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通过新颖贴切的譬喻，从不同人的眼光里来刻画吕布的性格和为人，历历如见。其他如记叙袁绍谋士逢纪者：

纪，字元图。初，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纪俱诣冀州，绍以纪聪达有计策，甚亲信之，与共举事。后审配任用，与纪不睦，或有谗配于绍者，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

所记的乍看是人际关系中的恩怨亲疏琐事，然言因事出、事映言彰，用十分精练的白描式文字，便尽展一位襟怀坦荡、正直诚实而深明公私大义的士子的高洁情操，教人肃然起敬。总之从《英雄记》中，可以看到玉粲剪裁、组织史料的能力与高度的叙述技巧。同时，他又坚执史家的理性冷静，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客观记实，并不流露主观判断倾向，而一切褒贬之意均于言外自见——这点，又区别于《史记》的虽同样恪守“实录”精神，笔端却每每蕴藏激情而时作迸发之姿的风格面貌了。

刘桢（？—217），字公幹，东平人。他的文学成就，以诗歌为最高，前引曹丕《与吴质书》已称赞“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后来《诗品·总论》里也将曹植、刘桢并称，并以刘桢、王粲列为曹氏父子兄弟之“羽翼”，于《魏陈思王植》评云：“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幹升堂，思王入室。”为此品级以分高下。《文心雕龙·比兴》亦云：“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那么，在“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上，当又推刘桢为首，王粲居第二了。后人亦认同曹刘之称，如杜甫屡屡说：“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壮游》）、“总戎楚蜀应全未，方驾曹刘不啻过”（《奉寄高常侍》）、“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刘不侍薛郎中”（《解闷十二首》之四），另，任华云：“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寄杜拾遗》），杜牧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元好问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论诗绝句》），等等不一。其实，刘桢与王粲，可并列为七子乃至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原不必强作轩轾，恰如《艺概·诗概》所言者：“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刘桢现存诗仅15首，另有少量断句残篇，《诗品》将之列为上品，云：“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这里说刘桢源出《古诗》，实际上与说王粲源出李陵的性质相同，都是指他们继承东汉后期，即恒、灵之际文人五言诗的托物兴感，以景传情而“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发至情”（陈绎曾《诗谱》）的传统。关于刘桢风格特征主要为意气激荡、慷慨绝俗，也本是时代风气使然，所谓“建安风骨”，在七子的作品间皆有流露，只不过刘桢于此端特为突出罢了。故而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其五《刘桢》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拟诗末尾则谓：“唯羡肃肃翰，缤纷戾高冥。”它们集中体现在《赠从弟诗三首》，其二云：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诗中因物喻人，全用比兴，一力张扬在严酷的环境下仍坚持本色、不改变操守的高风亮节，确是凸显出一种超群异立、跨迈尘俗而无所顾忌的凛凛骨气；且笔力劲挺，语言质直，不事雕饰，可与其三“凤皇集南岳，徘徊孤竹根。于心有不厌，奋翅凌紫氛。岂不常辛苦？羞与黄雀群”参味共读。《文心雕龙·体性》云：“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似乎指刘桢气度较狭窄偏急为憾，然《赠从弟》的气势高亢昂扬，实基础于对嘈杂纷扰的社会现实的脱弃摒绝，是以不肯与之因循和同，才作出特异独高的姿态来。至于说他为诗言辞壮厉而情思惊人，按之此篇，则为中的之论。

《文心雕龙·才略》又云：“刘桢情高以会采”，指出了另一方面的倾向，如《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就不同于上述《赠从弟诗三首》的风貌。曹丕于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立为魏太子，知刘桢诗制于此间，4首为一组。其一追忆昔时共同宴饮集会之乐：“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罍含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其二记述分别之由：“余婴沉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所亲一何笃，步趾慰我身。清谈同日夕，情盻叙忧勤。更复为别辞，游车归西邻。素叶随风起，广路扬埃尘。逝者如流水，哀此遂离分。”其三则写别后的思想之苦，杂用叙述、写景、抒情的笔法，诗云：

秋日多悲怀，感慨以长叹。终夜不遑寐，叙意于濡翰。明灯曜闰中，清风凄已寒。白露涂前庭，应门重其关。四节相推斥，岁月忽已殚。壮士远出征，戎事将独难。涕泣洒衣裳，能不怀所欢。

开首“秋日多悲怀”两句，涵纳着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以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以来所沉积的特定季节情蕴，故后面诗中描摹风寒露重的深秋景象，便不只是渲染凄凉衰冷的气氛，还相伴有岁月迟暮、人生倏忽，与知交飘零、一身孑孤而念友怀亲等多重的意绪。也不仅止于通常习见的以景映情、情景浑化交会，而是以主观的情思挈领笼罩全篇，给客观物象涂染上浓郁的悲伤情绪色彩，使之也充分主观化，形成感应共鸣的境界。随即于其四总束本旨，给繁富丰厚的内容以归结：“凉风吹沙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缇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要之，此四诗较《赠从弟》之造语为丰润，意味也趋向苍凉沉挚，由气盛而转为情浓。类似的还有《赠徐幹诗》：“思子沉心曲，长叹不能言。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迁。步出北寺门，遥望西苑园。细柳夹道生，方塘含清源。轻叶随风转，飞鸟何翻翻。乖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仰视白日光，皦皦高且悬。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只是这里以阳春艳景衬托思友的哀苦之情，已见相反相成；后半再说羡慕飞鸟的自由而憾己身无双翼，“不得与比”，是更深一层的对比手法，更加深痛。

刘桢还有的诗，辞藻较为华茂，并非“雕润恨少”。如咏物之作的《斗鸡诗》：“丹鸡被华采，双距如锋芒。愿一扬炎威，会战此中唐。利爪探玉除，瞋目含火光。长翘惊风起，劲翮正敷张。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绘形状貌，神采飞动飏扬，犹同一幅五彩工笔画，以摹写细致传神为胜。难得的是，丽语与锐健之气相映配，便避免了肥赘滞拘之弊，与《射鸢诗》“发机如惊焱，三发两茑连。流血洒墙屋，飞毛从风旋”之句并臻佳境——然而它们已渐离悲凉慷慨、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别以其藻饰文采，工于摹色拟形、体貌写物的笔法下开南朝逐文略情之咏物诗的先风。所不同处是，这里还因词气充溢能标高格，后者则多以靡丽精巧相尚，便趋于软媚一途了。

总的看来，刘桢诗虽数量有限，但风格取向却是多元化的。而其文赋，《三国志·魏志·王粲传附》称达“数十篇”，却大部分亡佚了，是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刘公幹集》谓：“今公幹书记，传者绝少，知其物化以后遗失多矣。”仅存的几篇书信文字，如《谏平原侯植书》，载《三国志·魏志·邢颙传》；又，《与曹植书》，见《太平御览》卷七三九。另《魏志·王粲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文士传》有《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事因曹丕赐刘桢带，又嘲之云“物在贱者手，至尊不取用”，故刘桢为答云：

桢闻荆山之璞，曜元后之宝；隋侯之珠，烛众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之尾，缀侍臣之帻。此四宝者，伏朽石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千载之上，发彩畴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贵者所御，贱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农夫先尝其粒。恨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尚可纳也。

文以骈体出之，对仗排比讲求工整，但词气却豪放奔畅，巧妙地驳斥了曹丕凡物贱者用则贵者弃的戏谑。并连类比物，举珍宝潜隐显扬的前后截然不同境遇，证明卑者修劳而为贵者服享的普遍社会现象，生动形象，富有说服力。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说魏文的特点有四端，“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13]，于刘桢此书可见之。

徐幹（171—217），字伟长，北海剧县（今昌乐西）人。原有集5卷，但绝大部分已散佚。如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著录“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曹植）各失稚子，命徐幹、刘桢等为之哀辞”，《文心雕龙·哀吊》称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一篇，时有恻怛”的《行女哀辞》，便已失传，现仅存曹植的一篇。又，《文心雕龙·铨赋》云：“伟长博通，时逢壮采。”而其《玄猿》《漏卮》《桔赋》已全佚，《团扇》等也多残缺；然《齐都赋》的断句如“其川渎则洪河洋洋，发源昆仑。九流分逝，北朝论渊；惊波沛厉，浮沫扬奔；南望无垠，北顾无鄂”，穷形尽貌地极力摹写，气象闳阔而气势浩荡，依稀犹可见汉大赋铺张扬厉的笔法，不愧“壮采”之评语。

《诗品》将徐幹列在下品，且谓“伟长与公幹往复，虽曰以莛扣钟，亦能闲雅矣”。“以莛撞钟”，语出《汉书·东方朔传》引《答客难》，唐颜师古注：“谓蒿莛也。”即细竹枝，当然不能敲出声响。现在将其《答刘桢诗》与上引刘桢《赠徐幹诗》相较，确不及刘诗的笔力遒劲，兼融情景而流荡着悲壮苍凉之气；不过，徐诗云：“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从容道来，化用《诗·王风·采葛》与《郑风·子衿》“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意境；最后以比兴手法，暗喻愁思如盛夏之草木日益繁滋，皆情味深永，风貌闲雅。

徐幹存诗完整的仅有5首，其中最被论者称道的为《室思》，始见于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卷一，将之析为6章，题目则作《室思六首》。其实，诗中反复抒写对远行久别而不归的丈夫的想念，依次递进，每章表现心理的曲折变化与情绪动荡，是一个完整有机的组合，“自处于厚，而望君不薄，情极深至”（《古诗源》卷六）。如其二云：“峨峨高山首，悠悠万里道。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此承其一写别后餐饭无味的愁忧，仿佛还见到他的身影容光，故转笔叙述忽然意识到其行迹已远且离别时久，遂感叹人生短促，何必再徒找烦恼？但回想昔日的恩爱，又觉得是忧能伤人，怎么排遣的开呢！情思缠绵宛曲，语言自然晓畅，只平平道来。不求新巧奇险，却浅貌深衷，让人回味无穷，甚近似《古诗十九首》的风格。而诗中不少句子，甚至多由《十九首》“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等变化从出，正同一风味。又如其三云：

浮云何洋洋，原因通我词。飘遥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诗因仰望天上的浮云发端，慨憾其漂泊无行止而不能托意达辞，遂推出“君独无返期”的主旨来。“自君之出矣”四句仍重申相思如流水般没有停歇穷竭之期，但造语清新隽逸，兴喻譬拟也妥帖形象，似乎可以真实地闻见感受到；只是变浓挚为流利，寓绵邈于轻畅之中，颇具后来南朝乐府民歌的情韵格调，为人所咏唱赏爱。《乐府诗集》卷六九即以“自君之出矣”为题目兼首句，录有关拟作，入于“杂曲歌辞”里，如范云“自君之出矣，罗帐咽秋风。思君如蔓草，连延不可穷”、李康成“自君之出矣，梁尘静不飞。思君如满月，夜夜减容晖”等。又，徐幹《情诗》也表现了与《室思》同样的题材内容，其中“君行殊不返，我饰为谁容？炉薰阖不用，镜匣上尘生”诸句，在抒写手法、情致风韵方面都甚类似“明镜暗不治”。总之，纵观徐幹诗作，相较于王粲、刘桢，风格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隋书·经籍志》著录徐幹著《中论》6卷，今通行本为2卷，凡20篇。曹丕曾极口称赞其“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后世，此子为不朽矣”（《与吴质书》）。但是，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云，它“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故前史皆列之儒家”，在实质上仍属于议论说理性质的学术文章。《艺概·文概》认为“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之”。观其于行文偏向质重古朴，缺乏华采，注意论点的层次清晰逻辑细密，犹类似汉人体格，而殊异于王粲、刘桢等建安诸子为文多有气势情感的腾涌发露。另外，值当汉魏乱世，道家思想激扬，刑名之说畅行，徐幹却坚持日趋衰颓的儒家传统，著书立说以为光大，并身体力行之。“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与吴质书》）；“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之四《徐幹》），也是难得的了，从而显示出作为孔孟乡梓后辈的山东儒士的风节。

二 卓立于西晋文坛的左氏兄妹

建安以后的魏晋文学发生了变化，进入一个新时期，总体上呈现出新的风格面貌。从观念上说，文学独立于政治教化性实用社会功能之外的本体自觉意识空前强化，人们更普遍注重、强调其审美价值与抒情怡性的特点，并开始更全面、深刻地认识、探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艺术规律，以及由之产生的各种复杂现象——这些，必然要反映且影响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概而言之，曹魏享国短暂，率不过40余年，中间自“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起讫，清谈风气大炽，学者推尊老庄，以“玄学风流”而著称于世。另一方面，司马氏独揽朝政大权，残酷迫害异己，当时名士难免罹谤遇祸。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里，便罕见“建安风骨”的慷慨明朗格调，而每每多存忧生隐避的内容和兴寄感叹之笔，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寄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其代表作家为阮籍和嵇康，虽然《文心雕龙·明诗》说：“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风貌并不一致，但二人却同样丰富并深化了自我内心世界的表现和主观情思的抒写，浸润着浓郁的忧生愤世的悲凉意味，亦仍系直承建安文学传统所来而再予以增损拓展之。只可惜在这一时期，山东文坛已经远远不如上述的汉魏之际的繁盛，基本上乏善可陈。

西晋司马氏王朝吞蜀平吴，天下复归于统一，是以全国人才萃集，遂于武帝太康暨以后相接的惠帝、怀帝朝又形成一次新的文学高潮。尽管其所取得的成绩与所能臻达的高度，或许不及建安时代，然而作家及作品之盛多，不同风格纷呈，承旧启新的多元艺术精神所建构出的兴旺景象，似犹过之，所以，当差可比肩建安文学。《文心雕龙·时序》曾描述这种状况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张华）摇笔而散珠，太冲（左思）动墨而横锦；岳（潘岳）湛（夏侯湛）曜联璧之华，机云（陆机陆云）标二俊之采；应（应贞）傅（傅玄傅咸）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孙楚）挚（挚虞）成公（成公绥）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沈约也评论其代表作家潘岳、陆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宋书·谢灵运传论》）

总观西晋一代文学，成绩卓著者自是首推诗歌。《诗品·总论》谓：“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明确指出其直接承继建安之盛荣而再为特出，并且认为应以陆机、潘岳、张协、左思四人为代表诗家，全部皆置列在上品。就中又视前三人为一类，将之与建安诗人之佳胜者相提共论：“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文心雕龙·明诗》亦持同样意见，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如果结合着文体本身的嬗变演进流程与当时的创作实际状态，可以说，陆机、潘岳标志了诗坛的主流风貌特征与审美取向。即主张“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注重辞藻的色泽、骈偶、事典、韵律等表现技巧和体物写貌以生动形象的艺术效果，从而构成华赡秾丽的整体风格，诸如《文赋》阐述的那样：“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秀，凄若繁弦。”概括说来，以陆、潘为首的西晋时代诗歌，其“彬彬之盛”的局面虽与建安诗歌相仿佛，但由于已是四海归一、社会安定，诗人的生活也较为优裕，故而率多缺乏其慨慷激越的气势与苍凉悲壮的情怀。与建安诗歌那种爽劲明朗、自然质朴的体格殊异，转而追求词采的华美，讲求铺叙手法，日益向人工的精巧化方面发展。正由于注重文辞繁富，便不免累及风骨的健举高挺，故前引论之为“轻绮”、“力柔”，当然远比不上建安诗歌。换言之，陆、潘等太康诗家偏向于效法建安诗歌中典雅华丽的一面，并给予强化发展，使之上升为主流取向，由之直注以下的南朝诗坛，“从此以后，诗歌写景抒情的技巧更趋成熟，形式与语言的精美成为诗人们更加自觉的追求，就其主潮而言，这是符合诗歌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的，是文学意识觉醒后必然会产生的结果”[14]。

如果说潘岳和陆机体现出西晋诗歌创作的主流走向，那么，左思却标志着西晋诗坛所可能取得的最高成绩。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淄博）人。《诗品》评论说：“其源出于公幹。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关于源出刘桢之说，主要是因为左思诗卓异于西晋诗歌求美的主流艺术精神与美学理想之外，依旧直步建安风骨，不重文采藻饰而独以意气激扬流荡为尚，形成为与时代趣味独立而自标高格的“左思风力”（《诗品·宋征士陶潜》）。所以，《诗薮》一再说他“骨力莽苍”、“纵横豪逸”（《内编》卷二）、“以气胜者也”、“平原（陆机）气骨远非太冲比”（《外编》卷二）；又称“仲宣之淳，公幹之峭”（《内编》卷二），前者指情感的挚厚，则后者谓气势的挺拔，也恰是左思的主要风貌特征所在。故《艺概·诗概》亦云：“刘公幹、左太冲，壮而不悲。”

左思现仅存诗14首。其中《悼离赠妹诗二首》为四言，是泰始八年（272）因妹左棻被选纳入武帝后宫时所作，如“桓山之鸟，四子同巢。将飞将散，悲鸣忉忉。惟彼禽鸟，犹有号咷，况我同生，载忧载劳”、“既乖既离，驰情仿佛。何寝不梦，何行不想？静言永念，形留神往。忧思成疚，结在精爽”，或善于托比、或直抒胸臆，写手足睽别之情皆真挚感人，但整体看来，较为质木，仍似汉人四言的朴讷面目。余下的都是五言诗，几乎篇篇精警佳绝，最被人激赏的为《咏史八首》，乃系左思的代表作品，前所摘引的评语多对此而发。八首诗也并非一时之制，大约开始于随妹迁居洛阳后、咸宁六年（280，吴末帝孙皓天纪四年）晋灭吴之前，而一直延续到其晚年，贯穿着他大半的生命历程。“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鲍照）、太白能之”（《古诗源》卷七），所以说，《咏史八首》并不是专门咏叹古人古事，中间亦兼写个的情感襟怀，颇具创意，是而《诗薮》外编卷二云：“《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但指一事。魏杜挚《赠毋丘俭》，叠用八古人名，堆垛寡变。太冲题实因班，体亦本杜，而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振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义门读书记》云：“《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概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摅胸臆，乃又其变，叙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为难。”下面拟根据其不同主旨题意，分别论析之。其一云：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泰始八年（272），左棻以才名选纳入宫，故知此篇制于左思移家洛阳后的青年时期，陆侃如将之系于咸宁元年（275）[15]。《晋书》本传谓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然而他却胸藏大志，期望为统一国家建功立业，诗中也洋溢着豪迈的激情和高度自信心。另一方面，又表露出不慕荣名富贵，功成身退而远引遁世的高洁情操，这点在其三里抒写得更充分：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连玺耀前庭，比之犹浮云。

两首诗各有其侧重的内容，可以互参；这也恰恰是入世出世的儒家传统思想与道家老庄之说的互补——两者交汇组合到一处，就树立起士子们的理想人生模式与充分实施、证明自我生命价值的完美范型，同时给予生活的意义和归宿以最好的解答与最终的定位。它所闪烁的独立人格光芒，所含纳的丰厚人文意蕴都负载着恒久深刻的影响及示范作用，甚至较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选择更具主动性，因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宽慰解脱，尽管更多了些普遍的实用操作价值，但却终究不及左思诗中张扬出来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才更教人向往。如后来的李白，便将之视作终生追求的终极目的。

艺术表现上，其一、其三两诗，只不过略有区别。其一虽也引古证今，但仅仅是偶尔用事罢了，究其实质，则如张玉谷言者：“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古诗赏析》卷十一）故直言坦陈一己才志抱负，不避透露明白，而全凭激扬的气势和炽热的情感见长。其三通体借古类今、以人拟己，多存托寄比喻兴趣，已经将咏史与咏怀紧密融合为一，亦此亦彼，故用笔就直寓曲、能于率畅显达中蕴溢宛转深沉之致。若纵览《咏史八首》组诗，与其一手法相近似的，还有其二：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其五：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其六：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和其八：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对比上引4诗，其二，所沉积饱蕴着的郁郁不平之气似乎已经溢满于字里行间，它当来源自左思生活于其间的那个特定社会现实环境。曹丕首创以“九品中正”之法取士，晋承魏制，流弊更显，积习愈重，遂使“台阁选举，徒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晋书·段灼传》）。在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的既定政权格局结构中，出身低微者，无论才干学识多么卓异，都无望仕登要津，只能是终身的沉沦下位。故诗起首即借草木天生的地势差异来比喻人的不同处境，末尾则复以史事作拟，以表示对士族官僚门阀制度极不公平的愤懑之意。其六仍循此主旨所来，但开头的慷慨悲歌，却是推崇昔日混迹市井辈的侠义之士的自尊身份，故继之高发宏论，蔑视权贵豪门以惊骇世俗。其八又转过笔意专写“君子固穷”（《论语·卫灵公》）的情怀，诗中通过对其困窘孤独生活状况的描述来作具体表现，并以战国纵横游说之士朝荣夕枯、祸生不测的结局给予比照，至结尾阑入《庄子·逍遥游》句意，自然归结到以“达士”的安贫守中、知足保和为楷模。从这里可以看出，左思仍是以儒道孔庄两派的哲理互补，与上述其一、其三所表述者一致，只不过这里在称扬“落落穷巷士”的善能处穷，已失去那种功成身退、不肯再与统治者合作的刚锐豪健之气了。与之相适应，这里也多用比喻笔法、征引事典，以证己意，不同于前者的恣肆率直。

既然已具“饮河满腹”“巢林一枝”的道家之想，那么，下一步便当付诸高蹈远隐的实际行动。故其五全依抒怀之体，采用前后对比的手法，先大力刻画帝都的壮丽高华景象，伴以众多王侯的雍容得意；后再表明要远举遐飞，以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作为生命的终极归宿。其间的转折关捩处在“自非攀龙客”一句，由此断然挑明身份，颇有今是昨非大彻大悟的意思；而结穴点睛处则为“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不仅是表现纵形放任、与天地合一的隐士生活，且比托弃绝俗尘、包纳万物的高士胸襟。它虽从王粲《七释》“濯身乎沧浪，振衣乎高岳”（《文选》卷二一本诗李善注引）化出，但已经和全篇融成为有机统一体，紧接于“出阊阖”、“追许由”的“高步”之后，便景中含情、注情寓景，显得境界极为寥廓远大、气象开豁旷朗，足可“俯视千古”（《古诗源》卷七）。

与其三手法类同的，则有其四：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和其七：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买臣团樵采，伉俪不安宅。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就内容主题视之，其四与前论的其八接近，都是颂美士子“不戚戚于贫贱”，虽居陋巷箪食瓢饮仍自得其乐的高洁品格。然而这里又从一般性的日常行为方式提升到著述立言以获不朽的事业层面上来，故标举西汉的文学大家扬雄为例。《汉书》本传载其“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又说他“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帝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扬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此论足可印证左思诗，所以，诗中的扬雄也便涵纳着类型化指向的符号意义，用来与诗前半部分权贵王侯的侈豪奢华生活作鲜明映照，那份褒贬赏斥的不同态度虽未明言，然亦昭然若揭了。此等类型性对比产生了颇深远的影响，每为后人所喜循承，如卢照邻长篇七言歌行《长安古意》，竟然先就64句的绝大篇幅极力铺张渲扬贵宦豪富人家的骄横奢淫，后来仅于末尾4句作突兀逆转，云：“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其意味、笔法均甚类似左思此诗。又，其七旨趣则与其二相一致，只不过改换另一种述写方式。即它不再从草木所居先天“地势”的差别去着眼，而更切合“咏史”题目，罗列四位士子先困厄后终显达的戏剧性人生际遇，来说明英雄邅、英才沉埋尘俗的事古来便多有之，也只是徒自慨喟扼腕而已。

总之，《咏史八首》因古感兴，假其人其事以连类引发、托拟譬喻，上面所谓的两种表现特征也仅只就大概约略言之，相互间多有错综混杂，实不宜作黑白式的断然区划。“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古诗赏析》卷十一），显示出它技巧与细节写法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但整体来看，却是如前言者，深受汉魏诗歌的浸染，直追“建安风骨”。这主要在于以气驭辞而气势遒劲，因情造文而情感充溢，描写的境界阔大气象浑厚，语言质朴简劲，由之形成慷慨豪迈的风格，呈现激扬高亢的情调。另，《诗薮》内编卷二称：“《篇》，太冲《咏史》所自出也。”案，《乐府诗集》卷三○“相和歌辞平调曲”录曹植《篇》，并引《乐府解题》曰：“曹植拟《长歌行》为《》。”其辞云：“游黄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世士诚明性，大德固无俦。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仇高念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汎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咏史八首》系不歌的徒诗，体制自有异于配合乐曲演唱的乐府诗，可知《诗薮》非指此所言；而是着眼在流荡于字里行间的英风豪气、涂染在笔端墨底的强烈情绪色彩，以及由同样的磊落雄健襟怀所建构的一致艺术精神，由之也点明“左思风力”的渊源所自。至于《诗品》说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谕之致”，亦显然指《咏史》而言，“诗中征引古事，语有来历，所以钟嵘说它‘典’；诗中发泄了作者的牢骚不平之气，所以说它‘怨’；它陈古讽今，批评了当时的社会，所以有‘讽谕之致’；无论是借史咏怀或陈古刺今的地方都非常贴切，这便是所谓‘精切’。……其中‘得讽谕之致’一点则是左诗最主要的特征”[16]。比较看来，左思对于现存社会制度的严厉而深刻的批判，对于其弊病大胆尖锐的揭露则又为建安诗人所不及。其原因，多缘由所处地位和人生际遇的巨大落差所造成，才使得左思的否定那么激烈决绝——对于建安诗歌的这种发展，是应该充分注意到的，因为他的“怨”较诸前者更为浓烈深切。

类近《咏史八首》的，还有《杂诗》：

秋风何洌洌，白露为朝霜。柔条旦夕劲，绿叶日夜黄。明月出云崖，皦皦流素光。披轩临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

诗因秋暮而感怀发兴、叹喟时光流逝而志向未骋。它前半写景以渲染凄凉冷落的气氛，中间点缀以“披轩临前庭”一句而转入后半抒情，直言珍重韶华、包揽四海的胸臆。虽然也与建安诗歌总体上同一风味，但与《咏史八首》的昂首高歌、纵横睥睨不同，它则偏重于其苍凉悲慨、徘徊顾瞻的方面。换言之，稍异于刘桢的意气荡溢、以豪逸见长，而是取向于王粲的感情真挚、凭沉郁取胜。

《晋书》本传载左思有强烈的功业心，移居洛阳后，虽通达姓名于帝王权贵，并曾给任秘书监的外戚贾谧讲《汉书》，参与其金谷宴饮，与陆机、潘岳、刘琨等并为“文学二十四友”。但是，当时的门阀制度由豪门大族垄断着仕途，他官止于秘书郎。严酷的刺激使之对现实有了清醒认识，遂决意绝弃富贵功名，寄余生于泉林云水之间，聆听大自然的生命声音——“天籁”。于是将胸襟中激荡充斥着的郁愤不平之气释化作一派清思逸响，再发之为诗，便出现了另一番不同面目，这即是《招隐二首》。其一云：

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耀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

其二云：

经始东山庐，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莹心神。峭茜青葱间，竹柏得其真。弱叶栖霜雪，飞荣流余津。爵服无常玩，好恶有屈伸。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

案，汉淮南小山有《招隐士》的辞赋，左思诗的题目显系承此而来。又，《文选》卷二二其诗之二下李善注引王隐《晋书》曰：“左思徙居洛城东，著‘经始东山庐’诗。”《晋书》本传亦称贾谧参与贾后谋废愍怀太子的计划，结果“谧诛。（左思）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贾氏事在永康元年（300）。论者或谓“东山庐”即指宜春里，地在洛阳郊外，故知这是左思晚年的作品。其一写入山寻访隐居的高士，因所见闻而生弃官归隐的念头。全篇细致描摹各种景象，声色动静相交映；而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为警句，意在强调天然之趣，自有清幽高洁的韵致，足可适性纵心，所以末尾二句直接点明志向以作终结。

其二承前，接着叙经营山居事，已得隐遁逍遥的乐趣了。值得注意的是“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二句。《论语·微子》云：“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诗当本于此。另，《孟子·公孙丑上》有段话可以与上引孔子的意思参照：“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是，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汗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所以，左思循顺儒家经典之论，认同“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表白自己并不以职卑官微为屈辱，也不以绝对排斥现实政治为高尚。那么，他之逃世隐居，所为何来？若参见《咏史八首》其八“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俯仰生荣华，咄嗟复凋枯”诸句，再联系司马氏朝廷内部争权夺利、互相残害，名士们常罹杀身之祸的恐怖现状，便明白其深蕴的根由：时世纷乱无常，没有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机会，还是全身远遁为上善之计。于是在结尾坦言心意，说要冷眼静观时人之所好，从而为自己选择遁迹仕途、脱离世俗羁绊以高蹈的逍遥自在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实质上，这仍旧是循守着“圣之时者”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的出世入世之道。写作方法上，也与其一不同，此篇则侧重议论，景物只不过用来引发、映衬襟怀志意而已。

总之，《招隐二首》的清逸远淡、高格雅韵，显示出左思诗歌的多样化风格，它为后来南朝山水诗的兴起和抒写隐逸志趣的风气导夫先路。同时的张华、陆机皆有同题之作，却远不及左思诗精妙绝人。另，《世说新语·任诞》云：“王子遒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山东才子与江南风流名士异代相隔、气质甚殊，却得以臻达心灵的契合，而这个过程正是凭借《招隐》诗中蕴含的审美境界来完成的。

左思尚有长达56句的《娇女诗》。据《左棻墓志》载，左思有二男二女，长女名芳字蕙芳，次女名媛字纨素，诗即述此二女幼时聪慧嬉戏的情状。它先写纨素，次写蕙芳，后半部分则二女合写。不仅题材新颖，且笔法细腻入微，绘形绘色昭昭在目，词采鲜艳茜丽，充满亲昵爱怜的慈父情味与天真娇纵的童趣。这种纯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场景，在以前诗中是很少见到的。左思将之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来，挖掘人性里本来普遍存在但却被文学长期忽视的部分，予以张扬，就受到世后的赞赏。如李商隐、苏轼等都有效仿之制。明锺惺云：“通篇描写娇痴游戏处不必言，如握笔、执书、纺绩、机杼、文史、丹青、盘槅等事，都是成人正经事务，错综穿插，却妙在不安详、不老成，不的确、不闲整，字字是是娇女，不是成人。”（《古诗归》）中肯地指出《娇女诗》的艺术表现特点。

对于左思诗歌成就的评价，南朝论者虽然给予充分肯定，但在整体上审视西晋诗坛时，仍将他与陆机、潘岳等并列为一流，且比较其间各有短长，如上引《诗品》之语便具有代表性。然而，随着文学创作风气及其艺术精神、审美观念的变化演进，自唐宋以来，多不再主张风力与丹采的结合互补，而是日渐趋向于重风骨后辞采，每每批评六朝诗文过分注意藻饰以致伤于艳美绮靡的倾向。所以，对钟嵘关于左思诗以风力偏胜而文采有所不足，及平列于陆、潘的评语深为不满，常发批驳之语：“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而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钟嵘以为‘野于陆机’，悲哉！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汉、魏，化乎矩度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一一）“左太冲拔出众流之中，胸次高旷，而笔力足以达之，自应尽掩诸家。钟记室季孟于潘、陆间，谓‘野于陆机，而深于安仁’，太冲弗受也。”（沈德潜《说诗晬语》）“钟嵘评左诗，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古诗源》卷七）“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艺概·诗概》）

其实，细究之下，就会发现无论左思，还是陆机、潘岳，均在“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诗品·总论》）的美学理想的笼罩之下，只不过尚气或尚词，各有所侧重偏长罢了，却不等于绝对化地非此即彼。相对而言，左思气胜于辞，风骨劲挺，但并没有完全忽略词采。如论者已屡曾言及，他诗中喜用叠字，如《杂诗》之“冽冽”“皦皦”“嗷嗷”，《咏史八首》之“郁郁”“离离”“济济”“赫赫”“寂寂”“寥寥”“悠悠”“峨峨”“蔼蔼”“习习”“落落”之类，便是明显地效法汉乐府民歌与汉魏文人五言诗，尤其是《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星”“驱车上东门”，等篇和传苏武李陵别诗中“泠泠一何悲”“去去从此辞”“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念子怅悠悠”“恨恨不能辞”“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诸句的着意语言修饰，以求精工整饬的表现技法。再进一步，左思诗也同样讲求字面的敷色著彩，以使华美，善于运用铺叙手段，巧构状物写形之似，这在《招隐二首》其一，特别是《娇女诗》“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驰鹜翔园林，果下皆生摘。红葩缀紫蒂，萍实骤抵掷。贪华风雨中，眒忽数百适。务蹑霜雪戏，重綦常累积”等句，得到了充分体达。另外，则为骈偶句式和排比笔法，这在左思诗中也较广泛地出现，即便被独推为“丰骨骏上”“以气胜者”的《咏史八首》里，也情形相同，便尤耐人寻味。一般说来，诗中大量排比偶句，可以增添对称工整之美，产生顺畅错落的节奏感，由之强化感情的抒发力度。上述种种，均说明左思在炼字炼句等外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工力。

总前以比较之，自会明了左思于一代之盛的特殊意义。“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宋书·谢灵运传论》）、“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文心雕龙·时序》），是对于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西晋诗歌的主流艺术精神及风格特征的概括。左思有与其相合之处，但是，他能够适当地把握“度”，于凋润辞藻之际而不掩没“野”，故仍得维持骨力的苍莽雄健，颇异于因为侧重涂饰词采，虽富“采缛”之美，却失之于“力柔”的时风。或者说，善于选择，将继承传统、借鉴新变融汇于自我的创造发展之中，从而形成劲健质朴的格调，“落落写来，自成大家”（黄子云《野鸿诗的》），遂使左思卓立于西晋诗坛之上，也是历代山东文坛最耀目的亮色之一。

除了诗歌创作之外，左思还以赋著名于世。《文心雕龙·诠赋》云：“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将之与潘岳并称，和王粲、陆机、郭璞、袁宏等共列“魏晋之赋首”。同书《才略》又云：“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认为《三都赋》和《咏史八首》，代表着左思最高的文学成绩。《晋书》本传叙述左思的生平行迹，大部分篇幅是讲其撰作《三都赋》的事：“欲赋《三都》，会芬（棻）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赋成之后，当时名流皇甫谧为之序，卫瓘、刘逵等作注，司空张华赞叹说：“班（固）、张（衡）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三都赋》为大赋组合型作品，包括《魏都》《蜀都》《吴都》3篇。西晋前期，主要是武帝朝，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故东汉后期以来逐渐衰落的大赋又一度趋于繁荣，出现了一批名家名作。其中左思不满意汉大赋的一味夸饰张扬，致生取材失实之弊，指责“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故而自己要新撰《三都赋》，则依本据实，言无妄出，所写者佥皆研精所由，“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者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亦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三都赋自序》）。他对赋的内容取材与功用提出了新的观念，并在创作实践中获得成功，“《文选》开篇就是班、张、左三家的赋。在古代是以这种赋为正宗的，司马相如、扬雄的那种赋都难与相比。看了这种赋，才知道辞赋不应当专尚辞藻，而应当注重实际内容”[17]。

关于《三都赋》的表现内容，姚范概括说：“《蜀都》以前后东西及封域城市为经，而以物产地毛纬其中，末乃及宴游禽渔之乐。《吴都》首言山川之所涵育，次及草木竹实禽兽瑰异之属，而后侈其都邑宫馆人物，后亦夸饰禽鱼乐游之盛，末略及往古风气为收场。《魏都》先言地望宫阙，以及墉洫寺署商贾，而后言其武以戡乱，以至太平觐享之仪、禅受之事，以建国法度考室举厝括之。”（《援鹑堂笔记》卷三七）由此可见覆盖的范围是非常广阔的，甚至可比作一部微型的地方志或类书。那么，其主旨又是什么？皇甫谧提出赋中因魏据中原，故为正统，而晋承魏统，申扬魏实质上便是颂赞晋，“故作者先为吴蜀二客，盛称其本土险阻瓖琦，可以偏王。而却以魏主，述其都畿，弘敞丰丽，奄有诸华之意。言吴蜀以擒灭比亡国，而魏以交禅比唐虞，既已著逆顺，且以为鉴戒”（《三都赋序》）。清王鸣盛也认为，“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十七史商榷》卷五一）。然而，何焯《义门读书记》、黄侃《文选评点》等均对此说提出疑义，究竟何为是非，一时也遽难定论。[18]现在看来，以《三都赋》的篇幅闳大巨侈，包纳纷杂繁复，其含义指趣也极可能是多元化多样性的，故不宜据某一端而作以偏概全的简单化认定。如果就主要取向来看，美赞国家山川宏丽、物产丰饶，而颂庆其终得一统太平，是体达得很充分的。

关于《三都赋》的表现方法，当时即有评论，如卫瓖《三都赋略解序》云：“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刘逵《注蜀都吴都赋序》则谓：“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都在称扬其文辞侈丽瑰奇的同时，强调它“征实”的精神。但由之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忽略了文学的创造性，即想象虚构的艺术特征，而以学术论著的标准去对待它。这样一来，尽管锤炼精深、学识广博，也只是大量资料的排比堆积，在铺张夸陈的手法上，于汉大赋并没有实质区别。所以，自《三都》以后，京都类型的大赋便再难乎为继了。而具体比较来看，3篇之中，以《蜀都赋》相对佳胜。它前半部分先从空间区域着眼，由南而北、自东向西叙写各处的地形江山、草木禽兽；然后描述全境的风土物产：

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虽星毕之滂沱，尚未齐其膏液。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其园则有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樱春熟，素柰夏成。若乃大火流，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紫梨津润，樼栗罅发，莆陶乱溃，若榴竞裂，甘至自零，芬芳酷烈。其圃则有蒟蒻茱萸，瓜畴芋区，甘蔗辛姜，阳阴敷。日往菲微，月来扶疏，任土所丽，众献而储。其沃赢则有攒蒋丛蒲，绿菱红莲；杂以蕴藻，糅以蘩。总茎柅柅，裛叶蓁蓁，实时味，王公羞焉。其中则有鸿俦鹄侣，振鹭鹈鹕，晨凫旦至，候雁衔芦。木落南翔，冰泮北徂，云飞水宿，弄吭清渠。其深则有白鼋命鳖，玄獭上祭，鳣鲔鳟鲂，鳀鳢鲨鲿。差鳞次色，锦质报章，跃涛戏濑，中流相望。

篇中依次写来，声色动静巨细连绵涌出，错落疏密有致，绘形图貌显得生动有趣，富于时空的多层次感。虽是散体赋，但以四言为主，偶尔杂以三言调节，于换意处则借虚字提领牵引，故于工整对称间又见流动盘旋之美。至后半部分则以“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币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之句发明，推出蜀都城的主题来，举凡地理面貌、历史事迹、今昔人物、风习土俗，乃至诸般城郭建筑、水陆物产，等等无不具备，它们交映纷列，连类迭呈，可谓光怪陆离，让人触目惊心。总之，全篇以场境、气象、笔力的闳阔豪健，显现着大赋特有的巨丽之美，将它可能的体制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让班、张等汉人制作。

左棻（？—300），字兰芝，左思妹。少即好学，以文著称于时，武帝闻其名，因纳入宫掖。泰始八年（272）拜修仪，七年（274）为贵嫔。虽姿陋无宠，然以才德见重，有文集4卷，已佚。今存诗、赋、颂、赞、诔等二十余篇，大多为应诏所制的实用性作品，故辞藻华美艳丽。如咸宁二年（276）因武帝纳皇后杨氏，左棻为制《纳皇后颂》《杨皇后登祚颂》《纳杨后赞》；太康十年（289），又奉诏为万年公主之死作《万年公主诔》。每有方物异宝，武帝必诏左棻为赋颂，所以在后宫里，颇有些像文学侍从之臣。但是，在抒发自己的身世感受时，她也有一些沉挚诚恳之作，并不一味追求文采丰赡。

如因见后宫争宠夺势的欺诈激烈，自念孤危而以见心明志的四言《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缘树，暮则巢宿。无干于人，唯志所欲。性清者荣，性浊者辱。”因鸟起兴，纯用譬喻笔法，至结尾始揭出自己淡泊随适、于名利无所求的本意。“性清”“性浊”及其不同结局的比较，于现实生活见闻的经验性归纳里，包容着丰厚、严峻的人生哲理，言简义深，发人警醒，诚为达者的胸襟识见，因被评为“学问语，无蒙腐气”（《古诗源》卷七）。又如泰始十年（274），她为酬答兄左思《悼离赠妹诗》而作《离思》，有句云：“自我去膝下，倏忽逾再期。邈邈浸弥远，拜奉将何时？披省所赐告，寻玩悼离词。仿佛想容仪，欷歔不自持。”直抒思念亲人的愁苦，只是任从心中流出，毫不藻饰辞采、推究技巧，却自以其情挚语真动人。总观此二诗，仍保持了汉魏古诗造语朴质、词气畅达浑厚的作风。

左棻最著名的是骚体小赋《离思赋》，这是她入宫之初，因“受诏作愁思之文”所制，完全可以与左思的散体小赋《白发赋》比肩。赋中开首先述被纳进皇宫后愧怍、孤独、忧惧的纷杂心绪，接着以下便阑入主旨，全力铺写思念亲人的感情：

风骚骚而四起兮，霜皑皑而依庭。日晻暧而无光兮，气栗以冽清。怀愁戚之多感兮，患涕泪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娈兮，每彩衣以娱亲。悼今日之乖隔兮，奄与家为参辰。岂相去之云远兮，曾不盈乎数寻。何宫禁之清切兮，欲瞻睹而莫因。仰行云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伤于离别。彼城阙之作诗兮，亦以日而喻月。况骨肉之相于兮，永缅邈而两绝。长含哀而抱戚兮，仰苍天而泣血。乱曰：骨肉至亲，化为他人，永长辞兮。惨怆愁悲，梦想魂归，见所思兮。惊寤号咷，心不自聊，泣涟洏兮。援笔抒情，涕泪增零，诉斯诗兮。

此处所表达的思亲内容，与上论《离思赋》诗类似，当可互参。但不同于诗歌的通篇言情，赋则先写景后叙情，景中含情、情因景发而最终交融互化作有机的统一体。如它描摹凉风劲起、严霜满庭、日色黯黯的秋晚景象，便营造出一派凄凉清冷的环境，以映衬悲伤痛苦的感情。继之再用韩伯瑜彩衣娱亲、屈原离家去国的事典和《诗·郑风·子衿》“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语典，来比拟托譬，使这种忧思的内容具象化。中间并阑入宫闱似海深，虽咫尺而千里，致亲人永为参辰的处境诉说，更显示出她的万般无奈和深深的绝望。而在情感的抒发中，尤注重过程的叙述，从“患涕泪之自零”起始，次经“涕流射而沾巾”，终乃至“仰苍天而泣血”，层层推进以臻达高峰，直觉得流溢出笔墨之外。最后的“乱”的结语，不妨以四言诗视之。虽然连续叠用“惨怆愁悲”、“惊寤号咷”等同类性质的词语，但并不觉单调，主要是因为情思的浓挚使之不得不反复倾泻。而且因为与亲人“永长辞”，故只能以梦魂相见；醒后自然是倍觉悲痛，但也只能以笔墨伴和着血泪去“抒情”，正与前长篇的赋文相呼应，明晰有序地表现出情感的变化和丰富。《诗品》评论汉班婕妤的《团扇》诗说：“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其实西汉的风气并不趋向绮丽，都是同样的宫怨主题，却以不同体裁样式出之的左棻《离思赋》，更足当此评语。至于“怨深”，则是一样的了。

在古代山东，乃至整个的女性文坛上，左棻均无愧于优秀作者之称。虽然此后的李清照，更以才情文藻胜她一筹，但两人均可辉立于女性文学史中。

总上所述者，可以看到，从汉末到魏以迄晋，是中国历史上由上古开始迈入中古的剧烈动荡变化时期，也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演进的时期。文学的本体自觉意识从逐渐苏醒、确立而趋于空前的张扬强化，强调审美价值和抒情功能，并且紧密立足于社会现实，贯注着崭新的艺术精神，从而导致创作实践中相应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在这个转型阶段里，山东文坛一改两汉的长期寂寥落寞局面，而骤发突现出耀眼光芒，涌腾了一批名家作者。他们或汇集于时代文学主流的前列，激荡风云，有力推动它的发展壮大，乃至蔚成高潮，如王粲、刘桢、徐幹等建安作家；或仍秉承前代风骨，而意气高扬、笔力劲挺，遂卓异于摛藻清艳、新声妙句迭出竞现的时代文学习尚之外，独立自傲，如左思。然而，在这之间，有一些类似处值得注意。

首先是思想方面的趋同性。虽然值当正统儒学日益衰微，老庄、刑名之说异常活跃，盛行于社会各界之际，山东作家们仍旧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功业心与使命感，积极入世，以期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在其作品里也屡屡予以彰扬，从而成为主流涵载。再者是浸染于乡梓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气质秉性中，情感多偏向发露外显、豪放疏阔，而缺乏纤细深隐之致。故体达在作品里，便流露为慷慨高歌、苍凉悲壮之音，气势充溢流荡，每喜用直举胸臆、极言尽致的手法，较少见包藏周致、含蓄委婉之笔。并且，缘因于嗜好传统的积习所致，纵使异代相隔，他们之间仍然出现了创作风格的承传袭接现象——最突出的便是“左思风力”，兼纳王粲的情深与刘桢的气盛为一体，情志深远、词气充沛，得于西晋文坛拔出众流之中，尽掩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