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鲁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如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新的开掘，关乎学术创新，更涉及对鲁迅的整体认识。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的主要不同是什么？鲁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作为精神资源，“鲁迅”广泛参与了中国百余年来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建设，所以，他是一位“国家作家”，是一位必须置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构的维度来认识的作家。而鲁迅的研究史也就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它必须在对鲁迅的这一新认识基础上来梳理、书写。

本书主要采用阐释学的思维与方法，以产生于不同时期的有关鲁迅的传记、论著为文本，梳理、考察鲁迅形象的复杂演变过程，以及这一过程是如何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程而发生微妙变化的。通过鲁迅形象演变史，思考现代国家意志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构成和文化取舍所产生的影响，探寻鲁迅形象演变的内在精神依据。

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李大钊的“青春中国”，再到郭沫若的民族“涅槃”，就百年文学来说，民族国家建构正是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文学主题发端、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潮、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一直到贯穿于解放后的历次文学运动的总背景。nationalism通常被翻译成“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刘禾称为“国家民族主义”，他说：“对现代性进行思考和肯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这使汉语的写作和现代国家建设之间取得了某种天经地义的联系。”不仅中国百年文学运动和文学主题的基本形貌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密切相关，而且与之同步的文学研究和作家研究也与此一大背景密切相关。鲁迅的诞生、步入文坛以及对他的书写、言说基本亦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同步。

因此，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为视域，全面梳理、考量整个阐释河流上鲁迅形象演变史无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鲁迅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使他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一个重要的话语资源。不同时代及置身其中的不同个体都构筑起自己的“鲁迅观”和“鲁迅形象”，不同的“鲁迅观”和“鲁迅形象”的论辩与冲突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图景。通过从20世纪30年代到21世纪初产生的各种鲁迅传记和其他关于鲁迅的言说，勾勒出这一文化图景中鲁迅形象的演变过程，从而获得对鲁迅形象演变的整体性认识。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寻绎步入“鲁迅世界”的恰当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以此为透镜考量整个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神脉动；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对于鲁迅形象演变的潜在影响。

应该看到，中国的鲁迅学史在新时期以来已经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王富仁的《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四个不同历史时期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勾勒出鲁迅形象的演化；张梦阳在《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中认为：认真梳理、评述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从理论上总结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经验，探索新版鲁迅传的写作新路，不仅对鲁迅研究会有所推动，而且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以至整个传记学的理论建设都会有所裨益。但是，这些新的思考尚被框范于鲁迅研究史和传记学的视域之内。张梦阳的皇皇巨著《中国鲁迅学通史》，将鲁迅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一种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的梳理与评述，以原始文献为基础再现了20世纪中国鲁迅学史的全貌，并对其中的精神文化背景与个中玄机作了深刻的分析。其不足之处在于，侧重于“鲁迅学史”的研究而未将鲁迅形象演变史作为重心，更不可能将鲁迅形象演变史放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观视域中去加以考量。徐妍长达40万字的新著《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的重构》也特别值得关注，其突出新意在于，以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视点观照“鲁迅形象的重构”，对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作了细致的梳理和整合，研究将重心放在“鲁迅形象重构”是一大学术创新。可问题是，该项研究只将视野限制于“新时期”，这样就不能在更长的时段上宏观考量鲁迅形象的演变史及其内在机理；而将自己的研究视点框范于“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则未能使之提升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层面，致使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被悬置。

总之，在鲁迅研究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对鲁迅研究之研究已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对鲁迅研究史、对鲁迅形象的建构史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和思考的时机已经成熟。在此一方面的研究上，最值得关注的趋势有两个：一是从传记学的角度对鲁迅传记的写作史进行研究；二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鲁迅研究史进行研究。

而以现代阐释学意识和方法为切入点，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为宏观背景，梳理、反思鲁迅形象的整体演变史，并将鲁迅形象演变史放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中探寻其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在目前还未形成专著专论，亟待引起学界的关注，因为这不仅关乎狭义的文学研究，而且关乎我们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未来。因此，不同时期鲁迅形象的建构，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的精神构成密切相关。

自“鲁迅”产生以来，对鲁迅的言说就从来没有停歇过，而这一言说过程恰与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史大致重合，对二者之间复杂细密的互动关联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寻绎鲁迅形象演变史的脉络，更为重要的是，借由这一作家形象演变史观澜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的壮丽图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作家是如何经由不断被言说而被纳入现代国家意志和文化想象的。鲁迅是中国现代优秀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的形象塑造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精神的剖析与描述。换言之，考察鲁迅形象的演变也就是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状况，这一演变过程几乎可以勾勒出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史。鲁迅形象的演变既可归因于西方思潮“外部冲击”的影响，也源于鲁迅形象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内部需要，即在建构鲁迅形象的背后，隐含着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精神选择。

有建树的阐释并不在于全面刷新以往有关鲁迅的言说，或者彻底否定以往的结论，即使泛政治化的阐释，也是要考虑阐释的特定历史性。基本思路紧紧围绕：鲁迅形象的动态演变以及鲁迅形象与阐释主体间相互生成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以时间顺序为经，以同一时期产生的鲁迅传记为纬设定基本研究构架。传记作者从自己所处的历史语境出发，使鲁迅形象经历了由启蒙者鲁迅逐渐走向政治形态的鲁迅，以后又还原为启蒙者鲁迅，同时深化了文化巨人与精神伟人的巨大空间与深邃世界，再转向探索个体鲁迅的多个侧面，最后汇合成多元的、立体的鲁迅形象：“民族精神的缔造者”、“饱含人文关怀的学者”以及“自由主义者”、“蔑视偶像的莱谟斯”、“社会公民”和“受凌辱最甚的人”等。这其中又包含一个解构的过程：解构者亦从反思政治形态的鲁迅被神化出发，发展到为了打破鲁迅神话而进行的缺少学理性的全盘否定，再经由俗化的论争，最后升级为对鲁迅形象的全面颠覆，包括其思想、文学和人格。把鲁迅形象演变史置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史的语境之内，思考鲁迅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演变成一位伟大的“国家作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