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阳明思想其佛教因素的政治与文化语境

第一节 明前中期的佛教政策及禅宗发展

一 明前中期之佛教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在思想上实行专制统治，对佛教的控制也极为严格。太祖朱元璋（1328—1398）少年时代在濠州皇觉寺出家，“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里人刘继祖与之地，乃克葬，即凤阳陵也。太祖孤无所依，乃入皇觉寺为僧”[1]。逾月，朱元璋游食安徽等地，三年后复还寺。因元末天下动乱，遂加入白莲教成为郭子兴（1302—1355）的部下，参与了打着佛教旗号进行的农民起义。白莲教是在宋代结社念佛、净土信仰广泛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是佛教的一个世俗化教派，其教义要求修心与修净土结合，后来演化为民间秘密社团。元代白莲教与民间信仰逐渐融合，在民众中得到迅速传播，最终导致了元末农民大起义。[2]

虽有八年的佛门经历，但朱元璋对佛法教义的理解尚处于初级阶段。从个人感情上说，他对佛教是怀有好感和尊崇的，作为统治者，他却又清醒地认识到佛教与社会政治及下层百姓的实质关系，对怎样发挥佛教的社会功能，谙熟于心。执政后，朱元璋对佛教采取了以利用整顿为首、严加控制为辅的政策。此外，元末因喇嘛教的盛行造成了诸多社会弊端，朱元璋对此也深有所感，在他上台后，对汉地传统佛教抱着大力支持的态度。有感于元末佛教与民间信仰的渗透所导致的社会动乱，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

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3]

朱元璋对民间神祠无序混乱的局面进行了整顿，把在百姓中有影响的神灵纳入佛教寺院系统，制定了相应的系列政策，使民间信仰尽量合法化。有学者表示，寺院僧众按照不同的方式，或直接在寺院中建祠祭祀，或参加民间神祠的修建管理，或给予民间神祠受戒，将寺院山林附近的民间神祠收入寺院系统。[4]这一举措，有力地清理了民间不应祀典的神祠，切断了它与佛教的组织联系，防止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其惑众滋事，甚至威胁到执政者的统治。

随之，朱元璋对佛教教团实行了全面有效的控制。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开设善世院，授浙江籍僧人觉原慧昙（1304—1371）从二品，以师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住持天界，统诸山释教事，下令“僧有行非法者，有言当痛治”[5]，进而“以释氏为世蠹，请灭除之”[6]。朱元璋对佛教的管理，慧昙认为太过严厉：“大林有不材之木，能尽去乎？只益释门之丑耳。事呈露，勿恕可也。”[7]并进言：“孔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以此知真儒不必非释，非释必非真儒也。上亦以佛阴翊王度。”[8]慧昙的意见不无道理，但出于统治者的管理角度，朱元璋并未采纳。

不仅如此，朱元璋对佛教的严厉控制更表现在一些细节上，如对崇佛女子在公共场合烧香等行为举止的限制，洪武五年（1372）五月，朱元璋下诏曰：“天下大定，礼仪风俗不可不正。……僧道斋醮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9]明令规定，男女不可混杂进行斋醮等仪式。除此诏令外，还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文：“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者，与同罪。”[10]可见，对外出烧香祭拜女子的惩罚是极为苛刻的。有配偶的女子可以让其丈夫顶替受罚，没有丈夫的女子就只能自己受鞭笞。此外，不按规定履行禁止的寺庙住持及守门人也一并受罚。

与朱元璋对佛教的严厉控制相随的，是他对佛教的大力推崇。其《谕僧》有云：“佛始汉至，教言玄寂，机秘理幽。以其有传也，抵期而无教。以其无教，而有印心之旨。”[11]可见，朱元璋尤为强调佛教之“印心”作用。在《谕天界寺僧》里，朱元璋表达了对佛教的看法：

吾闻释迦之教，务靖不喧，时洗心而刻涤虑，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虽不至六通圆觉之果，其报也必将来。所以修行者，磨厉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积也。凡云修行者，先置验不速，又将不期然而然欤？今之修者，期验欲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己，虑不隔尘，世之有者，念无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愆重嵬山，信之乎？[12]

朱元璋认为，明初僧人多舍本逐末，遗失了清静修习之心，而佛教之最大功能莫在于能洗心涤虑。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令征调全国名僧点校《藏经》，后命名为《洪武南藏》。随后，他又诏敕天下佛门，以《金刚经》《心经》《楞伽经》为研读经典，重视讲习佛教经书，再次强调了佛教洗心治心之功效。

在为《心经》作序时，朱元璋进一步谈道：

俄西域生佛，号曰释迦，其为佛也，行深愿重，始终不二，于是出世间，脱苦趣。其为教也，仁慈忍辱，务明心以立命，执此道而为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济群生。今时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虚而不实，何以导君子、训小人。以朕言之则不然，佛之教实而不虚，正欲去愚迷之虚，立本性之实，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异其名，脱苦有情。[13]

在朱元璋看来，佛教以明心见性为旨归，若认识到这一点，便能利济群生。时人却对此心存误解，认为佛法空而不实。其实，只要把握好心的作用，去迷妄之虚，显本性之真，佛教便能有益于世，反之，则不然：

如《心经》每言空不言实，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其六空之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为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祸及古今，往往愈堕弥深，不知其几。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几丧天下者，周之穆王，汉之武帝，唐之玄宗，萧梁武帝，元魏主焘，李后主，宋徽宗。此数帝废国怠政，惟萧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杀身，皆由妄想飞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尝渺茫，此等快乐，世尝有之，为人性贪而不觉，而又取其乐。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为国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为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伪焉，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虚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缠则淫欲并生，丧富矣。贫者被缠则诸诈并作，殒身矣。其将贤未贤之人被缠，则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缠，则不能立本性而见宗旨者也。所以本经题云《心经》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岂佛教之妄耶？[14]

纵观历史，因惑于“空相”导致怠政、亡国等系列后果的行为，可谓多矣。朱元璋频频举例是为了告诫、提醒人们，如果不识本心，就容易陷入虚妄的境地，故《心经》主旨是“去心之邪念以归正道”。

此外，朱元璋还重视儒释道三教的融会贯通，其《三教论》有云：

夫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释迦，道宗老聃。……古今人志有不同，贪生怕死，而非聪明求长生不死者，故有为帝兴之，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将谓佛仙有所悮国扇民，特敕令以灭之，是以兴灭无常。此盖二教遇小聪明而大愚者，故如是。昔梁武好佛，遇神僧宝公者，其武帝终不遇佛证果。汉武帝、魏武帝、唐明皇皆好神仙，足世而不霞举。以斯之所求，以斯之所不验，则仙佛无矣，致愚者不信。……若崇尚者从而有之，则世人皆虚无，非时王之治。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15]

在朱元璋看来，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态度，既不可因求长生而特兴之，也不可误其祸国殃民而大灭之，更不可过分推崇而致“世人皆虚无”，但也不能“绝弃之而杳然”。只要能辅以统治，那么就是有益于世的。三教虽不同，但从补益时政这一角度上来看，可谓“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显然，朱元璋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调和三教，提倡应发挥其不同之特点辅助教化、阴翊王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佛教居士的朝臣宋濂（1310—1381），于洪武十年（1377）收集太祖朱元璋关于佛教的言论，置于他所写的《新刻〈楞伽经〉序》中，如：“卿言《楞伽》为达摩氏印心之经，朕取而阅之，信然。人至难持者，心也。触物而动，渊沦天飞；随念而迁，凝冰焦火。经言操存制伏之道，实与儒家言不异。”[16]而宋濂则积极建议朱元璋：“以生知之圣，一观辄悟。诏天下诸浮屠，是习是讲，将使真乘之教与王化并行，治心缮性，远恶而趣善。斯心也，即如来极度群生之心也，何其盛哉。”[17]宋濂此举，不仅为统治者的政权增添了神圣光环，还推动了佛教在明初的发展。

下面来看明成祖的佛教政策。明成祖朱棣（1360—1424）在僧人独庵道衍（1335—1418）的鼓动下，发动“靖难之变”，历经四年最后夺取帝位。据《明史》载：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18]

二人关系甚密，受其影响，朱棣对佛教也相当尊崇。在授予道衍资善大夫、太子少师等职位后，朱棣对其亦官亦僧的种种日常行为，如“与语，呼少师而不名。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19]等皆持尊重包容之态度。

朱棣本为庶子，但在起兵时，他却自称是马皇后所生，是太祖的第四嫡子。为使其身份具有合法性，朱棣借佛教宣扬自己的“嫡子”名分。为使自己篡位夺权这一行为合法化，朱棣努力树立起一个崇信佛教的帝王形象，希望通过读诵、宣扬佛经来消灾涤罪。也因此，朱棣非常重视佛教的善恶因果、业报轮回说，其写于永乐九年（1411）的《御制观世音普门品经序》有云：

天道福善祸淫，故佛示果报，使人为善而不敢为恶。夫天堂、地狱皆由人为，不违于方寸之内，故为善者得升天堂，为恶者即堕地狱。夫忠臣、孝子、吉人、贞士，其心即佛，故神明庇佑，业障俱泯，是以生不犯于宪条，没不堕于无间。夫凶顽之徒，一于为恶，弃五伦如敝帚，蹈刑法如饮甘，宁喂罗刹，不钦佛、道。然人性本善，所为恶者，特气质之偏；苟能改心易虑，修省避畏，转移之间，恶可为善矣。为善则即善人，昔之所积之咎，如太空点尘，红炉片雪，消涤净尽。虽有果报，将安施乎？[20]

纵然以前为非作歹、不忠不孝，只要能洗心革面，过往错行就如宇宙间一粒尘土、酒垆边一片雪花，自会消泯殆尽，不留痕迹。简言之，恶也可以转化为善。朱棣此番言论，不仅是对天下子民的昭告，也是对自己的祈福和安慰。

朱棣曾翻阅佛教著作，采往昔名僧功行超卓者辑为一编，共九卷，名为《神僧传》。据其写于永乐十五年（1417）的《御制神僧传序》载：

神僧者，神化万变，而超乎其类者也。然皆有传，散见经典，观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遍，是以世多不能尽知，而亦莫穷其所以为神也。故间翻阅，采辑其传，总为九卷。使观者不必用力于搜求，一览而尽得之，如入宝藏而众美毕举。遂用刻梓以传，昭著其迹于天地间，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为神者有可征矣。[21]

以史者的态度搜集考求神僧异事，并付梓以传，这对帝王来说，是极为少见的。从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朱棣对佛教极为尊崇的态度。

永乐二十一年（1423），朱棣在《御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集注序》中更详细地表明了自己对佛教的态度：

佛道弘深精密，神妙感通，以慈悲利物，以智慧觉人，超万有而独尊，历旷劫而不坏。先天地而不见其始，后天地而不见其终。观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盖可见矣。是经也，发三乘之奥旨，启万法之玄微。论不空之空，见无相之相。指明虚妄，即梦幻泡影而可知；推极根原，于我、人、众、寿而可见。诚诸佛传心之秘，大乘阐道之宗，而群生明心见性之机括也。夫一心之源，本自清净；心随境转，妄念即生。如大虚起云，辄成障翳；如宝镜蒙尘，随韬光彩。由此逐缘而堕幻，安能返妄以归真？惟如来以无上正等正觉，发慈悲至愿，悯凡世之沉迷，念众生之冥昧，为说此经，大开方便。俾解粘而释缚，咸涤垢以离尘。出生死途，登菩提岸；转痴迷为智慧，去昏暗即光明。是经之功德，广矣！大矣！[22]

梁昭明太子曾将《金刚经》分为32品，而朱棣精选了唐宋以来《金刚经》注疏中“至精至要、经旨弗违”[23]之部分，结集成《金刚经集注》一书。从序文看，朱棣高度颂扬了佛理的弘深精密，认为《金刚经》阐发了明心见性之旨，习读此经，能使陷入冥昧堕幻的众生返妄归真。显然，朱棣非常清楚佛教具有解众生于沉迷之用，故他反复申明，视佛教为导民向善的最好方式。所谓的善，即维护和顺从儒家思想指导下的统治秩序和人伦关系，可以说，这是朱棣对待佛教的基本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明成祖资助了首部明刻大藏经的刊行。洪武五年（1372），朱棣邀请天下名僧宿儒到蒋山寺参与刊刻大藏经的工作，这就是明初刊刻于南京的《南藏》。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又赞助了另一部大藏经的刻印，这一版本对先前版本的错误进行了校正，规模稍大，质量较佳，即为明代的《北藏》，二者合称《永乐大藏经》。此外，明成祖还编制佛曲，如《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就有朱棣的御制序，备称念佛之益。曲后又有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月及十一月的《御制感应序》，中载施布佛曲名经时之灵应祯祥事迹甚多，虽或为文臣希旨之作，亦可见成祖之信佛程度。[24]

佛教虽然有助于统治，需要维护并提倡，但僧多则滥，坐食于民，无益于国。明成祖朱棣继承了明太祖对佛教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制定了严厉的政令来约束僧人的行为。永乐十年（1412），朱棣重申：

佛、道二教本以清净，利益群生。今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间修斋诵经，动辄较利厚薄，又无诚心，甚至饮酒、食肉、游荡、荒淫，略无顾忌。又有一种无知愚夫，妄称道人，一概蛊惑男女杂处无别，败坏风化。洪武中，僧、道不务祖风及俗人行瑜伽法，称火居道士者，俱有严禁。即揭榜申明，违者杀不赦。[25]

这里的“道人”是指那些以做法事来谋生的人，身份比较混杂。他们以僧伽形象出现，利用百姓对民间宗教的信仰滥行法事，败坏佛教祖风。明初时就有这种现象存在，洪武年间曾出台过严厉的政策，加以清理整顿。到永乐时，这种现象仍然存在，故从太祖到成祖，对此一直采取严厉的禁止措施，以防其间影响社会稳定因素的积累和蔓延。

明代的佛教政策，在太祖和成祖的奠基下，此后没有大变化，但由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发展有异，时有波动却也是常事。紧接着永乐朝的仁、宣之世，由于尚处在太祖、成祖的佛教政策的笼罩下，虽也有所改革，但未能真正地创新。

作为朱棣长子的仁宗朱高炽（1378—1425）虽在位一年，却开明朝仁德治国风气之先。继仁宗的宣宗朱瞻基（1399—1435），延续了仁宗所开之风气，在执政十年的时间里，再现了文景之世。

明英宗朱祁镇（1427—1464）在位时期，继承了明仁宗、明宣宗时期的政风，对佛道二教实行一直以来的限制政策，如宣德十年（1435），群臣奏请削减番僧在京人数：“比奉旨，省冗费以安养军民。今京师诸寺，法王、国师、番僧尚有四五百人，其供费浩繁，宜量数存留，余皆遣回本土。”[26]对佛教，明英宗认为：“朕惟佛氏之兴，其来已远，西土之人率多崇信。其教以空寂为宗，以慈悲为用，阴翊王度，化导群迷，良足嘉尚。”[27]景泰（1450—1456）初，为救济灾荒、筹集军饷，朝廷恢复了鬻牒制，此后，度牒一度失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发展。由于国家财力单薄，朝廷对申请度牒的额度及寺院修建的数量都进行了控制。但微妙的是，百姓对宗教的热情并未减退，民间宗教活动仍然非常活跃。

进入成化朝（1465—1487），宪宗朱见深（1447—1487）对佛教也极为尊崇，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其《御制重修灵光寺碑》有云：

朕闻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大圣人……夫佛即西方圣人，其道与儒道往往多同。佛谓为善升天，为恶入渊，作善得福，为恶受殃，其与儒之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言同。佛谓专心为善，子孙长享富贵，专心为恶，子孙俱堕恶业，其与儒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言同也。佛谓心为万法之本，儒谓心为万事之本。佛谓见性，儒谓知性。佛道与儒道同者多类此，非直此也。[28]

明成化十四年（1478）秋，宪宗敕命京西觉山下的觉山寺（即今灵光寺）重修工程开工。第二年，宪宗又亲为该寺御制碑文，主要从善恶报应的角度出发，重申了儒、释二教之相同性。宪宗重修觉山寺的目的在于，希望凭借佛教，使百姓向善背恶，保子孙既寿且昌。

又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下“僧道异恩”条载：

成化十七年，传升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为太常卿，盖自永乐间升右善世姚广孝为太子少师，及全真邱元清为太常卿，后来未有异典。然姚系佐命元勋，邱曾为监察御史，常恩不过以房中术得之。时尹恭毅任太宰，不能执奏。又是年赐番僧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慈宏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领占竺等十四人诰命。时周文安为宗伯，亦不闻执奏也。盖宪宗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如此。[29]

成化年间，宪宗对自己崇信的佛、道二教人士，予以提拔，并敕其担任要职。可职位形同虚设，这些僧道均混世欺名、逍遥无为。可见，在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上，宪宗与祖辈们差异不大，甚至更佞佛。

太祖以后，明朝历代皇帝中很少有人再就天命观及佛教、道教等宗教问题加以专门论述，他们对太祖奠定的佛教政策大体是接受而无异议，在对待佛教的基本态度上，主要沿用了太祖、成祖时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说，明太祖、明成祖的宗教思想奠定了明朝宗教政策的基础。

二 明前中期禅宗发展略述

明代佛禅之发展状况，整体上可以用明末曹洞宗殿军之永觉元贤（1578—1657）弟子为霖道霈（1615—1702）的一段话来概括：

梁普通间，菩提达磨，自南天竺国来，倡为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付法偈曰：“我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嗣是六代传衣，五宗竞出。由唐历宋，其化大焉。五宗者，沩仰、云门、法眼三宗，与宋运俱终。其传至今日者，唯临济、曹洞二宗。其洞上一宗，亦已久衰。至万历间，寿昌无明老祖杰出，始中兴于世。[30]

宋元之交，禅宗五家之沩仰宗、云门宗、法眼宗均湮没无闻，传至明代的就剩临济和曹洞两家。相较而言，临济一系又盛于曹洞。明代禅宗之发展概况，在士人眼里，是怎样的面貌呢？从明初沈世荣（生卒不详）的《三教论》中我们可窥一斑：

释迦出现西乾……东流此土，又化无数亿人，上士闻之，则明心见性，入圣超凡；下士闻之，则亦识果知因，改过迁善，辅翊王政，使不烦刑罚而治矣。故世之名儒英才间气，无不尊奉，道门高士亦或兼通。至唐而禅学大行，教理亦著，宗通讲贯心要，粲然不亦盛乎？其弊也，或偏行枯寂之宗，或作有为之福，则有独善而不能及人，乃至贪著而为供养。若左溪有居山之癖，梁武有舍身之愚。观达磨圣谛之言，永嘉劝友之书，有以规之深矣。然法流已久，其弊必臻，世道污隆，此亦常理。自五代至宋，而禅分五灯，各立宗旨，解悟异途，心学微矣。而诸方大匠，力拯颓风，杰出丛林，人亦不少。至四灯，与宋运俱终，独临济一宗，尚流今日。然自中峰（按，元代中峰明本禅师）撤席，未知道隐何方？尚赖教有明文，与心为证，慧命未绝，有若悬丝，作者弗起，予将何述？其衰也，亦非儒者毁之也。[31]

洪武八年（1375），福建学者沈世荣曾请太祖给《道德经》作注疏。洪武十五年（1382），他又奉召到南京，给太祖宣讲了三教合一的理论，做了翰林待诏。[32]从沈世荣的言论中，不难得知，早在明初，临济宗的发展就渐趋衰落了。因为统治者的高压政策，许多名僧都隐居深山，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临济宗自宋季稍盛于江南，阅元而明，人宗大匠，所在都有，而韬光敛瑞，民莫得传。”[33]这即是说，明代临济宗著名的禅师，仍有不少，因外部政治的高压及内部禅道的衰落等原因不愿显于世，故见于史传者不多。

明初较有名的禅师多出自江南临济宗，来自北方曹洞宗人相对较少。太祖执政时期，临济宗下较有影响的当属元叟行端（1255—1341）和笑隐大（1284—1344）两系，尤其是元叟行端法系，与朝廷关系较为密切。

元叟门下弟子众多，明初较有影响的是无梦昙噩（1285—1373）、楚石梵琦（1296—1370）、愚庵智及（1311—1378）三人。洪武三年（1370），太祖征诏天下名僧赴金陵天界寺参加法会，“其赴诏尊宿三十余员，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惟国清昙噩、双径智及并琦三人，频入宴文楼论道。”[34]这三人都参加过太祖征诏的法会，在法会上宣讲符合统治者需求的教义，超脱一切鬼神和轮回众生，以求保国安民。尽管这样，他们的法系并没维持多久，就渐趋凋落了。

作为禅僧，梵琦也崇信净土，写有净土诗若干首。明末高僧云栖祩宏（1535—1615）有言：“本朝第一流宗师，无尚于楚石矣。筑石室，扁曰‘西斋’。有《西斋净土诗》一卷行世，今止录十首以见大意。彼自号禅人而浅视净土者，可以深长思矣。”[35]明末高僧蕅益智旭（1599—1655）对梵琦的评价也相当高：“禅宗自楚石琦大师后，未闻其人也，庶几紫柏老人乎？寿昌无明师，亦不愧古人风格”。[36]梵琦是明初禅净双修的代表人物，后世对他的称颂，主要是从他以禅师身份弘扬净土，所取得的广泛影响上说的。

顺便说一下，智及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道衍，即辅助朱棣起兵，打败明惠帝朱允炆（1377—？）夺位的姚广孝。道衍终生为僧，但也担任世俗官僚，像道衍这样亦官亦僧的人，在明初还有不少，可见明代禅宗对国家的依附性日益明显。

再来看笑隐一系。因元末笑隐大在金陵传法，故此派弟子与太祖的接触较早，感情也较深。其弟子主要代表有觉原慧昙（1304—1371）和季潭宗泐（1318—1391）。朱元璋占领金陵时，慧昙曾亲自到军营中拜谒，并受命住持天界寺。天界寺是明初最为皇室看重的寺院，慧昙奉命住持，表明了太祖对其的特殊信任。

洪武五年（1372），宗泐也奉旨参与金陵法会并住持天界寺。他曾作《赞佛乐章》八首，并与具庵如玘（1320—1385）等人奉旨笺注《心经》《金刚经》《楞伽经》，颁行全国。笑隐门下这两位禅师在当时皆为佛教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也都积极地奉行朝命，其禅学思想并无创新处，故在此不再赘述。

至于曹洞宗，在明代主要是元代万松行秀（1166—1246）一系的传承。这里主要提及两人，雪轩道成（1352—1432）和洁庵正映（？—1426）。

雪轩道成，俗姓赵，元亡入明，历事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四任皇帝，与明廷关系良好。曹洞宗从第十八世的雪轩道成开始，正式进入明代，地域分布也从北方转移到江南。据《五灯会元续略》载：

洪武十五年，天下郡县开立僧司统领释教，师应选。道契、亲王、殿下睿眷尤隆。三十年秋八月召师至殿，命住天界，师奏：“不会佛法。”上制诗一首，镌于金榜，悬诸法堂，曰：“不答来辞许默然，西归只履旧单传。鼓钟朔望空王殿，示座从前数岁年。”[37]

洪武三十年（1397），道成受命住持天界寺，他以“不会佛法”婉拒，但太祖却作诗一首，对道成的不会讲经说法表示不介意，并引禅宗向来坐禅不讲经的老规矩宽慰道成。

明代统治者尤为重视讲经注经，故义学较禅学更为发达。在临济宗高僧笑岩德宝（1512—1581）时代，“义学纷纭，禅宗落寞，而少室一枝，流入评唱；断桥一派，几及平沉。虽南方刹竿相望，率皆半生半灭。佛祖慧命，殆且素矣。”[38]此处的“少室一枝”指代曹洞宗，从元初始，曹洞宗在河南嵩山建立禅学阵地，到明中叶，却没有任何创新，停留在公案的评唱上；“断桥”即指宋代临济宗破庵派僧断桥妙伦（生卒不详）。明中叶，临济宗庙宇虽聚集于南方，却毫无生机。

禅林衰败的情况到了晚明就更趋严重，万历四十八年（1620），曹洞宗禅僧麦浪明怀（？—1620）在答来访之设难者时，有云：

时人称善知识者，始则把古人公案一一思维计较，望空穿凿，或复以讹传讹，递相聋瞽；终则装大模样，弄小聪明，不鉴来机利钝，一味以大帽子盖戴，使新学者倾心渴仰。及乎微细盘桓，则宗门、教门，玄学、义学，触事面墙。云门大师呼此辈为半日师也。《楞严》云：“如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夫子亦曰：“色厉而内荏，其犹穿窬之盗。”诚法门之衰相也！[39]

确实，明末丛林的芜杂混滥，已到了禅门内部之僧人也表示不满的地步了。难怪曹洞宗禅僧无异元来（1575—1630）批判道：“近时禅道凋零，人心狂悖，天下无真正知识导引后来，亦无真正学人参询善友。宾主相见，各负胜心，如傀儡一棚……更有无知学者，认定个业识茫茫，谓之自己；指面前顽虚境象，谓之清净法身。眼底无人，自尊自大。如此邪辈，是处皆然。若当作禅门下客，祖师门庭，则扫地而尽矣。”[40]

洁庵正映，江西抚州金溪洪氏子，是曹洞宗十九世中较为杰出的人物。明洪武十九年（1386）试经得度牒，谒灵谷寺巽中谦禅师，谦殁，谒雪轩道成。据《补续高僧传》载：

洪武中，奉诏掌京师天界寺。床帏不设，寒嘉一衲。上闻而嘉之，移命掌泉州开元寺。开元旧名莲华寺，自唐匡护大师开山以来，代不乏人。近以元末，扰害灾火迭兴，僧徒屋宇，罄殒无遗。有司以闻，故有是命。高皇帝，面谕遣之，曰：“著尔去作住持，如今作住持难，过善则受欺侮而不振，过严则致毁谤而自隳。尔但清心洁己，长久钦此，自能整颓纲，光祖席耳。”师奉旨惟谨，莅寺宣阐，未几，玄风大振。首作讲堂，额曰“清心洁己”，示不忘也。[41]

正因为太祖有着出家为僧的经历，对寺庙住持日常工作的难处了然于心，故才有了对正映的这番入情入理的提醒。可见，明初的佛教界就已现颓势，到了明中期以后，更是积重难返。

永乐二十年（1422），正映朝京回，受命住持福州雪峰山崇圣寺，“雪峰屋老敝已，甚不堪仍旧，师一举而新之。人咸以为应雪峰再来之谶。”[42]正映重振寺庙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受到了各方的认可，以致人们认为是祖师雪峰义存（822—908）的再现。可见明初丛林虽现颓势，但仍维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映又奉旨住持南京灵谷寺，后卒于灵谷。正映一生三主名刹，极受帝王礼遇，与明廷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