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尚书》各部分产生的时代

大致确定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具体产生时代是《尚书》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虽然本书的《尚书》研究是以经过后代整编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但了解各篇作品的具体写作和编纂时代将能够保证材料的真实可靠和研究的科学有效，有助于我们对《尚书》全面、深入的理解。由于研究对象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文本难懂，又缺乏有说服力的出土文献的支持，处理这样一个难题要面对的困难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问题困难到无法解决，但至少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阶段完全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还不大。但不管怎样，从事《尚书》研究，这一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尽管目前还不可能对《尚书》各篇产生的时代全都给出明确的答案，至少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总结和梳理，通过归纳众多学者的观点，勾勒出《尚书》形成的基本时间线索，确定历史上《尚书》编次结集的大致时期，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尚书》文学性的深入探究。至少，关注这一问题将会为《尚书》的文学研究提供富于启示性的认识线索，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因此，我们把确定《尚书》各部分的产生时代问题作为本书的起点。

二十八篇的具体篇目如下表：

关于这二十八篇的产生时代，堪称尚书学的一大难点。今文二十八篇，本是秦朝博士伏生所传、经过数次整理改编的传本。汉文帝时立从伏生受学的晁错为尚书博士，汉武帝与汉景帝时又分别立伏生的数传弟子欧阳高和夏侯胜、夏侯建为尚书博士，专门执掌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今文《尚书》二十八篇遂在官方的弘扬和保护下得以讲解、传承，成为汉代的法定经典，具有不容置疑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从那时起，人们相信二十八篇的写定时代就是各篇内容发生的时代，并且经过了孔子的整理删定，因而从来无人质疑。《尚书》古文学派虽因学术和政治原因与今文学派长期对立，但也从未提出这一问题。直到宋代，吴棫、胡宏和朱熹因怀疑《书序》的真实性，遂怀疑到《尚书》个别篇章的作者和年代等问题，如《康诰》《酒诰》《梓材》的作者和时代。由于《尚书》在封建时代经学中的特殊地位及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在文化专制制度下，两千余年中虽有个别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一些见解，但在正统派“师心杜撰，窜乱圣经”[1]的指责下，这一问题始终没有真正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随着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学术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明清学者终于打破禁锢，开始对传统上“神圣”的经书展开质疑。梅鷟、阎若璩、惠栋等人经过严密的考证，证实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之伪，奠定了《尚书》科学研究的基础。到了近代，在社会发生巨变、文化专制瓦解的情况之下，今文二十八篇也开始受到质疑。康有为等人继承了清代今文学家的传统，由伪古文而疑汉古文，进而疑及汉今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以六经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虽然议论弘肆，耸动一时，终因臆测无据，师心逞论，学术价值远不如思想价值。进入20世纪之后，在社会文化、政治发生巨变的环境下，在西方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之下，伴随着学术界有关古史问题争论的深入开展，《尚书》各篇的创作年代问题终于演变为学术热点。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一系列研究论文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掀起了研究《尚书》年代学的学术热潮。在此期间，梁启超、王国维、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等一大批新老学者均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虽然观点歧异，各持己见，时至今日仍然难得定论，但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20世纪后半段，尤其是80年代之后，以刘起釪为代表的一批《尚书》学者，继承了“古史辨”派的优良传统，继续对《尚书》诸问题，包括今文二十八篇的产生年代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更新的进展。由于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一些学者对解决这一问题又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相关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下面我们将把今文《尚书》分解为《虞夏书》《商书》《周书》三个部分，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各家各派的观点分别予以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尚书》各部分的产生时代和全书的成书过程提出意见。

（一）《虞夏书》

《虞夏书》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四篇。关于《虞夏书》产生时代的争议，是《尚书》三部分中分歧最大的，两千余年来，大致形成了如下几种观点。

1.虞夏说

从汉代至清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官方的正统观点认为，《虞夏书》为当时史官对其时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产生于虞夏时代。两汉的今古文经师虽争执不休，但在《虞夏书》产生时代的问题上却认识一致。东汉古文《尚书》家马融、郑玄注《尚书》，明确提出《虞夏书》中的作品为唐尧、虞舜时代与夏代史臣所记。唐代孔颖达作《尚书正义》，沿袭马、郑之说。至宋代程颐开始怀疑旧说，认为《虞夏书》是“史官记载前世之事”，认为《虞夏书》并非产生于唐尧、虞舜之时，而是后世史官的追记。[2]宋儒大多支持程颐此说，但很少明言《虞夏书》具体产生于何代。而蔡沈《书集传》仍沿袭汉唐旧说，认为“《尧典》虽记唐尧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书》。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当曰《夏书》，《春秋传》亦多引为《夏书》”。[3]元代之后，随着辨伪之风的兴起，汉唐旧说日渐失去支持者。

近现代以来虽仍有个别学者坚持旧说（如曾运乾的《尚书正读》），但响应者已寥寥无几。郭沫若在作于1935年的《先秦天道观之演进》一文中说：“生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古代研究上对于资料的缺乏，已经在发着浩叹。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夏、殷距孔子之时未远，已无十足文献可征……照现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所得来的知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我们要断定夏代还是传说时代，可说是不成问题的。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传下来的史影。”[4]

刘起釪也说：“以今日的历史学常识来看，知道夏代刚刚脱离先史时代进入有史时代。观殷墟甲骨文字尚只是汉字形制已经达到定型的文字，夏代文字很难说，即使已有原始文字，也只是漫长岁月中进展很慢的朝着定型的汉字前进的文字，是无法写出长篇的文章的。像最初由口耳相传，到有了可记事的文字时始加以记载，至商周始写定成篇的夏代开国宝典《甘誓》，只那么简短几句，显然夏代是不可能产生《尧典》这样的长篇大作的。”[5]

汉唐旧说认为《虞夏书》是唐尧虞舜或夏代史官记录的当代历史，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在今日看来近乎不值一驳。但在文字历史（recorded history）出现之前，曾经长期存在口传的历史（oral history，unrecorded history），不能因为夏代没有文字，文化不发达，便因而怀疑《虞夏书》的真实性。姜广辉认为：“在儒家的经典中，《尚书》中口传历史的成分最多，所述内容时代久远，《尚书》第一篇《尧典》开头的‘曰若稽古’、《洪范》中的‘我闻在昔’、《吕刑》中的‘若古有训’等等都明确表明所述内容是流传久远的。华夏民族由于历史上从未间断聚族生活，集体保持着远古的记忆。中国上古史多为传说性质，传说可以是口耳相传的历史，并不等同于神话。文字发明之后，先记载切近的事情，然后才去追记较远的历史，这是很正常的。晚于文献记载的上古历史，不能就视为后人的伪造。”“在各民族文明史中，大都有一个由口述历史到成文历史的过程。这种口述历史传述本民族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情，代代相传，流传的年代可能相当久远。因此也就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传述历久而失真。但即使如此，仍有其真实的史影在。”[6]有关上古时代“河图洛书”的传说，已隐约透露出《尚书》具有的原始的神秘性质。这一类口传的原始的历史在文字时代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作为前代的历史而流传。甚至在文字已经出现之后，仍由殷商和周代朝廷中的乐官（瞽矇）通过口头的方式传诵。徐中舒就认为，直到春秋时代，我国学术文化虽已高度发达，但有关历史的传习还未能脱离以口语传诵为主的原始方式。[7]“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史官的文字历史和瞽矇的口传历史曾长期共存互补，《尚书》的来源也因此分文字和口传两种方式。若从口传的角度看，传统的观点亦自有其合理性，不能简单否定。

2.周初说

自清代开始，学者们对《虞夏书》的认识逐渐摆脱了汉唐旧说的桎梏。清代刘逢禄的《尚书今古文集解》、魏源的《书古微》、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正》皆以《虞夏书》中的《尧典》诸篇为周代史臣所记。

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了“周初说”，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在《古史新证》中认为：“《虞夏书》中，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然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8]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从语言的难易、地理的变迁、名物制度的差异等几个方面进行考证，认为《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四篇“也许是周人追述之辞，不能认做尧舜史官所记”。[9]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说：“部分伪未决定者，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10]

3.孔门说

汉代王充《论衡·须颂篇》谓：“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谁也？孔子也。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认为《尧典》等篇章为孔子所作。但这种说法与正统观点相矛盾，故汉代之后久无嗣响。

至清代，一些今文经学家出于现实需要，明确提出“六经”，包括《尚书》皆为孔子所作的观点。廖平的《知圣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五经通论》皆持此说。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于《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中认为，六经，包括今文《尚书》皆为孔子“托古改制”之作。他重理王充旧说，以《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诸篇文字“皆整丽谐雅”，因而断言这几篇“皆纯乎孔子之文”。[11]这种观点在当时影响颇大。

“古史辨”派兴起后，学者们获得了充足的证据，相信《虞夏书》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存在紧密联系。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1923年6月写给胡适的信（《论今古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明确断言，《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伪造的。他认为，三篇中的前两篇是儒家政治理想的结晶，是儒家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古代固有的历史提出，借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后一篇则是战国之世，在走向统一前夕，由当时的地理学家按当时的疆域所作的总结性的地理记载。[12]钱玄同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提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篇，一定是晚周人伪造的。”[13]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评论说：“顾颉刚先生及他的朋友们……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古史中的最高的权威，《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写定归还在春秋和战国的时候。”[14]顾颉刚的弟子何定生作《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根据《尚书》各篇的文法，证明《尚书》是周代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周以前作的。《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作品。[15]

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古代社会研究》中，通过对《尚书》的篇章结构、地理疆域、人格发展的阶段、天人一致观的表现、折中主义的伦理、三年之丧的出现、大一统观念的表现等七个方面的辨析，认定《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但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乎不可！”[16]并认为《甘誓》应该归入《商书》。他的《释祖妣》一文，据《尧典》“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一句中“百姓”字无有（古金文作百生），三年之丧古无有，考妣二字连文始于战国等证据，断定“《帝典》诸篇为孔门所伪托”。[17]在1935年作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他根据文笔和思想内容，把《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的著作权具体划归倡导五行说的战国儒者孔子的孙子子思。[18]

陈梦家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曾把今文《尚书》按产生时代分为五类，其中第四类是战国时代拟作的誓，包括《甘誓》；第五类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包括《尧典》《皋陶谟》《禹贡》。[19]他在《尚书专论》一文中认为：“《夏书》可能为晋人所追拟……成于东周时期。”[20]

刘起釪也说：“由于经过进一步研究，获知这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不是编定于战国后期，资料来源较早，大抵最后定稿于春秋时期。其中《禹贡》经过深入探析其内容，并采纳考古学者的意见，其编写时间还要早……它的蓝本可能出于商史文官对夏史口碑的追记，而基本定型的《禹贡》这篇纯地理著作则是周初史官对夏商史迹的追记。但把这部纯地理著作加上首尾几句，认定为大禹治水分州的文献，并把春秋时始出现的关于疆域区划的空想的‘五服制’附入《禹贡》篇中，则是春秋时期的事，所以《禹贡》的最后附丽儒说的定本，和《尧典》《皋陶谟》的最后编定基本在同时……《尧典》基本成于春秋时创立儒家学派的孔子之手，《皋陶谟》的编定大概亦相去不远。总之这三篇最后由春秋时儒家编定收入与《诗》并行的这两部主要教本的《书》中，应是无问题的。”[21]

4.秦汉说

顾颉刚于1923年曾对《尚书》二十八篇的产生时代进行了划分。他认为，《虞夏书》中的《甘誓》或是后世的伪作，或是史官的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形成的著作，总之是东周间的作品。而《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则“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的拟书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22]他1931年在燕京大学讲课用的《尚书研究讲义》第一册（丙种之一）中认定，今本《尧典》等篇“其地域与制度大率取于汉武帝时”，是写定于汉武帝时的伪作。

陈梦家在《尧典为秦官本尚书考》一文中提出，汉初伏生所传《尚书》是秦始皇时的官本，并以《尧典》一篇为例进行说明。他认为，伏生为秦博士，当时秦王朝尊官学而禁私学，而《尚书》在官学之列。伏生所传《尚书》有可能是采用秦制而将秦前传本加以修订而成的。他认为：“当时齐鲁的儒者为了给秦始皇的新制度找文献的根据，局部的修订他们的经文传本，是可能的。汉初治《尚书》者多为齐人，而伏生也是齐人。”[23]张西堂在《尚书引论》中将今文《尚书》之作品按产生年代分为四组，其中将《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确定为战国、秦汉间的作品。[24]马雍认为，《虞夏书》各篇都不是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是战国时期，甚至秦代的作品，其中只有《甘誓》见于战国前期学者墨子的著作中，因此这一篇至少在战国时期以前即已存在。[25]

蒋善国在《尚书综述》中，从思想、词义、名物制度等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认为《尧典》和《皋陶谟》两篇是根据同一材料同时整编的，是在秦统一天下到禁《诗》《书》之间整编完成的。他认为，尧舜的传说早在春秋以来便存在着，至战国始出现《尧典》的简编。今本《尧典》是在秦并天下到秦始皇末年这段时间内，由儒家和博士以战国旧本为基础，采集尧舜传说，基于儒家的立场和秦代的制度，整编而成的。而《皋陶谟》则是儒生和博士在整理《尧典》的同时，将皋陶谟的言论从战国时出现的《舜典》中剔出来，汇集而成。[26]

（二）《商书》

《商书》包括《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自汉代以来，人们相信它们是商代的作品，几乎无人表示怀疑。直至清末，《商书》的产生时代才成为了问题。

1.商代说

自汉代以来，除个别学者外，人们都相信《商书》是商代的作品，许多近现代学者仍然坚持传统的认识。如梁启超先生认为，从《汤誓》至《微子》，这些《商书》作品的真伪绝无问题，年代可照向来之说，看作商代的作品。[27]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也说：“《商书》中之《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皆当时所作也。”[28]郭沫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对《商书》的认识接近于商代说。他说：“殷代的散文，如《尚书》中的《盘庚》和《高宗肜日》等篇是可信的，虽然经过后人的润色。其中已有‘民’字，也还有不少其他的字为甲骨文中所未见。”[29]

马雍也认为，《商书》各篇之中，只有《汤誓》是后来追述的历史传说，其余几篇都是比较直接的档案。[30]随着古史与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发展，商代说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至今仍有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仍相信，《商书》各篇，尤其是《盘庚》，在思想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上都与周代诸诰有很大的不同，很可能最早完成于商代。如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持这一观点。

2.西周说

王国维在《高宗肜日说》中认为，《商书》中的内容都是殷代的，所记录的讲话都有原始记载，但在语言文辞上有一些与殷代不合。据此他提出：“《商书》之著竹帛，当在宋之初叶。”他推测《商书》的篇章写定在纣亡之后，微子受封建立宋国之初。[31]傅斯年也认为，《商书》的《盘庚》及《高宗肜日》两篇，“以年代论，比《周诰》早得多；以文辞论，反比《周诰》较易通解，然这两篇都不类春秋的文辞”。他进而提出：“商末至少有两次的大乱，一为纣亡时，二为武庚亡时。经过这样大乱，册府是完整不了的。清朝人不为明朝人保存档案，周朝人更决无为商朝人保存史料之理。宋以丧亡之后，小休之时，根据传训，写成典书，是事实之最可能者。惟其传说有自，所以不像后来的文辞；惟其追记在后，所以稍有近后的语句。”[32]

郭沫若认为：“《商书》除掉殷末的几篇而外，也都大有问题。”他从卜辞与《商书》对至上神称呼的不同，发现了《商书》存在的年代问题。卜辞称至上神为“帝”，到了殷代的晚期，变成“上帝”，但绝不称“天”。因为“天”在卜辞及周初金文中只是个普通的字，与“大”字同意。而《商书》中的《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各篇均出现以“天”称至上神的现象，因此，他认为：“除掉《微子》和《西伯戡黎》的两篇是在卜辞的年代范围以外，其余的都是不能相信的。《高宗肜日》据《史记》是作于祖庚时代，在武丁之后，称帝为天庸或有之。但那种以民为本的观念，特别是‘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国王应该尊重老百姓，没有一人不是天的儿子）的说法，在古时是不能够有的。民在周人本是和奴隶相等的名词，卜辞中也没有见到民字以及从民的字。《高宗肜日》一篇也是不可信的。”[33]

何定生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据《尚书》的文法考证《尚书》为周代的作品，没有一篇是周以前作的，《商书》中主要作品《盘庚》作于西周，而《汤誓》作于东周。[34]

蒋善国在《尚书综述》中认为，《商书》中《西伯戡黎》与《微子》两篇“实际都形容纣的恶德，表明殷之所以将亡。在辛纣……的暴政下，有谁敢记这种批评当时朝廷的言论？所以这两篇的成书，一定不在纣时，而在周初武王的时候”。[35]

裘锡圭认为：“《商书》用词行文的习惯往往与甲骨卜辞不合。如《盘庚》喜欢用‘民’字，在卜辞里却还没有发现过同样用法的‘民’字。但是《商书》各篇所反映的思想以至某些制度却跟卜辞相合。看来，它们（《汤誓》也许要除外）大概确有商代的底本为根据，然而已经经过了周代人的比较大的修改。”[36]

刘起釪也通过对《商书》语言和思想内容的研究，认为《商书》部分篇章的写成定稿“时间当已进入了周代，执笔修饰写定的人当是以接受周人语言影响的宋国史臣”。他认为《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三篇的写定“肯定是在商亡后较久的时间，殷人已周化很深的情况下写成的，《汤誓》和《盘庚》的写成时间，是比这三篇要早一点的”。[37]

3.东周说

清代一些今文学家认为“六经”为孔子所作，则《尚书》自然也为孔子所作。廖平的《知圣篇》、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五经通论》皆持此说。康有为在《六经皆孔子所作考》中提出：“其‘殷盘’‘周诰’《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据旧文为底章，而大道皆同，全经孔子点窜，故亦为孔子之作。”[38]

顾颉刚认为，《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作品“有的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是东周间的作品”。[39]

傅斯年认为：“《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40]

陈梦家于1956年为作于1942年的《尚书通论》补作结语，在结语中，他将今文作品的产生时代分为五个时期。其中战国时代产生的作品分为两部分：一是战国时代拟作的誓，其中包括《商书》中的《汤誓》《盘庚》两篇；二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包括《商书》中的《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三篇作品。[41]而他于此前作于1943年的《尚书专论》中，认为《商书》“可能为宋人所追拟……成于东周时期”。[42]

张西堂在《尚书引论》中，根据文中语句和职官等线索，提出《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作于西周与春秋间，皆后世据传说追录。[43]

（三）《周书》

《周书》包括《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十九篇。与《虞夏书》《商书》的聚讼不休，莫衷一是相比，《周书》的问题则要简单得多，大致存在两种说法。

1.真实档案说

自汉代到宋代，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产生时代从未成为问题，尤其是主体部分的《周书》更是如此。只是到了宋代，个别学者才对《周书》部分篇目的作者产生疑问，而对诸诰的产生时代则从无异议。近现代以来，主张《周书》系周代真实历史记录和真实历史档案的观点仍是主流。

梁启超认为：从《牧誓》到《泰誓》叫作《周书》，真伪绝无问题，年代可照向来之说，看作周代的作品。[44]王国维也认为，《周书》中之《牧誓》至《秦誓》二十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皆当时所作也”。[45]陈梦家断定，除《牧誓》《洪范》二篇为战国时代的著作外，《周书》的作品都为西周时代产生。[46]马雍认为，《周书》大体都是可靠的真实档案文献，其中唯有《洪范》，内容全系五行学说，似应是战国时期五行学家兴起以后的作品，但也无法确定。[47]裘锡圭说：“通过跟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作对比，我们可以相信《尚书》中的《周书》的大部分（自《大诰》以下各篇），虽然其文字在不断传抄刊刻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不少讹误，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原件’的面貌。”[48]

2.部分作于东周说

清代部分今文学家将《尚书》的著作权归诸孔子。康有为在《六经皆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其‘殷盘’‘周诰’《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据旧文为底章，而大道皆同，全经孔子点窜，故亦为孔子之作。”[49]

顾颉刚认为，《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等十三篇，“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为真”；而《牧誓》《金縢》《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诸篇，有的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或是后世的伪作，或是史官的追记，或是真古文经过翻译，是东周间的作品。[50]

傅斯年认为，《周书》的大部分，“自《大诰》至于《顾命》，合以《文侯之命》，凡十三篇，此正所谓‘佶屈聱牙’之文辞，文式语法皆为一贯。此真一部《尚书》之精华，最为信史材料”。[51]张西堂在《尚书引论》中，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考证，将《周书》中的《牧誓》《洪范》《金縢》三篇确定为战国初中叶作。[52]陈梦家也将《牧誓》与《洪范》两篇划归战国时代的著作。[53]

何定生作《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据《尚书》的文法对《周书》进行研究，确认《周书》中的《大诰》《酒诰》《君奭》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余《立政》《梓材》《无逸》《文侯之命》《召诰》《牧誓》《费誓》《洛诰》《吕刑》《秦誓》《多士》《金縢》《多方》《康诰》是东周时期的作品。其中《大诰》最早，作于成王初年。[54]

刘起釪认为：“在《尚书》全书中来说，也基本只有作为讲话记录的诸‘诰’才是可靠的文献。”而《周书》中的《金縢》《顾命》等叙事文，与诸诰体例不一致。这些叙事之文的风格也较平顺，“颇接近东周，很可能是东周史官所补述”。[55]

综合上述对于《尚书》三部分的引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产生时代越早的部分，争议越多，诸家主张的实际产生时代反而越晚；产生时代越晚的部分，争议越少，诸家主张的实际产生时代反而越早。按照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学说来解释这一现象，即《尚书》的各部分亦如古史一样，是层累地造成的。其中史实越古的作品，其实际写定的时代却越晚；反之，史实越近的作品，其实际写定的时代却越古：史实与作品的产生时代成反比。具体地说，《虞夏书》的史实发生时代最久远，而它最后写定的时代却在最后，晚于《商书》和《周书》。《周书》的史实之发生晚于《商书》和《虞夏书》，其实际写定的时代却早于《商书》和《虞夏书》。

按照这一基本判断，结合前面引述的各家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周书》虽然史实发生时代最晚，但它的可靠性却最高。梁启超、王国维、陈梦家等几位学者都主张“真实档案说”；即便是主张“部分作于东周说”者，其下限亦不晚于战国。相对于《虞夏书》与《商书》，《周书》可以说是争议最少，问题最少，诸家主张之时代最为接近的一部分。

反观《虞夏书》，史实发生最早，问题最多，争议也最大。四种观点中，“虞夏说”只能说明《虞夏书》的口传来源，用来说明其实际写定时代，显然不能成立。其余三说都有存在的理由。相对来说，“秦汉说”主张者要少一些，只有陈梦家的“伏生《尚书》为秦官本说”颇为有力，蒋善国也是此说的支持者。但陈氏、蒋氏也只是主张“局部改编”“部分整编”，并不否认战国时期已存在着《虞夏书》的底本和简编本，故此说实际与“孔门说”并不矛盾。余下“周初说”和“孔门说”，其中主张周初者人数更少，而且拿不出实际证据，王国维、梁启超多使用“或”“也许”一类游移之词，未下肯定判断。“孔门说”实际还可细分为春秋和晚周（战国）两种观点，主张者均人数众多，且都有足够的证据。总体来看，断定《虞夏书》成书在春秋战国之时，应是没有问题的。综合各家的观点和证据，具体说应是成书于春秋与战国之际，晚于《商书》和《周书》。

《商书》的情况介于前两者之间。三种说法中，“商代说”显然缺乏说服力，虽然可以判断《商书》各篇在商代存在底本，但多种证据显示，《商书》的最后写定肯定不在商代。“西周说”与“东周说”均可成立。大致看来，《商书》应是以商代底本为依据，先后经过了周初史官和春秋时期儒门学者的加工润色最后完成的。故《商书》产生时代当早于《虞夏书》而晚于《周书》。

通过上面的引述和推论，对于《尚书》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大致找到一些线索，勾勒出一个形成发展的轮廓。首先，西周初年应看作《尚书》形成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今文二十八篇的主要部分——《周书》的许多篇章和个别的《商书》篇章在这个时期基本写定了。这些由周初史官写作出来的作品，肯定经过了后世的改动，但大体保持了原貌。其次，春秋时期，具体地说，春秋后期当是《尚书》形成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在此期间，儒家学派对第一个时期流传下来的《尚书》作品进行了一定的加工，以便适合自己的需要；同时，他们又在前代资料，包括文字档案与前代口传资料的基础上，从儒家学派的立场出发，改写和编订了一批新的《尚书》作品，包括《周书》的一部分、《虞夏书》的一部分。再加上他们搜集整理的《商书》的一部分，《尚书》在这一时期便基本定型了。第三个时期是战国末期到秦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走向统一的时候，儒家学派的学者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对传统学说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才能使他们的学说和他们自己生存下来。于是就有了《尚书》篇章的一次较大的改造，包括部分改写和重新编排。这次改造之后的《尚书》成为秦王朝的官本，由伏生部分地保存到了后世。在这三个时期里面，第二个时期也许是最重要的。除了使《尚书》定型和基本成书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尚书》被赋予了思想和灵魂，形成了构成《尚书》本质性的东西，开始了《尚书》经典化的过程。第三个时期是《尚书》文本的最后完成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就在这个时期最后完成。而第一个时期是奠定基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生活于西周初年的史官们写作了第一批《尚书》篇章，为《尚书》确立了基本的写作模式，他们是《尚书》文本最早的作者。